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网络社会年会 研究生论坛｜数字殖民主义下的全球南方：消失的社交媒体和中国启示

文 / 许可

在传统殖民时期，西方国家在他国进行殖民统治时，常通过建造具有自身文化风格的建筑以体现其权力延伸。例如，在中国，这些区域被称为租界，包括法租界和英租界等。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人类在虚拟社交媒体空间上所花的时间越来越多，传统的建筑空间也演变为Facebook、X（Twitter）、Instagram等数字社交媒体空间。

Michael Kwet发表的文章《数字殖民主义: 美帝国与全球南方的新帝国主义》（Digital colonialism: US empire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in the Global South）是讨论“数字殖民主义”的开创性学术文章之一。他提出，数字殖民主义是全球北方（尤其是美国）通过跨国科技公司的垄断性控制和技术主导，在全球南方重塑帝国式权力的不平等关系。其核心是通过数字技术、数据和基础设施的控制，实现对资源、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支配，从而延续和强化传统殖民主义逻辑。

在对社交媒体的研究过程中，我试图探寻一个关键问题：全球南方本土有哪些因为这种数字殖民主义消失的社交媒体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东南亚部分国家曾存在过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交媒体平台。这些平台在其诞生初期确实在当地或区域范围内拥有一定的用户基础。然而，它们却在全球化的数字生态中逐渐式微。

Zingme是一款社交网络，2009年诞生，由越南科技独角兽 VNG开发，Zingme由越南人自己创建，它的诞生被认为开启了越南社交网络发展的时代，曾是越南访问量最大的社交网络，也是许多越南人的青春记忆。

2012到2013年，Zing Me达到了用户每天能创建 500万个内容的里程碑。然而，Zingme的辉煌并没有持续太久。一份数据显示：仅仅一年内，越南的 Facebook 用户就从290 万跃升到超过850 万，增长了近200%。2012年，Facebook 超越Zing占据了越南社交网站的榜首位置。

随着Instagram、Twitter等更多国外社交网络的到来。Zing Me无法参加竞争，多年内只能勉强存活。2020年，陪伴越南人民10年的Zing Me正式停止运营。而同系列的Zing Video也因为VNG公司避免与Youtube竞争的策略而在2013年关闭服务。

非洲曾经有过一些本土的社交媒体尝试，例如MXit，这是一个南非的即时通讯平台，于2005年推出，并在非洲多个国家广受欢迎。鼎盛时期，该平台拥有超过5000万注册用户，每天有数百万活跃用户登录。

Mxit 对南非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于许多千禧一代非洲年轻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触互联网和数字社交。2009年，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下一代调查中，Mxit 在南非“最酷网站和社交网络”类别中还击败了Facebook和Google。

然而，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Facebook、WhatsApp等国际平台进入市场，竞争愈发激烈，MXit没有做到跟随时代迭代更新，导致其用户群大幅下降，最终于2015年关闭。MXit表示，当它最终关闭时，其每月活跃用户已降至120万。此时，WhatsApp在南非拥有1000万用户，Facebook拥有1300万用户。

Hike Messenger是印度本土开发的即时通讯应用，成立于2012年，旨在与WhatsApp和Facebook Messenger等国际平台竞争。它曾一度获得印度市场的关注，并在2016年达到超过1亿用户的高峰。

Hike在产品设计上强调本土化，提供了对多种印度语言的支持，这使得用户能够以他们熟悉的语言进行沟通。它在印度的节日也会推出特别的主题和贴纸。

2016年1月，Hike Messenger试图在Facebook平台上投放广告，以推广其即时通讯应用并吸引更多用户。但Hike的发言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Facebook屏蔽了他们广告中的一个选项，阻止用户访问Hike的官网。后来，随着WhatsApp在印度农村市场的迅猛扩张，加上Hike因为定位人群过于狭窄，很快就难以应对全球平台的竞争。

2021年，Hike宣布关闭其核心通讯功能。Hike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当时发言称印度不会有自己的即时通讯应用，因为全球网络效应太强大了，除非印度禁止西方公司。

Hike为什么会失败？难道它真的比WhatsApp差吗？Zingme、MXit这些消失的本土社交媒体就一定比Facebook、Twitter等等差吗？我认为不是的。比如Twitter的字数限制就不会根据不同语言做出调整。

Facebook于2010年进入缅甸市场，其平台在缺乏有效本地化策略的情况下迅速扩张，成为缅甸主要的信息传播媒介。然而，Facebook在这一过程中严重低估了缅甸社会语言与文化的复杂性，并未采取足够措施应对种族与宗教紧张局势。平台仅雇用一名会讲缅甸语的员工负责内容审核，对缅甸超过100种其他通用语言视而不见。这种审查机制的缺失导致煽动性内容和虚假信息迅速传播。《自由的窄廊》里评价：

……殖民列强的间接统治，这些强权设立了貌似现代化的行政结构，同时授予本地菁英以几乎没有限制、也没有社会参与的方式来遂行统治。

社交媒体平台如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是通过技术优势、资本支持、大量广告投入、全球网络效应以及对数据资源的控制，才能迅速进入全球南方国家的市场，对发展中国家实现一些“降维打击”，导致一些本土社交媒体平台衰落甚至消失。并且，全球科技公司不仅控制了技术平台，还可能通过它们传播和渗透西方主导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2009年左右，因为Facebook的侵入，香港独立媒体也产生危机，原来百花齐放的状态改变了，讨论被吸引去了Facebook。Facebook吸走了独立媒体的养料，掏空了它的内容。殖民者吸食血肉，被殖民者只能重建骨骼。Facebook永远不缺养料，无数人在提供无偿劳动，但是独立媒体因为讨论者的流失，只能从更专业的角度反击，但更专业就意味着更多的成本，他们为了保持不受资本控制的独立思考，拒绝接受大额捐款，在夹缝中艰难生存。香港独立媒体是香港最重要的社会运动平台，难道我们就要这样把社会运动的巨大能量拱手让给殖民者吗？

我们可以想象随着社交媒体、流媒体、视频平台等的普及，本地的文化、语言和历史叙述就会慢慢被边缘化或同化，数字技术成为了殖民的工具。

2000年后，中国社交媒体起步时受到海外平台的启发。新浪博客（2004）和人人网（2005）等早期平台侧重社交网络的基本功能，满足了用户表达和交流的需求。本土企业通过对国际成功平台的借鉴快速开发类似功能，并结合本地需求优化。中国本土科技公司也在政策上得到了大量的支持和资本投入，因此能够更好地建立用户基础并迅速迭代和创新。中国庞大的人口和迅速增长的互联网用户以及统一的语言文字，为社交媒体提供了巨大市场。

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恰逢智能手机普及，本土平台迅速采用移动优先策略，开发轻量化、易用的移动端产品。同时这些平台也充分考虑到了本土用户的行为习惯和文化特点，设计出更加契合本地需求的产品。例如，微信的红包功能和表情包文化，抓住了中国社交习惯中的人情往来和娱乐需求。并且，微信将传统关系网络（如“熟人圈”文化）数字化，获得了广泛认可。本土平台深刻理解中国用户的社交习惯和文化需求。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短视频成为主流内容形式。快手（2011）和抖音（2016）通过精准算法和用户生成内容迅速占领市场。在这些过程中，虽然有些平台因为无法跟上时代潮流而衰落了，但是很快会有新的本土社交媒体补上市场空缺。本土平台之间的激烈竞争（如美团与饿了么、淘宝与京东）促使企业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

目前中国已经不满足于在本国推进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了，正在建设的数字丝绸之路，通过“一带一路”和华为、中兴等企业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光纤网络、数据中心、5G技术等基础设施。这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使它们不再完全依赖西方的技术和公司来接入互联网，从而在数字经济中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建设数字丝绸之路过程中中国的理念、原则以及实践路径，为南亚国家缩小与弥合数字鸿沟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例如中国—东盟的“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中国积极参与东盟国家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国际海缆、光缆、卫星系统和数据中心的建设，推动“海陆空”信息通道的建立。其中，中国—东盟信息港项目成为双方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标志。

中非“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也在通信网络和数据中心领域取得显著成果，通过与华为、中兴等中资企业合作，非洲实现5G网络的率先部署。例如，2019年南非率先推出商用5G网络，随后在2020年完成独立组网与无线路由器的开发，并进一步扩展至摩洛哥等国家，推动本地数字生态系统建设。

网络自由活动组织权利开放集团（Open Rights Group）也曾说：“津巴布韦、吉布提还有乌干达等国家并不想加入一个不过是能上Google和Facebook的互联网。”而中国在实践和推行的就是这件事，没有一个国家想让自己受到殖民，即使是网络空间。

城市权（Right to the city）是列斐伏尔在1968年出版的书中首次提出的概念和口号，公众不仅能够真正使用所谓的公共空间，而且有权利去建设用于社会化和政治行动的新的共享空间。我想快60年过去，我们的“身处此地”已经慢慢开始变为互联网这个空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思考社交媒体权（Right to the social media）是什么？

左翼的批判地理学家们将城市理解为革命的基地，如今社交媒体成为另一处革命基地。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Black Lives Matter、#MeToo运动似乎让我们觉得这些资本家创造的社交媒体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似乎这就是社交媒体权了。但是社交媒体之前，难道就没有变革的力量了吗，数字的社媒之前有简讯，简讯之前有报纸，我们一直有革命的力量，这不是“先进”的社交媒体或是“先进”的技术赋予我们的。社交媒体权是我们这一代“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需要终身寻求的答案。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说：“技术既是解药，也是毒药。”技术创造了新环境，就像网络空间，但是社交媒体会让我们变得麻木且依赖，就像我的导师黄孙权教授曾说，我们要在变得麻木且依赖之前，对抗习惯了的刺激与技术的摆布，勾勒新世界的社会导航图谱。《权力与进步》（Power and progress: Our thousand-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里写：愿景就是力量，力量就是愿景。但是新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社交媒体权要实现的是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由谁提出新的社交媒体、新世界的愿景，由谁来勾勒新世界的社会导航图谱尤其重要。

提出新愿景的首先不可能是创立现在这些社交媒体的资本家和精英阶级。爱德华·伯内斯（Edward Bernays）在1928年就写道：“那些支配我们、操纵我们思想、型塑我们品味、灌输我们想法的人，几乎全是我们听都没听过的人。”

所以提出变革新愿景的应该是一直以来被忽略的人，应该是明明占着全球人口的多数，却在社会学上被定义为“少数群体”的人们，比如女性，比如作为全球资本主义“边缘”的全球南方人民。

近期在Telegram上一个通过Deepfake（深度伪造）技术制作、传播韩国女性色情影像的聊天室聚集了20多万男性受众，引发了中国互联网上的巨大讨论。韩国女性甚至到中国的社交媒体微博上来求援。为了对抗Deepfake，帮助韩国女性也是为了帮助我们自己，来自中科院的算法工程师张欣怡参加了全球Deepfake攻防挑战赛并开源AI模型DeepFakeDefenders对抗Deepfake。全球化背景下，中韩女性超越地域限制，建立互助网络，共同对抗不公。技术并非单纯的压迫工具，它也可以成为赋权的手段，凝聚起不同背景下的女性群体。技术的未来愿景不应仅仅服务于经济利益或权力集中，而是可以通过开源和协作的方式赋能个体，服务社会正义。

这大概就是我们为了新愿景可以做出的行动的案例。

李飞飞说：“在网际网路时代，我们突然面临图像资料如爆炸般的成长”。我第一次了解到清迈大学是通过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这张图像资料。2020年，泰国以青年为主导的示威运动掀起了要求君主制改革和民主化的浪潮。期间，18岁的清迈学生Maynu Supitcha以其在清迈大学举起“三指礼”的形象成为运动的代表性象征。虽然大部分中国人都不知道这张图片的出处，但它在中国社交媒体大量传播，获得大量中国女性的点赞，我们只是被其中的力量所震撼，虽然我们使用着不同的平台，我们用着不同的语言，但这张照片把我们链接在了一起。

突破语言、媒体的障碍，中国的千万女性通过一张图片和另一个国度的人民有了一瞬间精神上的共振。或许这就是我们可以开始的地方，可能衍生出新愿景的地方。这张照片的名字叫“你的未来取决于你”（อนาคตของพวกหนูอยู่ที่ตัวพวกหนู)，这也是今天我想说的，让我们来提出新的愿景，我们来做决定者，让我们夺回社交媒体，因为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自己。

---

青年学者介绍

许可，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硕士在读，本科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