网络社会年会

第一届网络社会年会主題演講 — 希尔特·洛文克:媒体,网络与平台

第一届网络社会年会
时间:2016年11月14日上午
地点: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水岸山居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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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早安!非常荣幸大家对我的邀请,这也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做公开演讲,我来过中国多次,但做演讲是头一回。非常荣幸在第一届网络社会年会上发言

我的话题是自传式的,当然也是理论的以及政治的,我以三个关键词为核心,它们构成了我的生活和我的工作:“媒体、网络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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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德勒兹的追随者,所以我不会说它们是一个装配(assemblage)。我也不会说它们构成了一个历史序列,我自己并不十分相信这些。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特别是从我个人经历的角度来看,对我而言媒体问题在80年代、90年代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是放在社会运动中的媒体行动主义的背景下,当时出现了DIY媒体,我们称之为战术媒体(tactical media)。之后就是90年代的网络的兴起,我们在1995年启动了Nettime,对于思考政治、美学、批评的人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网络,这就是“网络”一词下的一个例子。最近的5到10年,我们看到了平台概念的兴起,这与其说是进步不如说是倒退,是吧?当然思考这一倒退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做公开的演讲,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阿姆斯特丹所做的一些工作。你们想象一下,那是一间很小的房间,只有两到三个研究学者,但是我们推进了网络。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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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占屋运动,你要知道自己可以无中生有,这很重要。我们手上并没有很多的资源,也不富裕,但我们有能力动员集体想象力,去想象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我们连接众人,推进工作。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在复技艺(Polytech)的很小的研究中心,我们不是一个大学,我也不是教授,我没有任何学生,不带研究生博士生,但是我们有做学术研究的自由。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项目,我们2009年开始,它研究搜索引擎的美学、政治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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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叫做“查询的社会”(Society of the Query),这与居伊德波和情境主义者有关,当前的社会已经从景观社会,一个充满电视、电影等等的社会,转变为查询的社会,变得更加抽象和不可理解,它是如此的不可见。我们的网络社会就很抽象,我们必须共同努力让它变得可见,这是第一步:把看不见的权力关系变得可见,这非常困难,这个项目是非常实践性的。我们都用搜索引擎,如今这个行为已经司空见惯,这就是问题所在,就这个意义来讲,谷歌和百度没有任何的差别,它们在暗中运行,正因为它们藏在背景中,所以变得更加要紧了。这也许是个弗洛伊德式的观念,消失了的东西一定会回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难道百度变得不重要了?不是这样的!谷歌也同样如此,它们都受益于这种隐形状态,这一点甚至十分显然。

另外的这个项目我也非常喜欢,这个项目在印度发起,我们和班加罗尔的朋友一起进行研究,这个网络叫做“批判的观点”( Critical Point of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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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项目显然与维基百科的“中立的观点”有关。我得承认,维基百科人并不喜欢这个项目,他们说你不该去拆维基百科的台,你应该支持它,但我们不这样想,我们觉得支持维基百科最佳的方法就是批判它的基础假设,尤其是从后殖民的角度来对它进行批判,而与印度的学者、行动者携手共进再合适不过了,这是我们重要的灵感来源。但不幸的是我们显然没有任何支持者,没有钱。但我能说的唯一一点是它还在进行。维基百科实际上是网络当中最大的非营利性网络,而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有一天可能就没有维基百科了。如果维基百科不持续从内部革新,如果它不越发有文化的多元性,让更多的人卷入其中,它就会消失——对大家来说那将是一个巨大的倒退。

从阿拉布之春起,2011年的时候我们实施了这个项目,还在进行当中,叫做“Unlik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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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加入这个网络,顺便提一句,我今天展示的这些网络你都可以加入。如果你感兴趣这些话题,你可以去注册、订阅邮件,无论什么方式吧,反正我们没有在推广Facebook。在Unlike Us中我们问,如何想象另一种网络架构?这种架构要能在科技的时代重新定义社交。比如我们怎么能摆脱“朋友”这个概念。我们怎么才能不是“朋友”,怎么摆脱“你认识我,所以你是我的朋友”这种观念。不,你才不是我的“朋友”,我有我的朋友,不是很多,有些朋友特别亲密。这就是这个项目的核心问题。比如说有的情况下,我看某个信息,但不等于说我喜欢它,我转发某个东西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它,我才不喜欢你的自拍呢。我们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定义我们与信息物件的关系,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个项目还在持续中,当然很难去找到资金,基本上找不到钱。批判社交媒体可不会让你红起来。

不论如何,“Facebook欢送会”非常惊艳,但在荷兰也非常有争议。因为你其实不想离开Facebook,这简直是社交自杀。你就是在自杀,这个欢送会像是组织了个社交自杀晚会。我们真的是这么打算的,但其实要震撼荷兰人是很难的,他们的尺度很大。所以这个活动并不成功,好在有不少人来参加了。在特朗普当选之后,或在Facebook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媒体公司之后,浮现了各种有趣的爆炸性的事。“媒体”一词的定义看起来很天真。Facebook拒绝承认自己是媒体公司,他们甚至把自己武装起来,申辩说我是一个技术型公司,但我看不到他们有任何技术。他们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媒体公司,这本身就很有趣。

在过去的多年当中,从2004年起,我们不断地出版了很多东西,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好像已经变成了一家出版社了,所以我们就出版更多的丛书、读本、论文、详细报告、还有包括一些小型的书册,我们在这个领域做了很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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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总是有资金上的困难,做出版某种意义上成了我们的主要业务。所以即便其它项目都失败了,出版还是可以持续的,尤其是在今天,没钱也能做这事。

自从去年以来,我们弄了个网络文化研究所二号,就在对门,叫做出版实验室(PublishingLab),比一号成功多了。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加入我们,一起工作个半年左右。全球范围有意的学生都可以来和我们在这个框架下工作半年。我们做的是实践性的实验,记住我们并不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我们不是一个大学,我们生产代码和原型。很有幸,我们没有落入创业公司的逻辑中,这就是我们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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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出版实验室项目,如果你未来对出版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网站,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阿姆斯特丹工作五个月,我们还会付你一点钱,大家不需要付钱,是我们付你钱,当然并不是特别多。

在没钱的状态下,我们在寻找更多合作伙伴,在荷兰的艺术评论界找到了一个。因为荷兰的艺术评论界现在处于举步维艰的局面,比如说艺术评论的文章可以在哪里发表呢?在哪里发表文章才真的会有影响力?有没有新的渠道或媒体使得自己发出声音?某种意义上,这是我们几十年以来一直努力的问题。我们怎么去打造一种新的艺术批判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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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评论界也正在捍卫这种文化,因为总体而言,现在渠道越来越少,读者也越来越少。我们试图找到新方式来促进这种文化,包括短片、播客、以及用新的在线出版的形式来实验。这是从去年起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顺便说一句,这个项目,如多年来的许多项目一样,也是用我们的母语,荷兰语来开展的,今年或明年我们也会慢慢加入国际板块,英语版本,试试看效果如何。

这是现在进行的最大的项目,有一些资金,叫金钱实验室(MoneyLab)。2013年、2014年以来,我们就在寻找另类的收益模式。艺术家、行动者、评论家们如何才能谋生?这个项目关注众筹的政治,我们介入、讨论了区块链和比特币,我们邀请非洲的讲者来讲移动货币和在非洲的另类模式。这是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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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几个星期,在2016年12月上旬份就可以看到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的进展还是非常顺利的。它的推动力主要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各种事情都随之而来。可笑的是,这场金融危机到现在已经8年了,这是我经历过最漫长的危机,想到在我们生活的实时(real time)的世界中,一场危机展开得如此缓慢,真令人惊讶。一场危机,包括川普当选这事,是有非常久远的起因的,我们非常不熟悉如何思考这么长的时段,这是个麻烦,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实时的媒体环境中,事情都以秒计算。

这是另外一个让我们感触颇深的项目,现在正在展开,有很多合作伙伴也加入了,还处于初期,我们叫它“加密设计(crypto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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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阿姆斯特丹就有一个加密设计挑战,我们已经举办第二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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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充满设计的因素,我们请设计师为我们视觉化那些不可见的复杂的计算过程,为了政治化这些过程,我们绝对需要视觉设计师和艺术家的帮助。因为其中的政治十分复杂和不可见,尤其是谈到加密的方面,当然斯诺登这这方面给了我们很多帮助,还包括其他人比如阿桑奇、维基解密等等。但我们需要一种集体化的视觉想象。

接下来看看明年要做什么。我特别喜欢自拍,我是不反对自拍的,很多人会说“加尔文主义者都不喜欢自拍”。我认为在网络中的自我再定义实际上藏有很多颠覆性的潜能,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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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会说“来宣扬线下的浪漫吧,关掉你的手机你的电脑”,我们并不做这种说教,我们必须直面流行文化中的元素,这也是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面对它,别否定它,别逃避”。所以明年我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出版一些读物等等,来讨论自拍:有什么新的出路吗?

总结一下,这些就是我研究的方法,不论你相不相信,我其实是反对方法的,和费耶阿本德一样。也许我们有某种进路,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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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立了人、艺术家、研究者之间的网络,我们想法子把他们集合在一起,有的时候我们没有钱,办活动也没有多少钱,因为荷兰基金已经不再支持它了。但我们仍然能继续做事。

接下来是我演讲的第二个部分,关于那三个概念(媒体、网络、平台)。当我谈到媒体的时候,我会更加以自传的方式来谈。我可以谈麦克卢汉,但我不是加拿大人,我是扎根在欧洲大陆的创伤之上的,法西斯主义的创伤,被政治化、工具化,用于种族大屠杀、战争的技术。做这些事的人就是我的同胞。斯韦莱特(Klaus Theweleit),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是我的英雄,

幻灯片14我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灵感。两个西德人,他们直面我们的技术媒介的历史,将其溯源到战争。斯韦莱特是自传式的、心理分析式的,基特勒更加文学化,但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从潜意识的角度解读科技问题,他们发现计算机的架构、媒体的架构都是以战争的逻辑来组成的。计算机诞生于战争中的控制论项目,这是我们决不能忘记的。我们不可能跟大家说,我们已经克服了这些东西,决不能这样。当我们研究媒体时,挖出来的其实是这些创伤性的事实,计算机的出现本身就是个创伤性的事件。这十分重要,当你手拿电脑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这些东西,计算机是不会自己告诉你它的历史的,计算机都快消失不见了,藏在云端里了,藏在口袋里成手机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关于消失的历史。我们现在谈论媒体的历史,有媒体考古学,但是对我而言,媒体考古学是以这两位为代表的。图片中间这本书是90年代初我和我的朋友写的,叫做《媒体的档案册》(The Media Archive),这是对媒体理论中比较思辨的部分的一个总结。我把90年初到中期称为深刻反省历史和思辨的时期。当然今天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个时期,新的阶段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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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阶段,如我刚才说的,是意识到控制论中的军事面向。第二个阶段,是一个密集投机的阶段,我们称之为互联网泡沫时期,从9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第三个阶段,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9.11事件后,一个东西再次出现、再次被发明,称为网络2.0版本。之所以叫2.0的原因是,整个行业经历了巨大的缩水,很多的资本消失了。今天我们会说社会资本,但在那个阶段我们真的是在说钱,当然也指对互联网可能的未来的投机,大多数投机都毁了。第四个阶段,这是一个整合的阶段,也许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阶段的末期,到了第五阶段,我还不确定是否该叫它“平台资本主义”阶段,还得再观察观察。

我们再来看一下“网络”这个概念。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概要的图式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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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社交网络分析。这个在今天十分重要的研究要追溯回70年代,这是非常颠倒的过程,出人意料,我们还以为这些社交网络分析模型几乎都过时了,它们几乎被忘光了。但是,很显然,从操作角度、监管和硬件政策的制定上来讲,70年代的这些东西才是源头。必须知道,这些研究发生在那时。我只能把这理解成一种极端的倒退,非常可笑。今天在杭州我们谈网络社会这个进路,与之相比是一个非常不同的角度,因为我们不考虑对社会群体进行监视,去除这个或者去除那个。可以说这是更开阔的进路,由此人们相信网络可以是现存社会结构的替代方案,但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网络可以扮演比如说宗教的角色、家庭的角色、党派的角色、国家的角色、贸易协会的角色,居委会的角色等等,这些角色是19、20世纪最基本的社会结构。从这个进路看,人们说这些非常静态的、非常强有力的社会结构是可以被更加流动的东西替代的。网络社会是一个提议,让人们从新的角度思考社会结构,但仅仅是一个提议。从时间顺序上说,它出现于在90年代末和2000年初,也就是在柯斯特(Manuel Castells)的写作之后,但它或多或少是第一阶段的延续。第一个阶段是纯粹社会逻辑、前技术逻辑的,也许很官僚主义的,也许不是太让人喜欢。我会说社交网络分析的进路挺单纯的,而网络社会阶段其实更为天真。网络社会现在越来越处于背景之中,因此我们要进行更多的探索和更多的研究,从而了解它所带来的真实影响。你无法坐等成果。深藏的网络数学原理需要深挖,我们没法不劳而获,它没有摆在台面上。

最近的五年、十年,我们看到对网络的人文主义之声出现了,我得说这个方面有点像第二阶段(网络社会)也是天真的。我们自己就是天真啊,我们就是另类啊,我们并没有得到很多资金的资助。这就是所谓数字人文主义(digital humanities)的进路,我不属于其中吧?就算是好了。这基本上是一个另类的进路,大家别以为它有宏大的影响,很遗憾,并没有。

2007年的时候我尝试构建一套新的网络理论,我和阿姆斯特丹大学共同举办了一些活动,想来可笑,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做关于网络理论本身的事了。我们被称为“网络文化研究所”,但我更关心网络中的行动,而非网络理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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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10年过去了,这是我们当前的位置。这是三种网络进路,而我们的联邦网络(federated network)理念应该是第四种,一种新的网络架构方式。但是我们该如何去构想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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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我们自己也还未解。其中一个进路是,我和奈德(Ned Rossiter)一起着手的一个网络,我们开始就一个很特别的网络概念工作,我们叫它“组织化的网络”(organized network)。这是一个全新的模式,我们用它来对抗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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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我们不要松散的连接,我们需要强劲的连接。我们要与弱连接战斗,不要成为“朋友”,不要成为我的“朋友”,要整肃“朋友”。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网络概念,如果你想建立网络,那么建立强力的网络吧!建立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小的网络,网络理论给了我们很多线索,它清晰地显示出一个有效的网络,是由10到15人组成的。一个大的网络,想要在里头有沟通,也不能超过150人,超过这个数字你就迷失了,那时你只是在为某个大公司创造利益。大型的网络对你本身是有害的,而对别人(的公司)有利。这是非常基础的网络概念,你到处都可以读到,但Facebook和其他大公司另有企图,它们并不想让我们通过网络变得强大。它们考虑的是广告一类的事情。

接下来我想谈谈今年年初出版的一本书,布雷顿(Benjamin H.Bratton)写的《堆栈(The Stack)》。我认为这迈出了新的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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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地阅读、理解这本书将非常有益,它继卡斯特的网络社会三部曲之后提出一个宏大的方案,一个新的思辨的理论,有趣的是,他没有谈论网络。栈(stack)可以说以新的层级整合了媒体、网络和平台。这就是书中所描述的情况,它为我所说的平台资本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虽然作者并不使用这个词,这本书的确非常有用。如果你是设计背景或编程背景的,我强烈地推荐你来阅读一下这本书,它也许很有助于进一步将这些领域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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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里塞克(Nick Srnicek)的新书, 是关于平台资本主义的小册子。就此可以来讨论,比如中国到底有没有平台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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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这是P2P基金会给出的“平台资本主义”的定义,写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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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想读一段我自己的书,我非常荣幸、非常自豪,我的第一本中文版的书就要出版了,我来读一个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段落:“让我们来谈谈“平台资本主义”,如果80年代媒体理论诞生了,90年代是网络的十年,现在我们都生活平台的魔咒之下。正如“平台”一词所指向的,这是一股不断地升高,中心化,整体化,综合化的趋势。网络意识形态夸大了自己去中心化的天性,而平台则骄傲地宣称,人类终于找到了共同的家园。吉莱斯皮(Tarleton Gillespie)在2010年的文章当中,非常简要地总结了平台概念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出现的原因,据吉莱斯皮说,选用“平台”一词是策略性的,它把在线服务中相互冲突的活动表现为一种中性的基础”。——《社交媒体的深渊(Social Media Abyss)》,pp2-3 (編注:此書將於2017年由中國美院網絡社會研究所出版中譯本)

对DIY的使用者来说,似乎可以在中性的平台上免费地生产,媒体生产者也可以在平台上集结,使得隐私和监管相结合。

所以平台的中心化面向是非常重要的,这与网络的进路非常不同,如果你沿着网络的逻辑走,很快就会与平台势不两立。我想说的无非是,网络社会与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冲突!平台也暗示着不同的玩家通过各种应用软件整合其他玩家,进入更高的综合状态中。这就是我们此刻身处的状况,当我们说到平台,我们同时涉及了平台的主权问题,布雷顿用到了主权(sovereignty)这个词。当我们来思考平台主权的问题,当然又会涉及施密特,我们就要谈到平台的例外状态,这两方面是一体的。面对中心化的平台,布雷顿问道,这是一个新的集中营吗?抑或飞地?这是我们时代非常让人担忧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就是我今天的演讲,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