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Trebor Scholz 2014年12月6日 原文链接 翻译 卢睿洋
对“集体共享经济”对待劳动者的恶劣行为的抵制如火如荼。最近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其他报纸开始炮轰在线劳动经纪公司如Taskrabbit、Handy和Uber，因为它们极端缺乏对劳工的关怀。在最近的数码劳工大会上，我的同事McKenzie Wark说，我们逐渐走入的这些生产模式并非经典的资本主义。“这不是资本主义，比它更糟糕”他说[1]。
但是，让我们有片刻的想象：这些反工会主义的堡垒的算法核心是可以被复制并用于另一种所有权模式，在公平的工作条件下，成为一种对自由市场模型的人性化替代方案。
James Seibold ©
比如Uberapp，它的所有定位系统和预约功能，为何它的所有者和投资者一定是这种平台劳动经纪业务的施主？开发者与当地的工人所有合作社一起完全可以设计这种独立的手机程序。尽管有300万美金风投（和180亿的估价泡沫），巨大的国际触角，仍然没什么保证Uber的昙花一现会持久。开发这样一款软件并不是魔法，也不是送火箭上天。当然，技术只是天平的一侧，我需要指出工人所有的合作社漫长的历史，要提起EP Thompson和Robert Owen，而非以技术决定论来看待它。
別管那些流行的生活方式，操作这个巨大机制的人可能要换掉
工作的未来可能并非唯一和必然。让我们运用自己的技术想象力来实践合作与协力。工人所有的合作社可以设计自主的应用平台，孕育正真的p2p的服务于货物的供应，与新兴的平台资本家叫板。
合作社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住在公社，我亲眼看到它是如何人们平等相处。然而，如果你以为我对合作社的一切都理想化，那就错了。刚开始时，千禧一代会强调他们的个体事业高于对任何合作社的衷心，接下来的问题是要与全球的利滚利的公司竞争。当硅谷的资本涡轮飞速前进时，社会运动和规约总是滞后。对于黑客、“长尾工人”和劳工行动者来说，再不加紧自己的努力，网络效应就被比如uber吃定了。
我将先对共享经济里的工作做些评论，然后提出一个高度实践性的主张，我称之为平台合作主义。
商业大师们称从通过社交媒体共享内容到通过实际的公司，如Feastly, Carpooling, Handy, Kozaza, EatWith, Kitchensurfing, TaskRabbit和Uber来租借货物、空间、提供运输服务是有某种逻辑步骤的。受低价的吸引，消费者会越发地欢迎这些现有市场。
当然，所有这些发展都与2008金融危机后有意的经济紧缩的浪潮相悖。共享经济被描绘为后工作社会的预兆，以及一条生态可持续的资本主义道路，谷歌公司将战胜死亡，这一全新的“颠覆性”经济将把我们从侏罗纪时代般的劳动方式里解救出来，包括从David Graeber所说的“无用工作(bullshit-job)”里。
而今，只有很少的人还受骗于“颠覆性的分享经济”的团结剧场，或者还相信把个体工人和消费者的说成是“点”的花言巧语，更别提它挂在嘴上的改变世界（HBO剧中的硅谷？）。人们如今看清楚了，明白所谓的“社区经理”是共享经济以类似于非市场、点对点的Wikipedia或FoldIt项目的方式来合并出像Uber这样数百万美金的商业实体的伎俩（我在公开课（Public Seminar） 里详细说过这个动态过程）。
同样的，共享经济与占领运动或阿拉伯之春的神秘联系对于真正的关注者也丧失魅力了。比如在制药工业，这些共享经济的主要公司的“社区经理”常常是年轻女性。当你发现TaskRabbit和TopCoder显然是在阻止他们的工人相互沟通，你一定会强烈反感。虽然这类操作令人难以容忍，批评面对这些滥用时却迟疑不定。
如果你仔细观察现行的21世纪工作模板，你立马会注意到一条各种临时工组成的轨迹。Sascha Lobo和Martin Kenney近来提出了平台资本主义一词，我的定义是大开支的转包、租赁经济转为小型组织。无法离岸外包的工作，比如宠物照顾或家庭清洁，现在都被平台资本主义吸纳。
你即便难以将新型的不受管制的平台如Handy算作一种创新，也一定不会否认婴儿潮一代的运输、食物和很多别的服务业经济部门，败给了千禧一代，后者正拼命用越发坚固的基于应用程序、用户互动的商业来控制需求、供应和利润。
Uber和airbub一类公司享受着他们的安迪沃霍尔时刻：没有任何物理基础设施却有150亿美金的估价大名。他们没建办公大楼——他们在你的车、你的房、你的劳动和你的时间里运转。他们是所有参与者都支付中介费的物流公司：日常金融化3.0版。纽约大学商业教授Arun Sundrarajan说，个人服务和专业服务如今混合在一起，造成了一种商业行为的连续体，同时造成了例如劳工歧视等严重问题。
今天，无事不劳动
共享经济的叙事甜如蜜：邻居可以售卖自己花园里结出的水果，你能在罗马租到一间公寓，在新西兰红杉林租到一间树屋或毡房。在伯克利，你可以雇你的邻居做一餐家宴，你甚至可以在Uber出租上收听你自己的Spotify音乐。真是方便。
共享经济显得是与Turkle针锋相对。《孤独地在一起Alone Together》的作者Sherry Turkle说技术会导致社交失能，而共享经济答道，它能让人们避免社交孤立。只要想想一位老妇在airbnb上出租房间，“人们来这消费，同时也留下社交”，Sundrarajan说道。
如果你同意花大量时间为Uber开车，Uber公司就会联合融资买进新车，你就能买得起雷克萨斯了。但与此大大相反，共享经济的口号之一是“到手，而非占有（access, not possession）”。据说，千禧一代没有多少世俗的占有欲，他们只想在需要的时候取得所需就行。ZipCar就利用了这一点。它做的全是即用即到的送货业务。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直播服务：你没有下载文件，你只是收看直播。你支付此刻所需，下一次又需要时就再付一遍。我们在直播自己的日子。
共享经济据说要终结“柠檬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市场）”。我们再也不会卖到售后很差的二手车了。阴沉的汽车销售员，笨拙的水管工和电工都一去不返。如今“真实生活个人资料”都在LinkedIn和Facebook上，连向这些新兴平台，带来了新颖的打分和评比方式。这至少是支持这些名声系统、反对政府规范的论调大行其道的部分原因。Sundrarajan认为这些名声系统很大程度上能自我管理市场，相反加拿大的技术专家、博主Tom Slee认为这些系统无法充分衡量名誉。如果名声系统能隔离不良的airbnb主人或粗鲁的Uber司机，谁还需要政府呢？然而，在处理保障工人薪资、对反垄断时，我们要提醒自己政府监管的重要性。
确实，老式的出租车公司已然是明日黄花。叫车app让交通变得越发容易，由于乘客可以给坏司机差评，app也让司机更加负责。一些司机反映，不必全职地效力于类似Uber的公司更好。他们乐意弹性的工作时间，而这在老式的出租车公司是不可能的。并且老式公司对个人司机时间的占用其实也不环保。
显而易见，奖励系统可以升级，单纽约市就有超过80万美金的奖励，这个系统对于试图组建自己的小分队的出租协会而言完全是不透明的。奖励卡特尔（cartel）阻碍了工人-所有的组织的发展。随着出租软件的创新，出租行业的组织方式越发有益于不同类型的工人合作社。类似Uber, Ola, Quick Cabs, TaxiForSure, 或Lyft的公司其实非常脆弱，因为它们的技术是可以复制的。但是，当你发现在大城市里行规被巨额公关所导向，当你发现激增的品牌意识完全倒向利于Uber和airbnb的网络效应，当你注意到为Uber司机提供的联合融资买进的新车，当你发现乘客承担的安全隐患以丢胳膊丢腿来计算，你会想起一句老话：钱说了算。
撇开老板来思考
http://ca.askmen.com/entertainment/austin/hbo-s-silicon-valley-geeks.html
与其为迫在眉睫的末日倒计时，不如让运用叫车软件的工人—所有合作社的理念变得更可行吧。
在与比如Uber这样的主流玩家竞争时，合作社面临各方各面的挑战：公共意识、工作分配以及工资问题。金融业的投资者用算法预测Uber这一目前用户数量最多平台在未来仍然会有最多用户。然而有很多案例可以证伪这一分析。如果你属于X世代，数数你用过多年的社交网站服务器名字，Myspace，Friendster等等，想想有多少已经丧失动力，甚至关门大吉。
难道真正的社会改变只能靠大款？如果我们落入这种逻辑，类似纽约的Zephyr Teachout就绝无机会了。失去对生活的别样想象，这本身就是资本彻底得胜的表现。Teachout最近指出，当前系统的症状之一便是它驯服人们盲从。我要补一句，它驯服人们自认工人，而非集体所有者。基于Uber功能性的app是可以被复制的，是可以被与合作社联手的独立开发者改进的。从一开始，这种开发过程就必须由工人与开发者自己导向。也来越成熟的众筹模式、比特币的使用，都可以支持这类努力的。的确，上百万的风投让Uber占据高位，使它能打破法律保障与企业责任的有效交集，前者为其利用，后者它置之不理。Uber可以在城市层面上影响法规，甚至可以左右国际劳动法。也许，仅仅是也许，这些前沿的规则模式可以被工人合作社拿过来，他们可以受益于这些完备的规则。这些规则同样可能造成的结果是，Uber成为世界出租工业的垄断者。欢迎来到街头的浏览器。
司机的风险显而易见，风投公司优先考虑的是短期股东利益，如果创业公司一旦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就难以达标。商业财团Peers把自己定位为劳动经纪公司的同时，还想扮演共享经济中的工人社会安全网络。由于它几乎代表了中心化的、利益至上的暴发户，Peers根本不是真正工人-所有合作社的另类选项。为什么要把受益交给Uber，交给中介呢？Lyft和Uber有很严重的裁员问题；司机工资水平眼看着下降，工作环境持续被监控，司机可以随时被解雇（de– activated只是关闭一个端口），甚至只因为在Twitter吐槽一下Uber公司。
出租司机和技术人员可以联合起来，搭建一个app，甚至比他们公司的还好。这一运动已经由司机－所有的出租服务和Fairmondo（一个合作社式的eBay）开始了。工人－所有的合作社可以提供另一种社会组织模式来应对金融不稳定性。它们应该是
1.集体所有
2.民主地决定业务方向
3.有稳定工作的任务
4.提供健康保险和养老金
5.保障尊严
在纽约，有一个24个工人-所有合作社的联盟，几乎由女性组成。过去几年中，低收入的工人加入这些合作社后，每小时的工资由10美金增长到25美金。
像Yochai Benkler和Michel Bauwens他们已经宣传这种模式很久了。对Bauwens而言，点对点经济模式依靠平等伙伴的自由参与，致力于生产公共资源。对Benkler而言，点的网络化生产是协力合作的行动，贯彻了彻底分散式、非－市场的机制[2]。
在《改造一切This Changes Everything》[3]中，Naomi Klein回述了她在阿根廷两年的生活经历，拍摄了一部关于工人在这座城市遭受2001年经济危机后把他们被遗弃的老工厂改造成合作社的纪录片。她的纪录片名为《夺取The Take》，线索是一组工人接手了被关闭的汽车配件厂并将其转变为生机勃勃的合作社。工人们承担着巨大风险，坚持了10年之久，如今工厂依然强健。事实上，阿根廷有上百个工人运营的合作社，其中大部分今天依然从事着生产。
在英国，目前有20万人在超过400个工人合作社中工作。这些合作社有超过160年的历史。其中最大的一家营业额达两千四百万英镑。
蒙德拉贡，一个常常提及的例子，是一个合作社，一个工人合作社联盟（Federation of Worker Cooperatives），于1965年在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成立。蒙德拉贡是工人所有的，但不是工人管理的；它是更大的竞争市场[4]的一部分。2013年末，它的雇员达74061人，从事金融、零售和教育领域。蒙德拉贡合作社由一个人道主义式的商业概念凝聚起来。合作社的总经理的平均工资不会超过合作社中收入最低的成员的五倍（而沃尔玛的CEO的收入是其工人平均水平的1034倍）。如你所想，对平台资本主义的合作社式替代方案绝非只能用于运输行业。
基于app、工人－所有的劳动经纪业使得工人可以交换他们的劳动力而避免中介操作。它们适于小型工作，尤其是那些在Mechanical Turk和CrowdFlower上的工作。
让我们说句公道话。平台合作主义等于更加人性化的工作场所，对工人有切实的好处。他们认为钱说了算，而我要说，平台合作主义可以激励真正的共享，而且并不需要拒绝市场。平台合作主义是治疗腐败的资本主义的良药；它提醒人们工作是有尊严的，而非贬低人性的。合作社并非克服平台资本主义的万能药，但它可以为21世纪的工作织入一些伦理的纤维。
[1] Wark, McKenzie. “Digital Labor and the Anthropocene.” «DIS Magazine. N.p., n.d. Web. 29 Nov. 2014.
[2] http://cyber.law.harvard.edu/wealth_of_networks/Paragraphs
[3] Klein, Naomi. This Changes Everything: Capitalism vs. The Climate. Simon & Schuster, 2014. Print. 105.
[4] Cheney, George. Values at Work: Employee Participation Meets Market Pressure at Mondragon. ILR Book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Web. 29 Nov. 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