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en Weyl，1985年生于美国旧金山，是一位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技术专家，目前担任微软政治经济与社会技术部门首席执行官。2018年，Glen 创立 RadicalxChange Foundation，希望建立超越现有资本主义形态的社会。同年，他与 Eric A. Posner 著《基进市场(Radical Market)》；本书对问题重重的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进行了思想的实验。目前，Glen 致力于想象、交流和建构一个通过社会技术优化人类共同生活的多样化未来。
Glen Weyl, born 1985 in San Francisco, is an economist. He is also Microsoft’s Office of the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Political Economist and Social Technologist (OCTOPEST). In 2018, Glen founded the RadicalxChange Foundation, seeking for coherent and sustainable alternatives to the capitalism. As the co-author of ‘Radical Market’, Glen focuses on the problematic market mechanism, trying to building markets and technologies truer to the richness of our diversely shared lives.
基进改变的政治哲学
文/ 格伦.韦尔[Glen Weyl]
编译/ 翠玉
摘要：资本主义只有在收益减少的情况下（当整体小于部分之和）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但人类文明的前提恰好相反。然而，跨越国界并聚集其中的收益增长现象具有一定多样性，即便是民主的民族国家也无法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因此，我们必须超越这些冲突的范式，建立崭新的多样化集体治理机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合作模式。RadicalxChange是一种全新的、通过严谨科学和社会参与，来想象、建立、实验和倡导实现这些目标的运动。Glen Weyl 将与大家探讨这项运动的原则，以及它改变商业和治理的方式。
Abstract: Capitalism is able to efficiently allocates resources only under condition of decreasing returns (when the whole is less than the sum of the parts), but human civilization is premised on the reverse. Yet even a democratic nation state offers no clear solution, given the diversity of increasing returns phenomena we participate in, crossing borders and clustering inside of them. We must move beyond these conflicting paradigms to build diverse and emergent collective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capable of adapting to the ever-shifting patterns of social cooperation. RadicalxChange is a movement that imagines, builds, experiments with and advocates for radically new ways of achieving these goals using scientific rigor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I will discuss the principles of the movement and the way it is already transforming business and governance.
感谢邀请！很荣幸能和身在中国的大家见面。在接下来的演讲中，我想进一步抽象化维塔利克
爱因斯坦曾说：
如果人类的组织能力能跟上技术进步的脚步，那么发明天才在过去100年间赐予我们的东西本可以令我们的生活快乐无忧；但如今，我们这一代人在机械时代好不容易获得的技术成就已经变得像三岁小孩手中的剃刀一样危险。
这段话让我联想到一个名为 “Civilization” 的策略类电脑游戏。游戏玩家在发展各种技术之余，还能发展出不同方式来组织社会。我认为，爱因斯坦在这段话中指出的是人们在组织社会方面的发展跟不上技术发展的脚步；这限制了人类进步，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现象，甚至带来了人类灭亡的危险。为此，我们需要能跟上工具发展脚步的自我组织技术。“基进改变
我认为试着将“组织社会”想象成一种“技术”，而非将此两者放在二元对立的两端对如今的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过去的我们一贯通过争议和二元对立来思考组织社会的形式；但真正的技术进步其实不在于那些“互联网伟大还是生物伟大”的二元对立式争论，而在于，比如说，试着将生物和互联网相结合。
举个例子。我觉得“民主”相关的两对二元对立——“民主”和“国家”及“民主”和“自由资本”——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谋求发展的现实阻碍。“民粹主义”和“技术”的二元对立，以及宣称所有人同属于一个国际社区的“大都会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也一样。而“基进改变”意在令超越二元对立成为一种能让我们在自我组织方面取得根本性进步的技术风格。
今天，我的演讲将只尝试打破上述诸多二元对立的其中一组，即“资本主义”和“民主”或者说“民主社会主义”。“市场”和“民主”或“民主社会主义”一贯以相互对立广为人知，但我想推翻这种对立性。至少这两者在维塔利克他们的二次方募资实验中融合得很好。此外，我也会稍稍讨论“基进改变”所尝试处理的其他几组二元对立，但不会特别深入。
“基进改变”的第一点核心价值是社会技术和物理技术同步发展的理念；第二点核心价值是穿越诸如“市场”和“自由”，“技术”和“民粹主义”之类的种种二元对立的理念。虽然维塔利克在他刚刚结束的演讲中鲜有提及，但我个人日益关注的其实是“基进改变”的第三点核心价值，即“多元主义”（Pluralism）。
有一种在许多经济学和分析型社会科学领域都占统治地位的见解，认为存在一个完全和个人对立的政府，一个“社会规划者”或者说一个大写的“社会”。但事实上，世界性的政府是不存在的；真实存在的是各异的社会组织。同时，彻底的个人意图也是不存在的；事实是，个人往往是从家庭或社区获得其所需，并和“一群人”分享自己所购买的东西。相比于将社区和个人完全分割开，一种更具生产力的思考方式是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社区和个人，来自不同社区的个人会在社区间的互动中相遇，而不同社区也会在其成员交流时产生互动。基于此，我们要做的不是去分散或转移那些个人原子化的始作俑者的权力，而是去构建一个多元的，可以代理个人行使权力的社区。
好了，现在让我们专注于克服上述二元对立吧。
资本主义背后的基本逻辑是通过使人算计来获得利益，毕竟算计会让生产变得有效率。这符合特定的理论情景，尤其符合“边际效益递减（decreasing returns）”理论。边际效益递减描述的是“某所有物的边际价值会随着其数量增加而降低”的现象。比如说，当工厂拥有越来越多工人时，它也会变得越来越拥挤。当机器不能应对所有人时，新增工人为工厂带来的新增产量可能比此前新工人一贯会为工厂新增的产量少。
边际效益递减是资本主义必须要考虑到的情形。为了在高效生产的同时保持公平，工厂往往会按工人的生产量为其发放工资。在边际效益递减的效应下，最后来到工厂的新工人在单位劳动时间内为工厂增加的生产量会比老工人在单位时间为工厂增加的生产量低。这意味着工厂在为边际产量（marginal product）买单后往往会有些剩余。下图左侧图表内的切线就显示工厂给原有工人支付的薪资，而竖轴上显示的中间差值就是工厂所能获得的利润。正是图中这样的盈利机制支持着一部分公司的运作，也是这样的机制在为资本主义创造效率。
但边际效益递减并非在现代社会获得成功的万灵药，成功其实应该归功于资本主义本身。毕竟如果边际效益递减真能屡试不爽，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会常常遇到这种情形才是。试想，如果真是这样，人们应该纷纷希望自己独居在某中心地带的小棚屋里，通过与世隔绝来避免成为边际部分。
在边际效益递减之余，我们不曾看到的其实是资本主义和动态经济的核心，即城市、网络之类一切让人们有机会聚集在一起的事物。在群居的前提下，人们的互相分离就会导致“边际效益递增”。边际效益递增即产品附加值的增加所要求新增人力或投入也要增加。这对资本主义来说是个大麻烦。毕竟，用大量有效金额为产品附加值买单，很可能会导致入不敷出甚至破产。即边际效益递增的情形下，利润和效率是不同步的。那么，就像维塔利克刚刚提到的那样：对于那些缺乏合适商业模式来创造大量价值的项目来说，它们所采用的大部分商业模式都可能会削弱项目价值。而众所周知，这在软件领域非常常见。
软件是边际效益递增的经典案例之一。绝大多数情况下，“吸引用户使用软件”所需的边际成本低得近乎为零，但开发软件的成本又非常高。这意味着仅仅依据边际成本向使用者收取费用时，软件或许能如愿被广大用户有效使用，但这也意味着软件的收入将不足以支持其初期的发展。这种尴尬的局面会迫使开发者在以下两种极端情形中做出选择。即，要么就选择做一款开源软件，成为传统意义上人们构想中的那种保持网站运转的基础款协议开发者——但可能会入不敷出甚至无家可归；要么就去申请知识产权专利来保护自己的独角兽公司，再通过收取高额费用将本可以创造价值的部分消费者排除在用户群体之外。1990年代的微软就曾面临过这样的难题。但其实，以上两个选择都不太靠谱。
虽然边际效益递增是资本主义总会出现问题的原因，但也有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所达到的大部分伟大成就都应归功于这一效应。实际上，“资产阶级”这个词是“城市”理念孵化出来的。而城市是由城市居民们共享的一切基础设施，以及一切人们因聚集而产生的价值所组成的一个典型的边际效益递增案例。举个例子，在城市经济发展初期，有工厂将人们聚集到一处，才使得城市生产效率相比于市民们闭门造车时高得多。稍后，为电力所加持的工业革命则发生于“电网”这种典型的边际效益递增的网络之上，而现代信息技术则是网络的终极案例。但是，现代社会几乎所有像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和“经济发展”之类的事，都同时变成了资本主义缺乏效率的案例。这种状况在全世界范围内屡见不鲜。其实，若能明白“边际效益递增将与资本效率同步发展”的道理，资本主义因失控所造成的大部分问题就都能被预测到了。
如今，科技平台在大大高估我们的生命的同时创造着大量的待办事项，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是传统网络引发边际效益递增。事实上，在美国，即便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形下，也通常只有那些拥有半吊子商业权力的小摊贩真正为平台过于严苛的审查制度而担忧。此外，我们还能看到现在到处都是劣质新闻和资金短缺的高质量新闻互相竞争，因为新闻也是一种典型的边际效益递增品。人人能在新闻一出现就立即消费到它们——虽然新闻领域的付费板块总是会存在，但不一定有效，毕竟信息本就会被泄露。于是，相较于创造真正有价值的信息，人们疯狂创作广告以求变现。全球变暖则是另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边际效益递增案例。
如今，新冠是边际效益递增的另一个原型。在美国为应对疫情（尤其在救治病人方面）投入大量金钱时，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在应对疫情方面的花销就相对较少——因为疫情在这些地方属于公共健康事务。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尝试保护某一群体所需的开销要小于治疗一群个体。而“没能成功保护整个群体”是资本系统常常会忽略的一点。事实上，全世界如今面临的主要问题大多都应归咎于“资本主义没能很好地应对边际效益递增”。这也表明资本主义本质上是矛盾的。如图6所示，资本主义赖以获利的诸如电视广播、手机、ATM机等一切好似资本主义救生船一般的发明，它们的发展情形似乎都并不吻合于广为人知的“资本主义有效的原因”。
相比于赋予民主国家更大的管理权力以期待它们来解决资本主义矛盾，将一切麻烦都归结为“国家和国家间公共物品的管理模式不同，某些公共物品可能并不符合某些特定辖区的情况”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这回让公共物品的管理陷入一种意味深长的“民主模式”。让我们想想亚马逊河流域的例子。在亚马逊河流经的六个国家地区内，重大事务的决策者常常是国内大部分自由主义者，而非各类少数族群。相较于保护河流，这些决策者更在乎如何开发河流。这是因为他们既想得到国内尚且没有的，河流赋予其他各国的价值，又想在避免他国对本国造成威胁的基础上保有本国原有的河流价值。他们不在意他们国家那些真正赋予亚马逊河以价值的少数民族。类似的事情在更小的辖区内也一样会发生。比方说，我们虽然拥有许多城市，但这些城市既太大也太小。对于居住在其中的少数族群来说，城市是太大的，因为他们总要面对警察和大多数人的压迫；同时，对不得不居住在城市外围区域的贫穷人口来说，城市又太小了。所以，我们得超越“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这二元对立的两者，在为市场赋予动态性和灵活性的同时令市场当责，尤其是对民主机构负责，而这只是有待我们超越的诸多二元对立的其中一组而已。
就像维塔利克刚刚提到的那样，二次方金融（Quadratic Finance）是我和他与一位出色的诗人，同时也是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佐伊.希齐（Zoe Hitzig）一同提出的。二次方金融的核心逻辑是超越“市场”和“民主国家”的二元对立论。我们三人在构想二次方金融这一概念时，希望构建市场在“允许人们按照他们个人的需要去资助各种社会事务”这一方面的灵活性；但我们也看到市场会令公共物品逐渐失效，所以我们需要建设一个具有民主原则的市场。
在刚刚的提问环节中，有人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从哪儿募资”？其实一切公共物品终究都可以惠及社会，这非常棒。举个例子，若是美国某社区新建了一所非常好的学校，可能该学校周边的地价都会上涨。也就是说，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土地的总价值会因学校所创造的价值而增长。如果我们可以对这部分新创造的价值征税，那么所有学校将都是值得建造的。这是为公共物品募资的要点。
按照经济活动类型划分，募资可以由边际效益递增活动和边际效益递减活动组成。这两者可以维持平衡。边际效益递增活动所得总会被一部分边际效益递减活动吸收。就像计算机科学领域中的“有向无环图”那样。因此，只需找出边际效益递减行动中的价值，再将其循环利用于边际效益递增行动中，就可以进行募资。这就像电力一样。再经济价值流动得越来越快（几乎像是存在着一个超导体）后，你会发现经济及其内部被创造出得价值也正在增长。这正是经济政策的最终目的。但如今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避免经济发展减速的同时，对这些边际效益递减活动所创造的价值进行征税？
中国民主革命之父孙中山先生曾讨论过类似问题。他说，对土地征税，允许土地有效流动以被高效利用和避免土地被垄断将使市场将变得更具动态，更具竞争性，更高效也更灵活。阿诺德.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则进一步提炼了这一观点。他表示：“必需按照物品真实的经济价值对其进行征税。而经济学家达成此目的的手段非常简单直接，就是允许物品持有人自行为其所持物公开定价，并鼓励物品所有人按定价出售物品。这种激励手段的效果甚至会超越市场中现存的一切鼓励人们尽可能经济地使用资产的手段”。这就是“拍卖自评估许可（self-assessed licenses sold at auction）”，简称“SALSA”；也以“哈伯格税（Harberger Tax）”，“公有制（Common Ownership）”和“自评估税（Self-assessed Tax）”为人所知。这是一种让募资按照平方金融模式进行的提案。 “SALSA”向我们展示了，相对社会主义的系统下相对集体化的募资也能来极具竞争性的市场。事实上，类似的机制在古希腊和丹麦等地已经有很长一段历史了。今天，爱沙尼亚的土地征税也正以类似的模式进行着。
如今，维塔利克和我正尝试将这一极具抱负和变革性的提案运用在我们正在进行的实验中。但这一提案的真正落实也正面临着许多亟待处理的现实问题。例如，就像牛津大学的科林.迈尔（Colin Mayer）教授和来自伦敦的米歇尔.米格（Michelle Meager）律师所讨论的那样，相比于用反托拉斯本身去瓦解和控制公司权力，不如试着通过反托拉斯法赋予我们的力量将诸公司转变为民主体制，让它们主动对股东、权益人、和消费者负责，而不是只顾公司自身的利益。这样的见解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创造新型国际化民主制度的方式。相比较于传统的民族国家和语言，这种民主制度是建立在消费者所购买的物品之上的。
当然，这只是“基进改变”正在发展的诸多点子中的一小部分。除此之外，我们还通过“平方投票（Quadratic Voting）”，“个人移民签证（Visa Between Individuals）”，“反托拉斯（Antitrust）”等提案展示一种相对多元的社区模式。这些点子看似大胆，实则有效。目前，世界范围内已有数以百计的团队再自己的社区内实验上述机制，解决社区问题。
维塔利克刚刚提到的Gitcoin Grants就用到了这类点子；科罗拉多立法机关则是通过平方投票来分配预算和决定优先要务；在台湾，平方投票被用于使人们在部分社会议题上达成共识。台湾极具活力的数字民主在自下而上的数据收集过程中大量引入了基进改变提出的点子。他们以小组为单位创造数据，利用数据和政府进行谈判和协商。他们采用平方投票法筛选出需要被优先处理的社会事务，并搭建了“vTaiwan”平台。现在，大约四分之一的岛屿人口是该平台的活跃用户。而除了我们之前提及的土地税，爱沙尼亚正在使用的所有数字民主工具也是一则典例。此外，就像维塔利克刚刚所说的，我们目前正在美国本土做类似的尝试。在科罗拉多州，当地的商业活动通过二次方募资机制进行募资，平方投票法则是已经被写入法案。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从这些社区处理疫情事务的表现上看，最为成功的往往是最多使用这些（组织社会的）工具的社区。例如，自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以来，台湾地区的疫情死亡率一直是全球范围内最低的，其地区GDP也没怎么收到疫情冲击。爱沙尼亚则是西方社区中对疫情处理得最好的。
我们通过《基进市场》一书介绍了我们在组织社会方面更多的设想。像我在演讲开头提到的那款时下流行的策略类游戏“Civilization”就在其游戏规则中引入了包括平方投票法在内的诸多“基进改变”的点子。也有部分美术馆正使用提案中的方法收集观众反馈。目前，我们的团队也正在和电影人和漫画作者合作。我们的合作不在于写出好玩的故事，而在于讨论人们如何生活。例如，如何利用这些提案解决印度地区的用水难题，或者如何利用这些提案设计出人人多乐于参与的群体游戏。
如今，基进改变也正在将这些提案带入政治领域。据我所知，加拿大的一位政治家已经在实践我们的提案，而我们在美国获得的回应也相当不错——国会中也有基进改变社区的成员。此外，我们还正在和拉丁美洲的政治家们一起在世界范围内推进我们的实验，毕竟，立法的基础就是要让这些提案有尽可能多的多机会被实施。
我希望基进改变的政治哲学能给在场的各位带来一些灵感。我认为这些点子真的能够帮助我们突破人类社会被拟定的诸多二元对立，转换我们组织社会的方式。谢谢大家。
Panel 1 基进市场 讨论与问答环节回顾
主讲嘉宾：格伦·韦尔[Glen Weyl]、维塔利克.布特林[Vitalik Buterin]
评述人：阎晗、刘怿斯
主持人：黄孙权、刘益红
刘益红：接下来我们进入问答环节，我们再次有请阎晗、刘怿斯和黄孙权老师。
黄孙权：今天 Glen Weyl 中间提到几次不同的方案和实验计划，其实都发在了他们 Radical x Change 的网站上，各位朋友有兴趣可以去浏览。刚刚他讲了在各个地区实践的精彩例子，Vitalik 和 Glen 都在现场，也许两位最后可以对谈一下。
首先我们有请两位评述员很快地回应一下。
阎晗：刚刚 Glen 讲了他的 Radical x Change 基金会目前在世界上做出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努力。理论的努力包括从孙中山以及一些著名经济学家身上继承的思想，并且将其提炼成经济学理论。实践上的努力包括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在世界各地为许多组织所使用的，创新性的投票、选举和资金分配的方法，以及创新性的技术，包括去中心化互联网、区块链去重新分配政治权力和资金。这同时也是 Vitalik 在做的事情。
我想问 Glen Weyl 一个更加现实的、甚至有点绝望的问题。虽然我们一直假设这个世界是一个合作的世界，是一个越来越多信息交流的世界，但在今年，交流进程被打断了，而且很可能会倒退很多年。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觉得 COST 之类的理念会不会失去它的理论土壤或者是实践空间？如果说目前的现实情况使它受到了压制——尤其是在大家对一些中心化的，或者是集权的力量有一些应急性需要的情况下，那么你觉得，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和一个经济学家，包括 Vitalik 也是一个计算机科学家和一个创业者，你觉得你们能做的是什么？
Glen Weyl：非常好的问题。我认为危机和转机本身就是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危机就会有转机，这是经常发生情况。举个二战的例子，比如，我们能看到，二战后的西方出现了很多富裕国家。至少对这些富裕的国家来说，二战为其带来了一段繁荣时期。而在美国，我们也能看到是内战危机给自由以新生的机会——大家能看到我们如何在内战后开始意识和解决种族问题。不得不承认，种族问题的解决是一个旷日经久的过程，但没有这场内战，解决问题的过程就不会开始。出现危机，往往是新生的机会，也是转机的时刻。我希望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当前，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刻都需要认识到这个问题。此前的模式已经证明仅靠国家自身的改变不是行之有效之法。如今，我看到了危机，却也充满信心。我认为专注于“如何更好的进行社会组织来超越当前的危机”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
阎晗：我也想问一下 Vitalik。我们知道美国的总统大选还在使用“本人到场”和“邮寄选票”两种方式。虽然我的假设听起来非常遥远，但你能不能想象有一天在区块链或者是区块链互联网的世界使用你的技术给总统大选投票？如果这一天能到来的话，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实施步骤？
Vitalik Buterin：我认为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需要安全的，大规模的，加密投票的时候了。虽然这其中的操作很具有挑战性，有很多密码学专家甚至觉得加密投票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我认为，首先，2020年大选给我们展示的情况是人们在投票方面并不是非常安全。投票过程中其实存在很多选票被干预的隐患。而我认为由线下投票转到线上投票是会有很多好处的，我们不应该拒绝这一可能性。
不过，加密投票确实面临一些技术问题。制作这个投票系统会有很高技术要求。首先，这个系统必须要有强大的隐私保护，还需要有可验证性、可审计性和安全性。要同时兼顾这四者是很难实现的。确实，一个系统很难在保证隐私性——即让人们不看到里面具体是什么内容——的同时，通过保证安全性来确保正确性。但是我认为以太坊生态系统在很多层面上有解决技术难题的潜力。
未来我们会否出于必要来部署这样一个系统，并且在不同环境中对其进行测试呢？其实平方投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未来，我们会把平方投票系统的安全性和隐私性进一步加强。让它在加密货币领域之外的其他场景中也被使用。而且，二次方投票的机制是全新的，它的革新对传统投票方式来说也并不是换汤不换药而已。现在，我们已知一些政府正在采用平方投票和二次方募资了，我认为这样的情况会在未来进一步增强。
刘怿斯：可能我关注的点或者说我关注的方面更多偏向于我们整个社区生态的建设。其实二次方募资和平方投票都很需要社区来支撑。而对于一个实施这两种机制的社区来说，如果社员参与度不高，这些提案也是很难以维持下去的，它们很难真正达到效果。我的问题在于刚刚 Glen 也提到的你们在科罗拉多州的实验。我想请问一下，平方投票在这个州的实验中有没有获得很高的社员参与度？你认为这样一种投票的方式，有没有可能给予客户更多的激励，让他们可以更多的参与进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投票时没有获得太多的关注。
回到之前，我们再说二次方募资时讲到了“共谋”，讲到了已有的虚假和诈骗事件。在线上，这样的事情可能会非常容易发生，因为你处在一个去中心化互联网中，身份很容易被虚构，也很容易被随机创造出来。那么，在一个现实生活环境中，如果我们真的人人投票，这样的问题其实也会变得少一点。基于此，您认为应该如何平衡公平与否和去中心化互联网当中匿名性之间的关系？
Vitalik Buterin：毫无疑问，线上验证比线下验证要更难，不管你多有钱，多有权都是这样。我认为线上也存在验证身份的有效方式，只是我不认为有任何完美的解决方案——或许我们也不需要真正完美的解决方案，毕竟许多法条都需要你用不同身份，在不同的环境下做不同的事情。Gitcoin 平台的生态系统中有一个项目在关注这部分内容，一些其他的项目也在钻研线上验证的问题，比如说其中一个基于以太坊的项目，昨天刚刚上线。
我认为未来我们会发明很多机制并进行尝试，然后我们才会知道哪些机制是真正行之有效的。在传统的投票系统中，民族国家实际上已经有一些中心化的身份模式了。而在这里，你没有办法干预或者是介入，但是哪怕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安全地管理这些身份也是很难的，这是我们未来几十年需要解决的问题。
Glen Weyl：我对科罗拉多实验的印象是：确实有一些人参与，但总体参与度不是很高。我认为 Gitcoin 平台的实验给我们的启示是，好的实验必须要多尝试，而且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我们可能是在一个拥有常规文化的区域中进行尝试，逐渐形成一个社区，了解实验要做什么及其意义何在。总体上，我还是支持去探索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更大规模的实验获得更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在这个阶段，可持续性可能是更重要的。
提到“参与”，我也想接着 Vitalik 的观点来说。我认为参与度反映的是技术本身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的社会的问题。例如，虽说人们发明了电，但让电真正造福社会的其实是由政治组织所修的电网。对此，我的看法是技术本身并不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是能把技术作为工具，并用清晰的话语去描述技术的组织。假以时日，相信社区能够理解技术作为工具的价值，但将技术本身作为解决方案是对技术期望过高了。
Vitalik Buterin：确实，我也同意你的回答。这不单纯是科学的问题。你不能对这些技术做单元测试，因为这些技术代表的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技术。你不能强迫某一个人去参与实验，或者将某个个体上传到系统里让其自动运行。如果说一个版本不奏效的话，你再尝试另外一个版本。因此，实施一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实验是尤其困难的。但提早做这个实验总是好的，毕竟实验结果不仅受制于技术，也受制于其他因素。越早进行实验，我们就能越早创造一种理解实验的相关文化。大文化环境有了进步后，我们才可以进一步去实验科技本身。
Glen Weyl：回到 ID 问题。我相信我们之后会需要有一个好的机制来清晰地界定在线的人是谁。这个机制同时也要求每个人在网上为其行为负责。未来的网络空间不能像现在的网络空间一样如此容易有做假和控制的情形了。不管怎样，这是我们想要到达的一个目标。关于所谓的民主主义，我们刚刚提到的案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实验，也个案例也是我们为实现此目标所付出的努力。
黄孙权：现场有没有什么问题？
观众1：我有一个问题想问 Vitalik 和 Glen Weyl。平方投票严重依赖于可验证的、独立的身份的概念，让社区成员可以通过将自己伪装成多个个体来极大地增加其有效影响力，这让加密货币社区中需要清晰界定的身份的需求产生了紧张关系，关于匿名和假名的频繁使用，目前是否有技术系统可以完善这种无意识中造成寡头政治的不良影响？
Glen Weyl：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聊过很多了，刚刚在回答的时候已经给过大家很多这方面的答案了，可能没有太多要补充的。
Vitalik Buterin：大家肯定希望可以通过匿名来保护个人隐私，希望以多重身份做一件事情，而且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创造更多的影响力。但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具挑战的：我们必须努力找到一种方式来阻止“一人假装多人”的行为才行。
也许一些加密技术和平方投票的结合可以在验证具体个人特征和识别账号身份的同时避免侵犯用户隐私。我想，也许甚至可以把这两种技术和“负投票”的理念结合起来，来确认你是某一个独有的、匿名的投票者，在防止用户作弊的同时避免侵犯用户个人隐私。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保证公平的情况下兼顾大家的网络安全和隐私。当然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妥协和调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有一些机会的。我们会有很多技术不断延伸，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观众2：你们如何评价中国互联网公司进行的很多相关实验？当然大家都在做一个社会的，基于新技术的社会关系重组。比如说我们的雄安新区也在尝试数字化货币和智能合约。你们是怎么看待大家都在做相似的事情，但是本质上基于不同意识形态的基础？我们是做相同事情的朋友，还是竞争的对手？
Vitalik Buterin：我觉得这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整体来讲，社会体制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在这个大的话题下，有很多不同的机制，比如说中心化的，去中心化的。所以说很难做一个统一的回答，就是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不同类型的社会机制和类型都放到一起来做一个统一回答。
Glen Weyl： 我觉得我参与的社区大部分人们同时是我的合作者和我的竞争对手。比如说 Vitalik 是我的合作伙伴，同时他在以太坊的一些进展，有时也会给 我一些压力。可能以后 Radical x Change 和以太坊之间也会有一些分歧，会形成一些竞争关系。我认为中美之间，不同国家之间都是合作者，同时也是竞争者，我们有很多需要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的方面，同时也有很多方面是有分歧的。我觉得这是多方面多维度的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所谓竞争或合作。如果非要说我们彼此之间有竞争关系的话，我觉得我们同时也可以彼此激励，做得更好。
观众3：如果像”西部世界”那样的事情发生怎么办？
Vitalik Buterin：我觉得即便在现在这样的时代，机器也是在增强人的智能，而不是在跟人进行竞争。
观众4：你为什么选择基进市场，而不是选择自由、平等、民主，而是选择了市场，你是不是对这样类型的市场更有信心？这个是不是所谓的美国式的资本主义？
Glen Weyl：自由和平等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市场和民主是我们所使用的工具。基进市场的想法和灵魂是创造一个更新更好的工具，而不是更好的目标。我们使用这些更新更好的工具，才可以让我们完成自由和平等这两个目标。
我认为，基进市场只是一个名字，你想叫任何都可以。比如说我所在的组织叫做 Radical x Change，它其实和名字没有什么关系。在现实意义上来说，我们在这本书当中一直想要跟大家讲述，宣扬的这种机制，其实是在市场和民主之间的。它既非市场也非民主。我们更希望的是把两者的精神结合在一起，而不是选择任何一方。
黄孙权：今天的题目是是很难的，阎晗和刘怿斯做了很好的解释。因为所有东西涉及到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对于比如说二次方募资和平方投票的基本理解。有了这个基本理解，我们才可以进到他们的讨论体系当中，而我相信今天两位演讲已经提到了其中的重点。第二个困难是一个特殊性的困难，是所有的左派知识分子都遇到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因为某种市场主义以及技术主义的方案现在已经没有那么横冲直撞了，它们非常精美、细致、完整——连技术都会讨论它的社会实践的能量。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两者在不断前进的同时，我们对于市场主义的批评却落后于这些力量。
我们有两条路。我们思考一下，或者说重新反省一下实践已经带我们去了哪里，我们要以此为基础，重新回顾 [review] 这些发展。否则就会像第二个问题一样——美式主义就是市场主义，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太可能去跟他们讨论了。
第三个问题，技术不是绝对的。比如说刚刚 Glen Weyl 举到很多台湾的例子。比如说平方投票。其实爱沙尼亚的实际情况我不太清楚，因为没有讲很多例子。但是他说到的台湾，台湾只是用在总统杯黑客松 [hackathon] 当中。那种特定的情况下，规定好1人99票是很容易的。但是你放大到我们美院投票，每个人选出一个最美的老师，每个人用平方投票法，我们可以试试看。
我的意思是，他需要一次次的实验，有社区愿意与技术一起实验技术的困难或者是尝试推行这项技术才有效，仅仅有技术是没有用的，仅仅有实验也是没有用的，你要有一个社区来配合。
阎晗：我觉得可以从美院投票最美老师开始试一下，有负票和没有负票，有假名和没有假名的区别。
黄孙权：我们可以试试看。可以请 Vitalik 来当评审。
总之，今天非常感谢 Vitalik 可以来现场跟我们分享。最后我想说，作为网络社会年会的第一场，我常用的比喻是建筑比喻，这些建筑师，Vitalik、Glen以及在座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你们有不同的思想实践、不同的技术能量，你们都是建筑师，你们正在建立当下和未来的世界。每一个建筑师都应该有机会和能力推动一种不同于现在的可能。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制造 [fabrication] 同时分岔 [bifurcation] 的关系，就是你要制造，并且你要制造不同的东西。我希望我们都是这个建筑师，也是这个建筑工人，也是建筑完成以后可以居住的人，这才是我们实践智慧所强调的东西。最后我们有请阎晗和刘怿斯来讲一下结束语。
阎晗：首先感谢 Vitalik，在我更瘦或者是更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技术乐观主义者，现在俗称加速主义者，认为技术的发展可以乐观的解决一切的问题。但随着目睹各种各样问题的存在，比如我看到了我尊重的像是传统媒体行业这样的行业，因为技术的发展死得更快了，不管是把它作为代价还是说他们没有跟上时代，都是很残忍的。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最终会来参与并且一起协办这个会议，因为我希望这个时代的车轮不应该碾过任何人，大家都应该是时代车轮的一部分。
刘怿斯：非常感谢阎晗说的，毕竟我两个人一起合伙做事情，我对他很多说的东西都非常同意。我个人一直是个很悲观的人，从来就没有乐观过，我从来都不觉得技术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唯一途径。我特别相信一句话，是我在湾区，旧金山一个很奇怪的 commons 看到的，commons 就是一个楼房，有12个组织将这个楼房租下来，一起在里边办活动。其中有一个组织贴了一张我特别喜欢的贴纸，上面写的是“技术没有办法拯救我们”，我一直在想技术没有办法来拯救我们，什么才可以？我觉得刚刚 Vitalik 也好，Glen 也好，都说了很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思想。不管平方投票也好，二次方募资也好，基进市场在干的事情也好，都不是我们最终解决问题的东西，而是一种方法、一种工具，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更好的利用它、使用它，让我们更好的去达到我们想要完成的那个目标，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去思考并且践行的东西。
我一直在思考技术没有办法拯救我们，那么谁可以拯救？我一直和别人说，对于我，人类[Humanity]才是。我相信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自己拯救人类，拯救我们自己的这些人，不是科技，不是我们所有创造出来的东西，而是我们自己。
最后欢迎大家参加我们接下来的年会，作为我们共同举办的一个论坛的一部分，黄老师之前也讲了我们在年会里，会讲到更多的关于我们和我们邀请来的嘉宾，他们对于科技，对于去中心化互联网，对未来所有这些智慧之网的思考。谢谢大家。
黄孙权：非常感谢大家。明天还有最后一场，也希望大家前来参加，我们11月份还会有活动，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
刘益红：我最后补充一下。刚刚我们在整个论坛过程当中，一直没有介绍一个信息，就是 Vitalik 他是1994年生人，他和大家的年纪相仿。其实我对他们做的事情也不是完全明白，他们这个算法背后到底是通过什么办法去治理或者是优化我们现在的投票方式，或者是我们的民主化方式。但是在网络社会研究所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了非常多在做一些另类事情的人们，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见到这两位，他们是通过数学目标的算法去完成一个艺术品投票的方式，这其实就是一个策略的行为。包括我们之前在做“诸众之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非常多做另类教育、另类音乐、另类戏剧的人，这些人让我们看到了背后的策略，我觉得 Vitalik 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因为他几乎是你们的同龄人。
如果说大家还记得第二幕的那场戏的话，有一人在他的理论和思辨中旋转，而另人在做一些奇奇怪怪的实验，这个实验其实很像今天 Vitalik 在回答我们问题时，说我们并没有太多的以正义、平等或者是前期理论做铺垫去做尝试。我一直都没有理解他们平方投票的原理，但是他们一次次去做实证实验，其实和我们现在在现场做的所有操作是一个道理，他们尽量去尝试了我们本习以为常的那些非常顺滑的生活。这些人的经过，包括认识，无论有没有听懂他们具体操作的那些细节，当见到了他们的工作，对我来说便是一种很大的鼓舞。
再次感谢大家坚持到现在，天问第六幕到此结束。
《基进市场》详情请见
“基进改变”（Radical x Change）详情请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