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孜是乡村营建社|爱咱村儿(i-village)联合创建人,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候选人,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区域规划与城市设计硕士。他的团队参与乡村在线服务业研究和实践,并著有《农村电子商务崛起——从遂昌模式到在线城镇化》。他曾受《经济学人.全球商业评论》主编和《domus》国际中文版专访。
报告摘要
在线服务特别是电子商务,为城乡关系提供了潜在的解决方案和新的发展方向。通过两年多持续的田野调查和对中国农村电商的一手观察,这个研究通过遂昌农村电商模式和阿里的农村战略案例,来展现了在线服务所对城乡关系所带来的影响和区域重组。
同时,在线城镇化框架也由此构建,表现在下列五个方面:1)城乡人力资源的培育和流动 2)城乡物流供应链的完善 3)城乡信息差距缩小 4)有效的资源配置 5)城乡生态文化的进步。这样,乡村和小城镇有机会成为网络结点整合到区域,甚至是全球生产链和生活系统下。
The refraction introduces a new framework for online life and attempts to respond to existing theories, where online urbanization is manifested in five aspects: 1) the fostering and flowing of urban and rural human resources, 2) improvement of urban and rural logistics supply chain, 3) the narrowing of urban and rural information gap, 4) effectiv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5) urban-rural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progress. In this way,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are unified as one network; different nodes of flowing factors and their touch point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regional and eve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 and living system.
Online services, especially e-commerce, present a potential solution and may have the capacity to create a new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Cases studies of Suichang rural e-commerce model and rural strategy act as a premise in understanding the new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mpacted created by online services, triggering spatial regeneration of local areas and region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 These case studies are analyzed on the basis of more than two years of field-studies and first-hand observations in rural Chinese villages adopting e-commerce.
报告正文
时间:2017年11月12日
地点: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报告厅
编辑:卢睿洋
本文尝试通过简要回顾中国乡村传统社会到现代的小城镇发展的典型(如宋代草市镇、明清乡村集市和 80 年代改革开发中乡镇企业带来的乡村城镇化)来看农村电商带了的城乡差距的减少,抛砖引玉,提出一个探讨的方向:乡村电商涌现的历史背景, 现在的情况和未来对城乡关系将起到什么作用?
1.从宋代草市镇、明清乡村集市体系到乡镇企业带来的城镇化,历史上的乡村城镇化
回顾历史上的城乡关系,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其乡村市场发达,空间和信息流通 异常通畅。家国意识、科举制度带来的全国流动和商业信息网络与乡村自治的现实社区 同样重叠。乡村集农业、副业和商贩流通等综合为一体。从宋代草市镇出现到明清乡 村集市涌现,由于人均土地的缺乏,余粮生产的限制,及告老还乡的儒家传统,中国传 统社会走出了一条大城市发展受限,而城乡发展协调的独特之路。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 化,打破了这个进程,工业大生产边缘了乡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导致城乡割裂,城市 发展以获取乡村土地,资源和人力,牺牲乡村发展为代价,中国过去 30 年的城市化模式正在面临巨大挑战。
随着宋朝建立,宗室豪强的瓦解,中央集权和官僚体系开始完善,以科举制度和商 业活动带来的城乡人力资源和信息对流,在城乡发达的水路陆路交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逐渐形成区域甚至全国市场体系,带动宋代大城市(汴京等)开坊,城市周边到乡村, 集市涌现。《贵族与官僚城市:中世纪中国城市景观的发展》
到了清1820年,人口在 3000-10000 的的小城镇达1100个,人口在2000-3000的集镇达1500个,总人口超过920万。而吉尔伯特·罗斯曼(Gibert Rozman)估计中国有30000个市镇,有大量人口不足2000人的市镇,这些中小城镇和市镇的人口已远超大城市人口,当然这些城镇人口中超过半数是来城市做副业的农民,真正的城市化率(从事非农业人口)则是大大低于南宋(南宋城市化率约 22%,清朝1843五口通商前城市化率约为6.9%。清朝的草市开始主要供农民将副业的产品交换粮食,以便这些农民可以拿这些粮食回家糊口,后来慢慢的变成了综合的市镇,提供各种各种服务。
这些草市镇在江南尤其密集,农民几乎可以在2小时内步行到达。由于家庭式的工作作坊生产丝、布等生活用品,草市镇集中了这些生活用品由跨县、跨省甚至跨国的批发生 意商人倒卖出去,形成了一个个特定商品的聚集地。
同时,在城乡行政级别关系上,形成了大致为:县——市(镇)——村(自然村)的结构。这本质上是按经济的,社会的大小等级序列形态出现。从城市间的流通到乡镇间的流通,各级市场发挥不同层面的作用,形成一个城市与乡镇的市场网络。这样的网络进一步的打破了到村落自给自足的生活。生产和生活的要素网络中流动。施坚雅以对 中国市场体系的研究为基础,提出了中心边缘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城乡市场,特别是乡村市场体系
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签订,中国将五個沿海城市——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根据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定成为通商口岸。封闭的国内市场再次打开,并带来了口岸城市的迅速发展。就业机会、战乱及进口粮食等因素(出现了购买海外运粮食比购买国内产粮乡村去购买和运输更便宜的情况)。由于城市和乡村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平等,带来了城市的发展和乡村的发展脱节,城乡距离拉大。
赵冈教授提出,传统社会时期的中国城市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到南宋为止的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同时城市人口的绝对值和在全国人口的占比都增加。第二个阶段,南宋以后,城市化进程停滞,城市化率逐渐降低,也不再向大城市积聚,到了清 末,人口向农村聚集,形成众多市镇。第三个阶段,五口通商以后,在工业化影响下, 人口向沿海商埠集中。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化发展曲折。1950年代到整个70年代人为阻隔农民进城,1960城市化率19.7%,1978城市化率17.9%,不升反降。1979年知识青年返乡,城市化率骤升至18.96%。改革开发后,1979-1995每年增长0.7%,1995-2012每年增长1.3-1.5%。
到了80年代,前期积压的人口势能所推动的城镇化,乡村有了城乡一体化的迹象, 城乡对流逐渐畅通。虽然沿用户籍制度,但国内城乡人和物资对流逐渐畅通,由于农村 经济在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和城乡市场逐渐开放中恢复起来,在乡村,由生产农副产品 和农村土地做工商业的低成本逐渐累积了一些资本,推动集体的或是顶着集体的帽子的私营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城乡市场恢复方面,随着国家对农产品价格的全面放开,1985年的城乡集贸市场发展到61338个,到1998年达到87105个,农产品的商品转化率达55-65%。在农业向农村工业(乡镇企业)的转变中,农村工业部分(主要是乡镇企业)已生成。在1980-1988期间,乡镇企业总产值的每年平均递增33.2%,占国民生产总值 从1980年的7.7%增加到1988年的26%。“农民自觉自愿,兴高采烈,但也是千辛万苦的, 在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得情况下”带来1亿农民转移成乡镇企业的工人 。这也带来了农村走向了城镇化的契机。在全国出现了苏南模式(江苏南部)、珠江模式(广东福建)、温州模式(浙江)、宝鸡模式(陕西)、常德模式(湖南)、民权模式(河南)等不同的发展模式。
90年代后的快速城市化和全球化,农村人力、土地和资源单向地向城市流动,加剧城乡差距。出口导向型的城市经济模式开启,新的城市化机制伴随外来投资拉动型经济由此形成,城市化最快速的发展期来临。1978-2003我国“整县设市”424座,占同期新建城市的85.7%。受1994年新的财税机制的影响,中央开始将财税权、审批权收回,改变了中央和地方的分税体系,地方所得税收缩减。为了解决地方财政,政府支持的大 量各类工业园应运而生。同时,随着教育产业化,大量的大学城也出现。1999年之后, 西部大开发,中部大开发都是在这样的城市化机制下发展。
同时2008年以后,欧美金融危机带来中国城市化脚步放缓,由外向型投资拉动的产业结构向内向消费型产业结构转型。而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带来乡村电商的蓬勃发展, 为城乡关系的新变革带来契机。
2.城乡关系新变革,从遂昌乡村电商现象到阿里巴巴农村战略
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为首的互联网公司,在持续引领在线消费和在线服务业。截至2016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095亿,手机网民规模达6.56亿。其中我国网民中,农村网民占比26.9%,规模1.91 亿。中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 4.48亿人,其中手机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4.01亿。
截止到2014年底,在阿里巴巴平台上,注册地在乡镇的农村卖家约为76.98万个,其中经营农产品的卖家数量为 76.1 万个
以遂昌为例,可以看到地方乡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对城镇化影响。2010年3月25日以潘东明、潘君跃为代表的网协核心成员们带领首批18名理事会成员成立遂昌网店协会。作为一个网商协会,其重心就是义务培训县和村的居民成为网商。不久,发现需要成立一个服务网商的体系,提供包括进货、仓储、物流、品控和设计包装等各个环节,于是成立了麦特龙仓储式超市和遂网公司提供服务。
2014年3月,遂昌网店协会开始准备在离遂昌县城最远——75 公里外的吴处村,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自然村建立农村电商服务站。其方式是说服当地的小卖部腾出六个平米用来安放网店协会免费提供的一套电脑设备、一个挂式29寸液晶显示器、展示柜和收件筐。除了帮村民这样,小卖部的老板可以在做其传统业务的同时,开始尝试帮村民做代购业务。2014年,李雪4口的小家的收入已有 16%来自农村电子服务站的经营和相关收入。遂昌网店协会和相关实体企业浙江赶街公司,为县域电子商务服务体系探索出了一条路径,这都成为长三角都会区域重构的缩影。夏铸九教授的评论:“浙江遂昌电子商务相关行动者包括了农业生产者的农民,小商品生产者的劳工,快递运输服务的派送者,线上交换者的小电商,它们既是信息经济中的网上工作者(networkers),又是网络社会中的网民(netizens),新社会的作用者浮现。在江南城镇与明清乡村集市的历史沃土之上,身处由出口导向转向内需市场经济模型支持的新型城镇化的特殊时势,一种特殊的空间形式,淘宝村镇与虚拟社区共同体浮现。”
同时,2013年10月13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阿里巴巴农村战略,计划5年内建立1000个县级运营中心和10万个村级服务站。2015年5月,阿里巴巴农村战略的关键部门农村淘宝开始建立“农村淘宝合伙人”体制,将乡村便利店的店主给村民网上代购的兼职工作升级成农村淘宝合伙人的全职工作,计划在乡村培养20万个能在地方全职运营村级服务站的农村淘宝合伙人。2016年7月28日,阿里巴巴农村淘宝宣布启动以“服务”为核心的新业务模式,致力于将阿里巴巴整个服务体系下沉到农村,农村淘宝合伙人变成提供各种在线和线下服务的服务商。京东农村战略
在线城镇化可以理解为通过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促进城乡生产和生活要素的对流,实现地方发展和人口就业,完善商业和公共服务。集中体现在城乡人力资源培养和流动、城乡物流供应链、城乡信息流通、城乡资本有效配置、城乡生态与文化建设5个方面,可以简称为城乡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生态与文化流:
在人力资源服培养上,舒尔茨已将农业经济问题与人力资本理论结合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问题
农村淘宝通过一套选拔制度在返乡青年、大学生和乡村当地能人中发现农村合伙人, 并建立起一套培训和分享的学习体系。和淘宝大学培训生态体系,实现多层次的培训(针对乡村在线服务业的三方,及政府、企业和村民开展不同培训方式。)通过授权发展地方培训平台,构建全国的培训体系,其培训范畴从对村民消费理念的转变、乡村在线服务的服务商知识和技能培训,到对政府公务员培训,如市长班、县长班。同时,京东乡村推广员
在城乡物流供应链的完善(物流)上,县域到村的最后几公里的物流一直是制约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瓶颈。从城市快递到城乡供应链体系的建设中,整合信息数据,从争取快递数量和速度到配送质量,打通上下游,追求更高附加值成为关键。
菜鸟物流通过下属部门农村物流,建立了一张全国县到乡村的物流网络。村淘县域服务中心包括了物流中转站,菜鸟物流与本地物流企业合作,使村民享受快捷物流服务。同时,中国邮政
在城乡信息对流方面(信息流),乡村通信的基本服务还很匮乏。
阿里通信积极整合电信资源,在合约机、手机话费、手机流量、固定电话和宽带充值等服务,为村民提供低价、快速和优质的产品。“宽带点亮农村”项目已经落地覆盖47县,成为村民家门口的电信营业厅。而阿里云下属“郡县图治”通过整合政府数据收集农村淘宝、支付宝、淘宝网商和菜鸟物流的数据,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和决策提供支持工具。微信进村成为乡村社区沟通的重要方式。以浙江丽水为例,很多村通过微信组织议事,一事一微信群。村民还利用微信拍摄,美拍
在城乡资本有效配置(资本流)上,农村金融缺口很大。蚂蚁金服通过村淘合伙人开始提供大量服务和小贷。从2015到2018年,蚂蚁金服将以“村淘掌柜金”的产品,投入10亿元专门支持10万个农淘合伙人,作为包括返乡大学生的村淘合伙人创业贷款授信,做为村民网购的垫付周转金。同时,旺农贷2.0将让农户在村淘合伙人的帮助下,实现农产品期货抵押和互联网农业保险,得到小贷购置农资。2016 年 6 月 18 日蚂蚁金服下属网商银行在厦门同安区试点远程身份证认定,解决了远程小贷的技术问题
在城乡生态与文化建设(生态文化流)上,由于农产品的价值、农村传统手工艺以 及乡土文化的价值长期被社会所低估,新的城乡生态和文化流动将提升这些价值。
杭州的自然公社
3.一点思考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贝内德托·克罗齐
从宋代草市镇到明清集市,中国城乡关系演进的背后逻辑,让这个几千文明延续的 国家或有继往开来迎接互联网时代的契机。
2010年遂昌网店协会
乡村电商,赋权个体与家庭,同时支持商业服务和公共服务的互联网平台,为缩小城乡就业、商业服务和公共服务的差距提供了途径,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新的服务岗位、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县域和村落可能成为区域甚至全球生活与生产体系中一环, 通过城乡人力资源培养和流动,城乡物流供应链的完善,填平城乡信息鸿沟,城乡资本 有效配置,城乡生态与文化建设 。中国几千年亦农亦商的乡村社会,或将穿过工业时代的迷雾,跨进信息社会。勒费弗尔倡导的城市革命,和卡斯特提到的草根化流动空间,或将以非常自然的方式在中国乡村发芽。信息技术和背后的金融力量构建的国际互联网平台企业,通过全球化力量深入到乡镇,与地方社区的传统组织力量合流,正在重塑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经济区域。一批链接入区域与市场网络的乡村和小城镇浮现,新的城乡变革拉开帷幕。这些都会在以后的文章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