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姜奕竹，李程锦
图1：现场演讲图片
“山寨”一词在手机产业中的使用，最初源于一些未获正式牌照的生产商在产品上标注“Made in SZ”，用以指代深圳制造。由于“SZ”在发音上的谐音关系，该词逐渐被戏称为“山寨”，并广泛用于描述一类非主流、非正规品牌的产品。而随着时间的演变，“山寨”逐渐成为一种独特的技术文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在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情况下，模仿和复制成为一种快速获取技术和经验的途径。
本研究以山寨手机为切入点，对”山寨”现象进行初步分析，以重新审视“创新”的意涵，探讨技术发展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动态关系。重新理解作为特定技术文化的“山寨”，是如何在政策变化与产业集群效应的暗涌下，成为中国特殊的文化空间及群体网络合力编织的创新系统。
目前大多对“山寨”的分析常将其定位为仿冒品（Counterfeit Products）或假货（Fake Stuff），忽视了其背后复杂的社会互动关系与非主流范式的创新意义。这种看法强调“山寨”的实用性与低成本，却未能理解其在特定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高适应性与灵活性。在此意义上，“山寨”现象不仅挑战了以原创性和知识产权为核心的主流创新范式，也为我们理解全球南方在技术体系中的另类实践提供了理论上新的可能性。
图2：早期中国手机发展过程
早期的中国手机制造业的发展依赖于引进外资和技术，1980深圳特区成立，其中港资企业和国有企业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在香港“三来一补”政策下电子工业向深圳转移。90年代末的合资企业模式，使得国内企业得以学习国外的生产技术。到了1998年国家出台《关于加快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政策要求手机生产从1999年起，信息产业部停止发放外资手机生产牌照。手机生产必须经过审批，俗称“手机审批制”。该文件还规定，在华外资企业生产手机必须有60%销往海外市场。虽然这项政策使手机牌照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却无疑推动了国产手机产业的发展。2004年，联发科（MTK）推出的开钥匙方案（Turn Key solution）为手机生产提供了更灵活的解决方案，极大降低了生产手机的难度与成本，使得更多小型厂商能够参与生产。IDH公司的出现，通过提供公板和公模降低集成商的定制成本，进一步促进了手机制造产业链的分工合作。2005年，中国手机生产开始采用“核准制”，进一步放开了手机生产许可证和市场准入的限制。但由于牌照的申请条件苛刻：2亿元人民币准入资金以及硬性设备条件。出现了一些生产企业不愿意花钱去买牌照，但又垂涎于当时国内超过8000万台/年的巨大手机市场，最后只能通过灰色渠道进入市场，大量借牌、贴牌、冒牌甚至假牌的黑手机也随之出现，由此形成黑手机最大的来源。在深圳的华强北成为山寨机的主要发源地，吸引了无数希望创业的人涌入。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当时政府对手机制造实行牌照核准制，这些没有手机牌照的生产商就在手机上刻上“Made in SZ”。这一状况直到2007年，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取消了手机生产核准制。由此，生产手机的门槛在法律许可层面降低了，进一步促进了手机产业的增长，山寨手机产业也迎来了“爆发”时期。
山寨手机最初是对诺基亚或三星等品牌产品的仿冒品，使用如“Nokir”、“Samsing”等商标。可以说，“廉价”是山寨手机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大分山寨机市场售价千元不到，几乎为同时期品牌手机价格的十分之一。另一方面，在软件与硬件条件有限的条件下，山寨手机厂商在设计外观与选择匹配主板的过程中极具想象力，回应着下游消费人群的各色需求。一部山寨机拥有超大屏幕、超长待机、双卡双持、MP3、MP4、蓝牙、拍照、电子书于一体还只是标配功能，更有“轰天雷”“炫酷跑马灯”、“香烟手机”、“跑车手机”，“手表手机”等各种充满奇思妙想的“个性推荐”。对于消费者而言，购买一个仿制品（Counterfeit products）时，购买的不仅是物品本身的使用价值，更是围绕原有物品的名字所建构起来的所有意义和象征意义。在这一文化象征意义层面上，技术或美学的修改赋予它们自己的身份（identity）。山寨并不止于简单复制或者仿造，而是基于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的再创造，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包含了改进和适应本地市场需求的过程。可以说，山寨重新诠释了大众的需求与愿望。
图3：部分山寨手机展示，图源网络社会研究所“文化与技术三部曲”项目“深圳 世界工厂”。
山寨手机生产过程具有高度灵活性和快速响应市场变化的特性。在“公板公模”（不同制作商沿用同一种主板或技术模块）的生产模式和华强北齐全的产业链优势下，山寨手机制造商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在30-45天左右即可将产品从概念推向市场，后续生产和投入市场甚至只需14天，这与主流公司3-6个月的研发周期形成鲜明对比。 下面这张图描述了山寨手机的产业链路径以及大致的生产成本。
图4：山寨手机产业链路径及各流程成本
联发科（MTK） 芯片技术的兴起导致了独立设计公司 (IDH) 的出现，这些公司专门将联发科（MTK）芯片组和其他组件集成到主板上。独立设计公司将这些主板出售给手机制造商，通常作为参考设计，除非集成商支付定制版本费用或保证高销量。然后集成商可以专注于手机设计和模具开发。相比之下，正规品牌手机由于研发周期长和法律限制，生产低价、快速适应市场的产品较为困难。因为这不仅从研发、生产到投入市场需要经历漫长的周期，在研发设计会投入巨额资金，而且在当时，合法生产手机要有发改委核准的手机牌照，还需缴纳高达17%的增值税与额外销售税。而根据对山寨机商户的访谈，制造山寨手机不仅省去大笔上述成本，下游庞大的需求市场使之无需考虑付出高昂广告费，通过互联网（如：QQ群聊以及在线社区）和店铺布置即可吸引大量顾客和经销商。另外，为了适应中低端市场的需求，山寨手机制造商会尽可能采用低成本的配件，并寻求质量与成本之间的最佳平衡点。根据走访过程中对商户的调研，基本上一台山寨机生产成本可以控制400元左右，其中：模具费是20元，具有MP3、MP4、百万像素拍照等基本功能电路板制造成本约200元，充电器、摄像头、键盘、光盘等包装配件在内的制作成本约110元，每个加工成本大概在17到20元之间，手机外配，一套平均包装成本约50元。
2008年6月10日，CCTV-2的「经济半小时」以《揭秘山寨机》主题，报导了中国大陆山寨机的现象。但就当时来说，官方的态度是模糊不清的，明面上以保护知识产权为由，多次对山寨手机生产持打击态度。与在这些打击行动并行发生的，是山寨产业从业者们开始寻求生产的合法化转型，山寨产品也开始走向了品牌化。与此同时，官方更倾向于默许这种现象，甚至推行相关制度，帮助山寨公司取得合法牌照。
在2000年左右许多国内外企业开始关注这些非正规产品对品牌和市场的影响，并对山寨手机的公司提起了知识产权诉讼，强调侵犯了其商标和设计专利。知识产权法通过将文化形式客观化和具体化，实际上限制了文化符号的多重意义。知识产权的运作机制使得商标这类符号的含义趋于固定，而这种固定往往具有永久性。结果是，符号的经济价值越高，其所获得的法律保护也越强。这不仅提升了符号的市场地位，还让权利拥有者在竞争中处于无风险的位置，从而获得更可观的经济回报。西方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建立，使大量非物质事物成为可私有化的资产，明确划分了知识产权拥有者与那些未被纳入创作体系、也未参与知识生产过程的“他者”之间的界限，但这一过程中却掩盖了其背后的权力结构。
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界定“真”与“假”的边界？谁拥有创作的权力？谁被归类为模仿者？我们应如何定义“正品（original stuff）”？“知识产权”作为制度性建构，其正当性如何被自然化？对原型（prototype）的追溯，是否反而陷入由掌握象征资本并据此构筑权力结构者所设下的认知陷阱？(Yi-Chieh Jessica Lin, 2011)本文旨在拓展价值与原创性的空间维度与文化经验，回到中国语境，重新审视“山寨”如何在特定社会实践中被重新设计、重新定义，并由此促使我们对“创新”本身进行反思。若从价值判断的角度审视创新，“山寨”能否被视为创新，取决于我们对“创新”的定义。如果将创新局限于技术层面的前沿突破，山寨显然不符合这种狭义理解；然而，若将创新理解为回应特定市场需求、对现有技术的有效转化与本地化优化，则山寨在某些场景中确实构成了一种实践性的创新形态。
经济学常将山寨创新与“足够好创新“（good-enough innovation）进行类比，将山寨理解为模仿现有技术或产品的再开发过程。(Shin-Horng Chen, 2013; Shin-Horng Chen & Pei-Chang Wen, 2016)在这个过程中，“足够（enough）”的低廉价格和“足够”的类似功能，在低端市场中得到了热烈的响应。这一技术创新的思考路径，平滑地默认了创新是市场的养料，更是资本流通的催化剂，进而强化了创新经济的传说，忽视了创新本身是高度集体创造的积累过程，它并不单纯仅靠国家与市场的力量发生。事实上，尤其在创新初期，需要大量成本进行试错，更需要社会集体承担相应的偶然性和风险，在2000年初中国手机产业发展的这一时期，山寨手机商户正是国产手机自主创新前期的风险承担者。
图5、6：华强北市场中商铺展示的手机，作者拍摄于2024年7月田野期间。
我们在华强北田野研究期间，对曾在华强北赛格广场的山寨手机制造商进行了一系列访谈。据访谈对象描述，那时深圳华强北“一米柜台”租金一个月高达万元，赛格广场摩肩接踵，华强北电子市场络绎不绝，簇拥着来自全国各地电子市场省级、地级代理商，个体户、夫妻店、家族企业组成的营销网络。作为汇聚大量年轻外来劳力的“活力之城”，华强北的“全产业链”发挥着灵活与快速汇集生产资源的优势，在这里，任何手机配件都可以轻松找到数十家供应商，这恰恰弥合了山寨手机产业的生产模式，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高效率、低容错的生产网络。
提及当时华强北繁杂混乱、百家争鸣的山寨手机产业，他们大都认为山寨手机并非模仿和抄袭的产业，并表示：“创新与功能恰恰是整个山寨手机产业最重要的竞争力。”比如，走访对象徐总的公司当时在专注制造老人机，在极有限的技术条件与高度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费力构想老年手机绑定子女电话的功能——一旦老人跌倒，可以通过手机一键联系到子女——这却是如今许多号称人性化设计的智能手机尚未具备的创意功能。
如果将山寨手机理解为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模式，通过方案设计以解决特定群体的现实需求是这种生产模式的核心，那么这个过程是否可以被我们视作一种创新系统呢？在“山寨”从草根创造力和反叛精神转变为全球企业竞争中的复制品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如何理解“山寨”这种创新系统，其中不同本土参与者为低成本、高效率、垂直整合的制造和分销所做的努力？参与者投入山寨手机产业的动力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这种独特的技术文化如何被网络社会的状况所形塑？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希望可以在后续的研究中继续回答。
2007年，乔布斯在苹果公司首次发布iPhone时掷出宣言：“Let there be an iPhone”，自此，关于手机这一技术物的外观与用途的想象似乎被封存于iPhone的范式之中，使其成为某种“终极设备”（the only one device）。然而，这种技术物想象的单一叙事，是否真是通往未来的唯一路径？尽管我们熟知硅谷塑造的技术神话，却鲜少反思为何只有这一种叙事被允许书写进主流历史之中。今日，我们试图挪用这一宣言式的语气，说出另一种可能：“Let there be a SZ”。创新很难避免依赖既有的发展路径，当历史巧合赋予某种创新先入为主的优势，那么随后的创新只延续这类产物的改进。（Mazzucato, 2020）。一旦科技公司与风险投资发现某类创新具备商业扩展的潜力，便会推动其进入应用场景，并由此开启围绕用户偏好的一轮又一轮产品迭代。这一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们关于手机的日常经验：我们理所当然地将从功能手机到智能手机的跃迁视为大型科技企业、创投资本与国家科研机构主导的线性技术进步，由此巩固了一种关于“创新”的单一叙事，也赋予这些力量定义“创新”本身的权力。
山寨机翻转了这种技术神话下的创新意涵，让我们重新想象技术发展的另一种路径。它触及了某种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和国家干预机制”之间的模糊地带。它不可避免地正统西方创新设计的标准。在品种繁多、功能齐全的山寨手机中，我们发现“山寨”滋生了一种有别于西方主流创新产业范式的创新：在特定空间、制度与草根的混合下，山寨以几近现实主义的方式，探索“低成本”、“低科技”对“生产能力”的重构，以实现更多人对技术的需求。经由大众文化的集体力量重新参与、编织了社会权力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有能力抗衡了国家与市场无法保护的部分。技术创新不仅是技术本身进步与否发的问题，更是如何更持续、更接近人们需求的社会问题，它涉及掌握技术的权力如何在社会层面分配和重构。山寨手机这种另类的创新范式，并非按西方发达政治经济体为中心的资本商业模式生长，而触及被主流技术史忽视的、一种可以被称之为“人民的技术实践”如何可能的关键时刻。
因此，尽管山寨手机表面上是国家与市场力量共同塑造的产物，重新审视这一复杂历史切面却能发现：山寨手机产业及其技术文化，实则拓展了更广泛群体接近通讯、娱乐及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的可能性。这一草根文化所体现的集体实践，重新介入并织构了社会权力的分配逻辑。在国家政策与市场机制尚未充分介入或保障的空白地带，民众的具体需求在情境中汇聚与扎根，充分激发了在地的技术与社会潜能。正是在山寨文化的生成过程中，社会性的力量由此发生了。(邱林川,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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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者介绍
姜奕竹，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硕士在读，研究兴趣主要聚焦于当代数字艺术、科学技术研究（STS）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关注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及其在艺术实践中的表现形式。
李程锦，目前硕士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