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14——4月5日，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器道”实验室发起人许煜博士为大家带来了西蒙东技术思想系列讲座、研讨、工作坊。这次课程接续着去年“论中国的技术问题”系列课程，从西蒙东的技术思想出发，展开对技术物件的分析，以期达到一种更高的综合性思想，发展出一种能回应当下问题的思想方法。
录音整理：雅牧
我们上一次讨论到西蒙东，他是一名法国哲学家，但并不出名，直到现在大家才去关注他在一九六几年出版的东西，他出版了两本论文之后没有再出版专着。上星期我们主要讨论的是技术物的进化，提出了一种研究方法，也就是我们要去看技术进化的历史，每一段技术进化的历史都对应着历史、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而技术物的进化不仅仅由经济与社会决定，也就是说技术物的进化好像是一种独立的系统，虽然它跟经济系统、跟社会系统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还可以将技术物的进化剥离出来看，这时技术物的进化就变成技术的进化，就是说技术性的进化。
我们上次主要讨论的是西蒙东对文化和技术的对立所做的分析，今天我们仍然会听到技术对自然、对文化造成了一定的问题，好像它们之间是对立的。然后我们讨论了技术在马克思所说的异化里面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我们知道西蒙东和马克思是有所不同的，或者说他对马克思的分析做了批判。
西蒙东对技术物的分析主要有个概念，第一种是技术成分（technical element），比如说一些很小的元件，二极管、三极管、五极管。另外是技术个体（technical individual），它拥有自己的缔合环境（associated milieu），它拥有一种循环的因果，也就是说它的输出同时是它的输入，这就造成了循环因果，由此技术物似乎获得某种自主能力。上节课我们举了君堡涡轮机（Guimbal Turbine）为例，带动涡轮机的河流同时也起到散热作用，河流这一地理环境成了涡轮机的一部分，也就是它的缔合环境。缔合环境是个重要概念，可以用于除了技术物之外的广泛领域，譬如一个艺术品的缔合环境是什么？在网络世界里的缔合环境又是什么？或者我们也可以思考，我们的处境中（在社交网络里）是否缺乏一个缔合环境？所以说缔合环境可以成为一个有批判性的概念。还有技术组合（technical ensemble），比如工厂、实验室等。
这次课程我们要承接上次讨论到的西蒙东的论点——在十八世纪之前，人类在生产过程中一直把自己当做技术个体，因为人类使用工具的过程里，其实为不同的工具创造了缔造环境，比如我们用身体、节奏、姿势来为工具创造缔合环境，然而到技术个体出现时，也就是自动化出现的时候，这些机器其实是模仿人的姿态制造出来的，这些工业的技术个体就取代人作为技术个体的地位。人类仍然想要成为技术个体，但他已经找不到任何位置了，他已经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技术物件，就好像马克思所说的，在十九世纪的工厂里，工人不知道如何投入到自动化机器中，他们所做的只是生理上的一种重复。所以，西蒙东提出了一个很切实的问题：在工业自动化的过程中，人类应该找到怎么样的位置？
然而西蒙东的书是在六十年代写的，他所针对的也是当时的问题，比如哲学对于技术的漠视，那时技术对于人文学科还不构成一个问题；同时哲学作为反身性的思考不得不面对高度的工业化，迫切地需要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必须思考技术在思想史里的位置；第三点，他需要回应当时美国出现的控制论（cybernetics），这个学科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时候已经从美国传到了其他地方，比如说法国。所以从那时起，哲学家开始讨论什么是信息（information），在传统的哲学或者社会学范畴里，我们无法解释信息，但信息这个概念又迫使人文学科去思考它。这些基本背景我们上次都提过。
而我们要追问，人与技术物的关系究竟可以如何，或者应该是怎么样的？这并没有很肯定的答案，所以我希望这次我们可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上个星期我们提过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超人类主义的问题，我希望可以跟大家继续讨论超人类主义存在什么问题，超人类主义是不是一种可取的想法；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面对即将来临的全面自动化。全面自动化问题非常严重，我们现在还没完全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它真正来临时，会造成大幅失业。还有另一个问题，各位都是艺术家，各位认为到了那时候艺术的形式将会是怎样的，艺术怎么样去介入这种思想和历史过程，如何处理人和技术的关系？
今天我们会再回到超人类主义的问题，在此之前我们先继续分析技术物跟人、跟世界的关系，我会多留时间让大家讨论我们当前面对的问题。另一点是西蒙东对自动化的批评。我们会看到，西蒙东的批评跟我们的现状是有出入的，他在六十年前写的东西无法预测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会讲到个体化（individuation）的问题。我大概在十年前开始念西蒙东的《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它对我影响很深，我几乎每年都会重读。他谈论的是技术物件，但我觉得他的理论里最深厚的是个体化的理论。这个理论融在这本关于技术物的书里，他没有直接提出来，但我们会发现个体化理论在这本书中无处不在。还有我们可以将他的两本书（正论文关于个体化，副论文关于技术物的存在）结合起来，将他的概念推得更远。比如说斯蒂格勒老师就是这样工作的，他引入了佛洛伊德，他将佛洛伊德的理论（欲望/驱力）化作个体化的标准。最后我想提出的是，如何跳出技术系统来重新思考技术问题。我们之前一直在技术系统的内部来思考技术问题，但技术系统是否有外部？如果有外部，那么我们就必须超越技术系统而重新理解技术系统，这也是西蒙东在《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的第三部分想要谈的事情。
我们先来讨论尼采的《快乐的科学》里的一句话，我非常喜欢这句话。
我们将桥梁拆掉，甚至将土地毁坏，登船离开陆地！
啊，小船呀！要小心！此刻你身处大海之中，虽然它并不老是白浪滔滔，有时也会荡漾着金黄色的波光，静谧地有如柔和的梦幻一般；但是当潮水汹涌而至时，你便会感受到大海的浩瀚无涯；同时，没有比“无限”更为可怕的了。 噢，那自觉十分自由的可怜小鸟，现在开始要奋力挣脱这牢笼了！呵，如果你染患了对陆地的思乡之病——仿佛在那里有更多的自由——然而已再没有“陆地”的存在了！（尼采《快乐的科学》§124无限的视域）
为什么跟大家讨论这段话呢？大家看这句话时有想到什么？这句话是尼采在一百多年前写的，他描述的是一种现代性的忧郁，一种很深的melancholia。人们拆毁熟悉的村庄，登船离岸，他们想去更遥远的地方，他们向往着无限。一开始时他们享受着美妙的大海、无限的视域，如梦幻一般，这时人们感到没有比无限更加可怕的，大家都向往无限，但是最可怕的正是无限。到了海中央，回头看陆地，它已经不存在了。这是尼采对于现代性、现代人随着技术发展而来的一种忧郁感的描述。我们一直期待着技术可以将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比如长生不老、更美好的生活或乌托邦，但到了某一时刻，我们发现其实我们所向往的东西是令人害怕的，我们不知道如何把握它，这就是现代性的问题。它的背后是什么？我尝试指出这里有一种技术的无意识（unconsciousness）。十六、十七世纪出现的现代化过程里，人们都想征服世界、远游，但没有留意到自己手中的技术的发展，好像技术发展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直到现代性的末期，我们才突然醒悟我们手中的技术，它变得让我们无法忍受。上个世纪的战争和当前的人类纪问题（包括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终于让我们意识到技术物，有了一种技术的意识。这反映在各方面，比如说在哲学写作中，这个到了西蒙东、斯蒂格勒时，这个问题才变得很清楚，在现代性的尾声中，技术的意识才呈现出来。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如何征服远方，而是有了这些技术后我们该如何想象未来、如何运用技术，也就是说技术从一种隐藏的状态，变得迫使我们去回应它。这种无限在今天就包含在超人类主义的说法或者所谓的超级智能里面。上次我们讨论过所谓的超级智能的问题，提到了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此人鼓吹超人类主义和奇点，他去年在花花公子的采访里提到2029年超级智能就会诞生。
库兹韦尔是谷歌的首席未来学家。人类是一种技术的存在，这是我们无法否认的，在整个进化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技术的进化已经逐步超越了人类的进化，这整个过程已经不再是达尔文所说的自然选择，而是人工选择，它打开了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什么人会被选择，基于什么条件来选择人类的进化？无论超级智能还是超人类主义，背后都有某种无限性，其实超级智能到了最后和神已经没有区别了，我们说它是一种超越（transcendence），而这种超越是一种内在超越（immanent transcendence），而非向外的超越。这种神的发明或到来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事件我们不得而知，但在超级智能到来之前，我们已经观察到一种人工选择，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和领域，我们都见到一种人工选择。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人工选择呢？
整个关于奇点或者超人类主义的论述里有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我们发现它其实是一种去政治化的论述，持这种意见的人认为所有的政治、人文主义都阻碍着奇点或者超级智能的到来，政治对他们而言是一种阻碍。这是一个英国艺术家Lawrence Lek的作品，叫《中华未来主义（sinofuturism）》。
美国和欧洲的极右群体有很多人在讨论中华未来主义，对他们而言，中国的技术发展是真正的没有阻碍的加速主义。在美国每当一种技术，比如生物技术或者某种突破性技术出现时，就肯定会有伦理小组去处理这个问题，会限制技术的发展，在中国就没有这些问题。所谓中华未来主义是一种加速主义，是一种去政治化的加速主义，如果没有政治、伦理的因素妨碍技术发展的话，那么技术会发展地非常快，比如中国在某些领域就是这样。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去政治化的问题；第二是我们如何理解现在出现的超越达尔文所说的自然选择的人工选择的问题，也就是说新逹尔文主义。但这些加速主义并没有解决西蒙东提出的问题，没有解答人跟技术、人跟世界的关系的问题，他们想达到某种技术性高度，认为这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超级智能的崇拜者认为到那时政治问题就不存在了。我们的时代很奇怪，科幻小说跟技术发展似乎有很密切的关联，如果你看几十年前的科幻小说和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社会论述和科幻作品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而今天整个社会的论述和科幻电影的关系很密切，比如约翰尼·德普的《超验骇客》里面有个超级智能，它不仅能思考，还有创造能力，它可以借用大自然的力量去创造。我们发现超级智能的论述与很多影视作品的内容是很相似的。如果超级智能真的到来，我们必须面对它所带来的政治问题，因为我们发现比如美国的右翼运动就提倡通过超人类主义和奇点来摆脱政治摆脱民主，他们认为中国未来主义就是发展的榜样。
京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是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第一任丈夫，也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当时他和阿伦特是同学，他们结婚了但又离婚了。他也是一位哲学家，五十年代时，在西蒙东写《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之前的两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就是《过时的人》的第一卷。他在第一章里描述了一种现象，他称之为“普罗米修斯的羞耻”。普罗米修斯感到自动化的技术物比他自己更高级，也就是在安德斯所描述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人面对自己制造出的东西，发现自己处于下风，这是一种羞耻。“人类觉得自己比物还低级，因为他不能被物化”，这是京特在书中提出的一种黑暗的文化悲观主义。在这些现象中，他看到了一个反转，人类原来以自己是普罗米修斯的后人为荣（当然，这是欧洲人的想法，特别是哥德在《普罗米修斯》这首诗歌里歌颂了普罗米修斯，这个造人者，对神的蔑视），但是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生产的东西好像比人的地位更高了，这造成了文化心理的问题。西蒙东和安德斯的书都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必须重新理解、寻求一种与技术物共存的方式，他们针对的都是工业化的产物，而超人类主义也是工业化的产物，是企业的产物，大谈超人类主义的几乎都是从事高科技企业的，比如Google和彼得·泰尔（Peter Thiel）。
接着来我们进入正题，我们先来讲讲西蒙东说的不确定性边缘（marge d’indétermination）。图片中的这段话出自西蒙东的《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的序言，西蒙东说自动化主义的技术的完美程度其实是相当低的，因为要达到自动化难免要牺牲某种功能，自动化技术主要应用在经济上，而在技术上，它的意义相对较低。他认为技术性应该由另一种东西来界定，也就是不确定性边缘。为什么西蒙东认为我们通过不确定性边缘可以思考我们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西蒙东的书描述的是六十年前发生的事情，现在我们很难将他所说的东西全部接受，有些部分肯定是过时了，或者说新事物会揭示理论中的某些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从系统性和概念性来理解他的理论。不确定性边缘这个概念，可以让我们理解他的技术思想、发现他的缺陷，同时让我们比西蒙东想得更远。我们要理解他的概念在我们时代的意义并超越这些概念在他的时代的意义。
不确定性边缘有三种意义，第一种是功能上的意义，第二种是对自动化的批判，第三种是他所说的一种转导器（transducteur）。从功能角度看，西蒙东当时所见到的自动化机器的问题在于封闭性，当有输入它就给出输出，除此之外它和其他机器、人都没有接触，好像它有自己的世界，也就是说它对外界的信息是不敏感的。而不确定性边缘正是让机器敏感于外界信息的机制。机器不可能是完全不确定的，它一定在某种程度上是确定的或复因确定的（over-determined），否则它将没有功能；但它也不可能完全确定，否则它将是完全封闭的个体，它需要不确定性边缘。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有一个完全确定的扩音机，当它接受到一个信号时，它就将其放大十倍，但此时如果有噪音，它也会把噪音放大十倍，所以这台机器是没有不确定性边缘的，它只是在重复简单的功能。一个有不确定性边缘的扩音机是可以消除噪音的，它会根据声波的分析来确定哪些是噪音并将其减小，它对于外界信息是敏感的，信息介乎于噪音和完美的规则之间。
西蒙东用不确定性边缘来批判自动化主义，但是他的批判有弱点，我们需要有所质疑。他认为自动化主义是技术完美度最低的级别，因为那是封闭的个体，没有不确定性边缘。在西蒙东的其他著作里，他区分三种自动化的机器：第一种是纯机械化地重复的机器；第二种有自我调节的能力，也就是控制论的机器，它能将输出重新变为输入从而自我调节；第三种是开放性的机器。这种开放性机器是什么？我们今天见到的机器不就是开放性机器吗？每个手机软件中都有不确定性边缘，比如我们在通话时，扩音的功能同时是可以减少噪音的，西蒙东用不确定性边缘来批判自动化，但这在今天是否仍然成立?如果不成立，我们为什么还要谈西蒙东?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他所说的开放性机器，它不仅要有自我调节的功能，而且它和人有更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仅是输入和产出的互动。我的意思是，西蒙东所说的不确定性边缘在现在的大部分机器中都可以找到，我们还可以如何理解不确定性边缘这个概念？我们现在的机器是他所说的开放机器吗？我认为不是，我们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他所说的开放机器，也就是我想跟大家想讨论的转导器问题。
转导器是什么？我的问题是，技术物到底可不可以成为转导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要先理解什么是转导器。转导器在六十年代是很普遍的技术物件，但这些技术物变成了西蒙东哲学化的工具，所以西蒙东不仅在哲学的体系里发展哲学，他也从技术物里发展哲学。大家在做艺术品时也可以发展出哲学、丰富哲学里的艺术理论，而非哲学中已经包含了艺术理论。转导器可以转换能量的形式，如将势能变成动能，这个过程中转导器并不消耗能量而是做了转换，它就好像是两个领域之间的不确定性边缘，是两个区域的中介。西蒙东说，“从潜能（potential）到实现（actual），信息就参与进来了，信息是实现的条件”。
总之，转导器也是不确定性边缘，我认为这才是西蒙东所说的不确定性边缘这个概念最重要的意义。很多研究西蒙东的人看到不确定边缘这个概念时，就认为有一种不确定性技术或不确定性机器，这是荒谬的，他们没有真正理解西蒙东提出的概念跟他所处时代的技术物的关系。第三个含义，也就是转导器，才是不确定性边缘最重要的意义，而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技术物是否能在个体与世界之间扮演转导器和不确定性边缘的角色呢？不仅要考虑技术物，还要考虑艺术物，艺术物是否能变为转导器？那可能是情绪的转换、能量的转换。而在转变的过程里会产生什么？它会触发我们接下来的课程中要谈到的个体化过程。如果一个技术物要引发个体化过程，那么它应该具备哪一些条件？这个过程会是怎样的？这也是思考我们和技术物、艺术物关系的要点。
事实上，我们必须重新将艺术和技术连起来，不可以将它们视为两种不同的东西，技术需要从艺术中学习，艺术也需要用技术去实现。举个例子，自动化到底是不是坏事？艺术家会觉得它并非坏事，因为在画素描时，艺术家就是自动化机器，要训练的就是身体的自动化，由此才谈得上创新。一个自动化的过程。戏剧演员在台上表演时，也必须经过自动化的过程，由此他才有机会和台下的观众产生个体化过程。所以艺术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处理自动化的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