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Techno-Romanticism to Techno-Feudalism: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Study of Early Information Societies in China and South Korea
文 / 王洪喆
翻译整理 / 陈苏元
校对编辑 / 王洪喆、郑叶颖、任柄霖
首先，请允许我感谢本次年会的组织者黄孙权教授，以及所有帮助我们聚集在清迈的学生们。
让我们从一部电影开始。
台湾导演杨德昌于 2000 年执导了电影《一一》（A one and a Two）。在影片中，吴念真饰演在台湾一家信息公司担任合伙人的NJ。
公司陷入困境，他找到日本著名游戏制作人Ota大田谈合作。
在汇报中，大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新计划，希望开发一种市场从未投资过的游戏类型。
大田说：
我们目前无法超越打打杀杀的普通电脑游戏产品。不是因为我们对电脑不够了解，而是因为我们对人，对我们自己不够了解。
然而，公司的其他合伙人却认为这个想法的商业风险太大。他们与大田合作投资电脑游戏产业，只是在“为大田的名气买单”，并不希望在赚钱方面冒任何风险。最后，公司选择与一家名为“Oda 小田”的本地公司合作，而该公司是专门抄袭日本大田的台湾企业。
相反，在听完大田的报告后，NJ变成仿佛是大田的一个惺惺相惜的知己。两人共进晚餐时，大田问NJ：
为什么我们如此害怕第一次呢？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第一次。每个早晨都是全新的。我们从未活过同一天，但每天早上，我们从来不会不敢起床……为什么？
很少人知道这位电影大师与数字技术的深厚渊源。1969 年，杨德昌毕业于台湾国立交通大学控制工程系，后应邀担任宏碁电脑公司（acer）多媒体顾问；拍电影之前，他曾在美国担任了八年的信息工程师。
2001 年，电影上映后，杨德昌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媒体问导演如何看待这波互联网发展的浪潮。杨德昌说：
我认为第一波互联网热潮主要是投机，当时很多人没有认真思考数字技术的本质，他们沿着过去的模式看新事物。美国的风险投资基金，以前最多占资本市场的 10%，但随着数字技术时代的到来，风险投资基金甚至超过了 50%，这说明大家对于互联网技术都抱着赌博的态度。如果没有对新技术的清晰认识，大多数事情的发展方向都会是有问题的，而这种赌注将是危险的。
2000 年是一个分水岭，随着最后一个互联网泡沫破灭，亚洲金融危机结束了东亚的“一九九零年代”。这部电影正是以一个中年男人的视角，试图通过中年危机来暗示时代变迁可能带来的后果。
与过去的互联网史研究者一样，我试着找到一种区域性的文化解释，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方式来理解东亚数字产业变革的动力，从而聚焦于文化解释的潜力。
在这一领域，目前已有许多优秀的研究，如“加州意识形态”（Californian Ideology）、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的《从反文化到赛博文化》（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以及《黑客伦理与信息时代精神》（The Hacker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然而，这些研究都基于美国和欧洲的背景。虽然亚洲数字文化的起源同样受到了美国和欧洲数字文化的影响，但其自身也具有一些独特的因素。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这些东亚自身独特因素的讨论还很有限，对真正塑造东亚数字文化和数字产业的动力，也缺乏有效的讨论。我们需要更多来自东亚本土的研究与知识生产。
我想花一点时间再解释一下我的方法。在研究方法上，我采用了信息社会史研究和互联网史研究的历史主义社会学方法，聚焦于“社会技术想象”在信息技术史中的作用（Turner, 2006; Barbrook, 2007; Streeter, 2010）。
同时，我也特别关注非西方世界信息技术发展史中的替代路径、社会政治、经济进程以及全球知识流动（Medina, 2011; Peters, 2016）。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我更倾向于从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东亚的媒介和信息技术史（Jin, 2010, 2023; 吉見俊哉Toshiya Yoshimi, 1992, 1995; 柯裕棻, 2008, 2009）。
东亚的数字产业正在塑造一个全新的全球数字未来。在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的信息化上，东北亚领先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通过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数字文化历史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独特的发展模式，以及他们应对信息时代挑战的策略。此外，这种研究方法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亚洲各国之间相互影响、世界其他地区国家之间相互借鉴的理解，为未来的区域合作和社会创新提供有益的参考。我们也可以从地区比较的角度进一步理解中国的数字发展道路。
正如影片所提示，我们不禁要问，东亚社会中所谓的计算机文化黄金时代究竟是怎样的？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哪些条件促成了人们对 IT 行业的热情？这些条件又是如何转变并形塑了当前东亚社会所面临的危机。以及，我们应如何重新评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价值。
我给出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发烧友”（enthusiast）。与强调工具和动手的硅谷车库文化不同，我发现东亚早期的计算机文化具有更浓厚的人文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
正如刚才提到的，影片中的大田和 NJ 二人不仅在大田的汇报内容上达到共鸣，还在离别时车里演奏的交响乐上同频共振——他们两人通过共同的“发烧友”身份获得认同！他们都认出了彼此是“enthusiast”。
“发烧友”是一个东亚原创词，不能完全等同于业余爱好者（amateur）、爱好者（hobbyists）或者赫恩·詹金斯（Hern Jenkins）所说的 “粉丝”（Fans），对我来说“发烧友”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词，具有特殊的人文主义价值。
“发烧友”的定义来自音乐发烧友（audiophile），这个名称起源于香港，是香港人对早期“音响器材爱好者”的称呼。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音频）放大器主要是电子管功放（也包括电子管收音机）。电子管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开久了会发热，也就是香港人所说的“发烧”，所以玩电子管的人，当功放机发热——也就是电子管发热时，一般都会关掉机器，等它冷却下来再继续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它慢慢演变成对某些事物有特殊兴趣的群体的统称。也许，“enthusiast”这个概念更接近于“发烧友”。
首先，众所周知，“发烧友”热衷于表达、分享、交流、寻找同好和组建社区。但更重要的是，这种社群绝不仅仅满足于关注爱好这一垂直领域，而是由此延伸至对更广阔领域的兴趣和自学能力，进而形成具有共同品味、判断标准、价值观，甚至政治立场的社群。
过往对中国早期数字文化的研究过于强调其自上而下的技术民族主义特征。在我的研究中，我强调在早期，尤其是 1990 年代，这更多是一种“enthusiast”群体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技术民族主义，有着浓厚的人文主义特征，而非过去理解的“先进-落后”的二元技术民族主义。
让我举个例子，前导软件公司（Frontier）成立于 1995 年，在 1998 年解散前是中国大陆最大的游戏软件制作公司，当时大约有 50 人，4 个工作室。
我们可以从前导软件的创始声明中看到公司愿景：
计算机是新的信息媒体，软件是新的文化形式。前导公司不仅是软件产品公司，更是文化产品公司。我们走到一起，是为把最好的计算机文化产品送进千千万万个家庭。
计算机交互艺术刚刚萌芽，远未进入成熟期。制作属于中华民族的划时代的正剧、悲剧，是前导人的梦。
让计算机真正成为孩子们的良师、生活中的益友，是前导人的责任。
这与公司创始人和创始团队强烈的人文情怀密切相关。20 世纪 90 年代，公司专门将中国四大名著改编成游戏。
还有一个例子更能说明第一代软件人的人文精神：与制作软件相比，他们更关注出版物和杂志。前导投资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游戏软件杂志《电子游戏软件》和中国历史上发行量最大的计算机杂志《大众软件》。在此期间，类似的软件和计算机杂志有 30 多种。
我们来看看其中一本杂志的发刊词：“一个游戏软件既是一件‘商品’，又是一件‘作品’。我们更愿意从‘作品’的角度去评论一部游戏。”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说：《游戏批评》是一本文化气息很浓的书。
这些杂志在 2000 年左右达到高峰期，月发行量都在 30 万至 50 万份。与此相比，截至 1999 年，中国的电脑总数超过 1000 万台，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属于企事业单位和教育机构，个人家用电脑的数量还不到 500 万台。我们可以从这个比例看出当时电脑用户浓厚的文化氛围。
有趣的是，软件、硬件和游戏杂志的繁荣离不开一个重要原因：盗版和山寨。正是因为有了繁荣的盗版市场，软件文化才得以迅速传播，杂志才得以覆盖大量人群。换句话说，虽然大多数都买不起正版软件，但他们买得起盗版软件和正版发行的杂志。而杂志上有大量的软硬件 DIY 知识和游戏指南，正好满足了“发烧友”群体的自学和社区交往需求。可以说，没有杂志作为交流平台，也不会有中国繁荣的盗版文化市场。
与音乐、动漫或其他大众娱乐相比，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文化景观中，数字文化反而是最具人文精神的。这是一个由爱好者组成的世界，一个由想象力主宰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由盗版主宰的世界。
有趣的是，与中国相比，韩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几乎没有发展过这种具有人文特色的数字社区文化，而是快速进入了另一种既不同于中国，也不同于日本的数字文化形态。
与处于杂志时代和互联网时代过渡时期的中国相比，同样拥有繁荣盗版市场的韩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直接进入了互联网时代。韩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普及宽带互联网的国家。
我的基本判断是，韩国的数字文化与中国地区有着微妙的不同：与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形成的自下而上的“发烧友”群体和创业精神相比，韩国的数字文化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动员。
在韩国的现代性中，信息社会被视为实现国家经济增长、乌托邦式的社会愿景，甚至国家统一的重要先决条件。自 1997 年韩国发生经济危机以来，信息技术作为社会曙光的愿景便开始传播，以努力克服危机、应对全球化的影响。
韩国政府推行了面向未来的信息政策，如 1999 年的网络韩国（Cyber-Korea）、2002 年的电子韩国（e-Korea）和 2006 年的 u-Korea（提升韩国现有资讯科技框架的战略）。先进信息社会的未来形象突出了科学思维的作用和技术发展对社会变革的影响，创造了对未来信息社会的想象。一个高度乐观的观点是，在融入理想化的技术发展阶段后，韩国将变成一个乌托邦社会。
然而，这种信息社会想象背后的真正驱动力并非乌托邦社会，其主导形式源于独特的民族主义发展主义或发展民族主义（developmental nationalism）和强烈的工具性科技观。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一种国家社会技术想象的特殊形式在韩国社会根深蒂固，体现为“科学建国”和“技术自力更生”的口号。
总之，没有任何政治团体、民间力量会质疑技术进步对国家和社会进步的意义，换句话说，技术发展主义是韩国最具有领导权的现代意识形态。这也使得韩国的科技发展道路缺乏人文主义思想的平衡。
不过，在不同总统任期内也出现过另类技术提案。例如，金大中在狱中受到增田米司和阿尔文-托夫勒的影响，构思并推动了跨欧亚信息网络（TEIN）的发展。2000 年 3 月，金大中总统提议将欧洲和亚洲的研究和教育网络互联起来。他设想在亚洲和欧洲之间建立联系，目的是建立一个研究人员和教育工作者的国际网络。他设想的亚欧联系旨在加强首尔与欧盟的经济和文化联系（Na，2016）。作为首位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的亚洲领导人，他将 TEIN 描述为“网络丝绸之路”或“电子欧亚大陆”（Na, 2016）。
对金大中来说，TEIN 只是硬币的一面。硬币的另一面是“钢铁丝绸之路”——横跨欧亚的综合铁路网，打通南北韩之间的铁路运输，以及连接日本的日韩海底隧道。了解金大中的欧亚愿景与中国的“一带一路”之间的联系和差异，将为东北亚地区未来在信息和交通领域可能开展的区域合作提供历史资源。研究人员对于金大中在狱中的阅读如何激发了他对互联网的想法仍知之甚少。我将在这方面做更多的研究。
现在，我来做一些总结。
派卡·海曼（Pekka Himanen）在《黑客伦理与信息时代精神》一书中，总结了新教伦理与黑客伦理之间的区别：
在新教伦理中，至高无上的善是赚更多的钱，工作和金钱本身都被视为目的。而在黑客伦理中，娱乐/激情目的远多于金钱目的，Linux、开源社区就是很好的例子，当然还包括创意共享。
在我看来，与黑客伦理相比，除了海曼（Himanen）提到的社会交往、激情和娱乐目的之外，人文主义在早期东亚数字文化伦理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在这里，人文主义以更具集体性和共享性的价值观平衡了黑客伦理中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但在当下，黑客伦理和东亚数字文化伦理都已衰落甚至瓦解。剩下的是一种新的“技术封建主义伦理”——这种伦理不仅追求赚越来越多的钱，而且坚信数字技术平台应该向人们收取租金，而不是成为人类共享的基础设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共享变成了租赁。
但分析不应止步于此，更重要的是要回答这场变革究竟给资本主义带来了哪些结构性变化。
在此，我想延伸乔迪·迪恩（Jodi Dean）关于技术封建主义成为对消费者的惩罚的论述，即消费品被重新配置为积累手段：
汽车不是个人交通工具，它是用来赚钱的。一个人的公寓不是用来居住的，而是用来出租的。随着个人财产成为平台巨头、Uber 和 Airbnb 积累资本和数据的工具，消费品被重新配置为积累手段。这种成为佃农的趋势——即成为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但同时其劳动增加了平台所有者的资本——是一种新封建主义。
这并没有真正伤害到已经处于底层的平台劳工，因为他们并没有比过去失去更多，相反，由于平台资本主义的金融属性，平台劳工的收入甚至比工厂劳工有短暂的增加。扮演消费者角色的中产阶级确实受到了伤害，因为当任何消费都必须通过平台完成时，中产阶级如今就是在为技术封建主打工。
从这个角度来看，新的技术封建主义伦理确实痛恨传统的中产阶级，而也正是这个阶级即将迅速地被人工智能取代。这也是老的“工业资本主义”曾经承诺的“中产阶级时代”的终结。
结果就会像乔迪·迪恩所说的那样，出现一个主要由服务行业组成的普遍的下层社会，并且取代工厂成为斗争发生的主要场所：
在全球北方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中，大多数人在服务部门工作。一些人发现，他们的手机、自行车、汽车和房屋已经失去了个人财产的性质，变成了生产资料或收取租金的手段。由于被拴在他人所有的平台上，消费品和生活资料现在成了平台所有者积累财富的手段。我们大多数人构成了一个没有财产的底层社会，只能通过满足高收入者的需求来生存。美国劳工统计局的一份报告指出，在未来 10 年内，增加就业岗位最多的职业是个人护理助理，不是保健工作者，而是给人洗澡和打扫卫生的助理。统治阶级对清洁工、厨师、杂货商、收银员、送货员、仓管员等大量仆人的依赖表明，工人可以在新的斗争场所、薄弱环节发挥力量。
那么，东亚尤其是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的意义何在？
我认为，这是唯一一个中产阶级和数字文化在同一时间形成的社会和时代。这一特殊的社会结构变化与数字化的到来相互叠加，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为东亚信息社会曾经的人文氛围和发烧友文化奠定了基础。
而这种人文主义的衰落和技术封建主义的兴起，将与东亚信息未来的命运息息相关，值得我们继续持续观察和思考。
问答讨论
Q：我看到你提到了一些阶级分析，我想了解你在使用什么样的方法论，以及你的工作是如何受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影响的。
A： 我认为这很复杂。对我来说，我可能更接近“韦伯-马克思主义”，我更注重文化解释，找到某种主体性来解释经济结果。这就是我的基本方法论，即从文化研究开始，但最后我希望能触及阶级分析和政治、经济分析。但老实说，我所做的工作是否有价值或合适，我没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但我仍在努力。
Q：我对你比较韩国和中国数字文化的历史轨迹很感兴趣，你说中国的数字文化是自下而上的，而韩国的数字文化是自上而下的，我很好奇，在中国自下而上地发展数字文化的背景下，你如何看待中国政府的作用？我很想了解国家在这种自下而上的发展中是如何定位的。
A：正如你所知道的，在民族国家在中国数字化历史中的作用这方面，此前的研究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这是目前学术界的主流。他们认为，从技术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中国九十年代的历史、数字化进程与韩国并没有什么不同，在某种程度上，韩国可以成为中国的老师或导师，因为他的数字化发展比中国早十年。因此，中国只是照搬了韩国的国家政策制定和发展型国家手段。而对我来说，我想更多地关注社会进程和自下而上的可能性，以及探索现在的经济成果是如何被塑造的。相比于此前的研究，我希望在国家主导的技术发展主义和自下而上的社会创新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来解释实际的历史结果。很抱歉由于时间，我没有对以前关于中国民族国家在数字化中的作用的研究进行更多的综述。
Q：我认为您所展示的这种独特的技术发展时刻，伴随着中产阶级的增长，以及您所了解的九十年代的中国和韩国，是一种非常有力的洞察。我的问题是，今天，技术封建主义，也许正在一点点地彼此耦合。我对中国比较了解，你说中国的技术创新仍在飞速发展。但我认为近年来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产阶级正在增长，但增长似乎没那么快？围绕这一点，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想知道，你是否认为这完全是种挑战？还有我想问，韩国是否也面临着类似的现象，以及当今技术增长和中产阶级增长之间的分叉。
A：是的，我认为两国之间的危机相似，韩国的情况更糟。因为在东亚，韩国比中国大概早 10 年。因此，韩国目前的情况就可能是中国十年后的情况。
在我看来，目前关于技术封建主义的讨论，并不足以扩展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判断力，而只是理想化地谈论平台合作化作为替代方案，但显然，这不足以给出解决方案，或者他们不敢给出解决方案，或者认为根本没有解决方案。
但对我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我认为数字平台仍然有可能被公共化以释放其潜力，成为像电力、天然气和水一样的基础设施。我们只收取使用平台基础设施的最低费用，而不是大量的租金。但民族国家可以是平台基础设施的所有者吗？这至少应该成为一个可以去集中讨论的关键议题，以开启对于技术社会想象一个可能的未来视野。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从社会的、技术的角度对可能的未来进行讨论、争论和批判。
讲者介绍
王洪喆
WANG Hongzhe
王洪喆（1983 年出生于辽宁鞍山），媒介史学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长聘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博士。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媒介技术史、冷战、控制论、信息社会和劳工研究。他长期从事以媒介为中心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艺术实践，同时是研究网络“北京媒介小组”和“游戏手册”的发起人，“拆东西研究所”联合发起人，目前生活和工作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