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蓋亞：藝術與政治共構的世界

Waiting for Gaia. Composing the common world through arts and politics

• 創作者：拉圖（Bruno Latour）
• 其他創作者：翻譯｜王聖智
• 寫作年份：2011
• 創用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2011年11月於倫敦法國文化中心（French Institute, London）啟動巴黎高等政治學院藝術與政治實驗計畫（SPEAP）的演說稿。首次出版發表於Albena Yaneva & Alejandro Zaera-Polo (eds.), What is Cosmopolitical Design?, Farnham: Ashgate, 2015, pp. 21-33.

文｜拉图（Bruno Latour）    翻译｜王圣智

 摘要：

没有任何机构能够独力涵盖、监督、主导、管理、处理，或仅仅追踪大规模的生态议题。许多议题均过于棘手且深陷于相互冲突的利益之中。我们遭遇许多问题，但却未能使大众接受这些问题。我们该如何在如此庞杂纠葛的利益之中寻求共识？对此，我们将借由连结科学再现工具与艺术及政治工具来检视处理生态问题的若干尝试，并呈现自2010年9月起巴黎高等政治学院所进行的艺术与政治实验计划。

当我们遭遇有别于任何战争与经济危机的生态危机时该如何自处？生态危机的规模必然令人生畏，但我们却已习惯它的存在，毕竟人类正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我们日复一日地被告知当今的文明注定会毁灭，地球本身已被破坏殆尽，没有任何方法能够使它回复到以往任何一种稳定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汉弥尔顿（Clive Hamilton）的《物种挽歌：我们为何抗拒关于气候变迁的真相》（Requiem for a Species: Why We Resist the Truth about Climate Change）提到将被消灭的物种既非度度鸟（dodo），亦非鲸类，而是我们自己。威尔泽（Harald Welzer）的《气候战争：21世纪的人类主要死因》（Climate Wars: What People Will Be Killed For in the 21st Century）是一本适切分为三部分的著作：人类在过去、现在与未来如何被杀害！每一章清点死亡人数时，你都必须在计算机上加上好几个量级！当你读到这类书籍时会有何反应？

我知道，大叙事（great narratives）的时代已成往事，而要从这么小的切入点处理一个这么大的问题可能看似荒谬，但这正是我想要这样做的理由：当这些问题对每个人构成极为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对本文作者（也就是我自己）而言更是规模过大时，我们该怎么做？

当我们被要求关注生态危机时总会感到无力的原因之一，也是我起初感到如此无力的原因，在于这些现象的范围、本质和规模与处理这些危机（甚至还不到采取行动回应这些危机的地步，仅仅是去留意这些危机而已）所需的一套情感、思维习惯及感受之间完全断裂。因此，本文内容将着重于这种断裂，以及如何处理这种断裂。

是否有任何方法能够弥合我们耳闻现象之规模与我们眼中所见自身周遭渺小环境（Umwelt）之间的鸿沟？这就好比是我们是一条缸中之鱼，而灾难之海正朝我们袭卷而来。倘若没有任何地面控制中心可供我们传送求援讯息——“休士顿，我们遭遇麻烦了”——我们该如何明智合理地行动？

人类渺小自私的担忧与生态这个大哉问之间存在着深渊般的鸿沟，而这道鸿沟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它正是这么久以来受到如此多崇尚自然奇观的诗文、布道与启迪性演讲极力弘扬的事物。即便这些诗文、布道与演讲极为美妙，也只是因为上述的那种断裂：使我们感到无力、不知所措，以及全然受到宰制的自然奇观，构成了至少自19世纪以来人们视为绝美之物的主要部分。

 还记得雪莱（P. B. Shelley）诗作的一部分如下：

在旷野林地里、群山围绕中遗世独立，环山飞瀑奔泻不止，风林较劲，大河冲石，磅礴翻腾不息。

在壮丽的尼加拉瀑布、无比巨大的北极冰河，或是荒凉干凅的撒哈拉沙漠面前，我们是如此热衷于感受自身的渺小。把我们的渺小身躯与无垠的宇宙星系相比，会感受到多么美好的悸动啊！人类与自然相比虽然渺小；但在道德方面，我们却胜过自然力量的最强展现！许多诗文和沉思录均谈到永恒不灭的自然力量和宣称了解与宰制自然的渺小人类之间的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

因此，这种断裂可谓总是存在，而且它是壮美感的内在泉源。雪莱继续写道：

包容万物的永恒宇宙，如同流经心灵的巨河，波涛奔腾；河面时而黑暗，时而闪烁；时而朦胧，时而辉煌；这条巨河源自秘密之泉，而人类思想即这条巨河从心灵的秘密之泉带来献给永恒宇宙的贡物。

但后来这些壮美的事物情况如何？这个问题引导我们去思考另一种断裂，亦即人类（我指的是人类集体）的大规模行动与我们对人类集体行动所为何事毫无头绪之间的断裂。

让我们稍微思考“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个概念的意义，地质学家为了标记我们现今所处的时期而发明这个美妙辞汇。我们了解到，一旦我们把人类集体看作拥有兆瓦能量的巨灵，扩增为足以形塑地球的地质性力量，而不再认为自己是被“大自然”征服的渺小人类时，壮美感便随之消散。

这种人类世主张之所以带有如此强烈的讽刺意味，是因为它出现时，某些先锋哲学家正开始以“后人类”（posthuman）一词来谈论我们所处的时代，而其他思想家也主张以“历史的终结”（end of history）来指称这个时代。历史与自然似乎都拥有多项绝活，毕竟我们正在见证历史透过应称为“后自然”（post-natural）而非后人类的转折不断加速与扩大！倘若“人类能够（不只借由其符号形而上地）形塑地球”这项命题为真，那么我们正在见证的便是类固醇的拟人化（anthropomorphism on steroids）。

莫顿（Oliver Morton）文笔出众的杰作《消耗太阳》（Eating the Sun）提出一个有趣的能量规模。我们的文明是由约13兆瓦的能量所驱动，而来自地核的能量流动约为40兆瓦。没错，我们是以板块构造学（plate tectonics）测量出这个规模。当然，这种规模的能量消耗无法与我们从太阳吸收到的17万兆瓦能量相提并论；但若与生物圈（biosphere）的基础生产量（130兆瓦）相比，我们的能源消耗算是相当可观。而且如果全人类都以北美洲消耗能源的程度来使用能源，我们将需要100兆瓦的能量来维持文明运作，也就是板块构造运动所需能量的两倍。这真是惊人。“这是一架飞机吗？是大自然吗？不，这是超人！”我们俨然已成为超人，却未注意到在电话亭里变装的我们也成为庞然大物！我们是否能以此为傲？恐怕并不尽然，这便是问题所在。

这种断裂转变得如此彻底，以致于它无法再产出任何壮美感，毕竟如今召唤我们的是对地球表面目前快速且不可逆变化的责任感，因为这些变化有一部分是我们大量消耗能源的结果：当我们再度观看同样的尼加拉大瀑布，心中油然而生的是它终究会干涸的伤感（这对雪莱的诗句“环山飞瀑奔泻不止”而言真是件糟糕的事）；当我们再度观看同样永恒的极冰，却产生它们可能无法持续太久的失落感；当我们再度观看同样焦干的沙漠，却感觉到它将因我们对土地的破坏性利用而势不可挡地扩大！只剩星系和银河能够使我们惊叹自然界的庞大与自身的渺小，进而保持谦卑，因为它们超乎地球之外，位于遥不可及、古人称为“月外空间”（supralunar）的区域（本文后续内容对此会有更多着墨）。

我们在罪恶感的啃噬之下，怎能感受到壮美？尤其当这种罪恶感是以一种崭新的、出乎意料的方式啃噬着我们，因为既不是我、亦不是你，更不是你们必须为此负责。没有任何单一个人必须为此负全责。

所有事情就这么发生，如同完全颠覆了我们内心的道德思考与外在于我们的纯粹自然力量之间的古老平衡。所有对奇观的感受，包括我们的道德观，似乎都已换边站了。当今真正的奇观是我如何能够在千夫所指的情况下问心无愧。被指称犯了这项罪行的人类集体行为者并非任何我们能够想像、分析或测量的人物。你从未遇过他或她。它甚至不是所有人类的总和，因为犯行者只是一部分的人类，也就是那些富人，既无明确形态、局限，当然亦无政治代表的一群人。既然缺乏一个能够称之为“我们”的政治性、道德性、能够思考与感觉的群体，也没有人会自豪地说“好汉做事，敢做敢当”，那么又怎会是“我们”做了“这一切”呢？犹记得2009年那个糟糕透顶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迁高峰会，各国领袖在台面下协商一份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彼此咒骂，就像孩童为了一包弹珠讨价还价一样。

另一个造成壮美感消失，以及我们因犯下自认无须负责的罪行而感到内疚的原因，在于气候变迁怀疑论者让事情更加复杂化，我们或应避免使用正向的尊称，应改称他们为气候变迁否定者。

我们是否应该给这些人等量的时间来平衡气候科学家的立场？若我们这么做，将冒着拒绝承担责任、与创世论者站在同一阵线对抗达尔文（Charles Darwin）与整个生态学的风险。或者我们选边站，拒绝提供气候变迁否定论者任何平台，以免损及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在如何摧毁自己所处生态系统方面的最高确定性。若我们这么做，将冒着参与某种意识型态运动的风险，再次把我们与自然的连结道德化，重演对伽利略（Galileo Galie）的审判，忽视了与一整群专家对抗的孤独理智之声。

难怪许多人在面对这种新的断裂时，会从赞叹纯粹的自然力量变成全然的郁闷与气馁，甚至会想听听气候变迁否定论者的说法。

 一如汉弥尔顿在《物种挽歌》当中的主张，我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气候变迁否定论者，因为我们完全不了解这个集体角色，亦即人类世中的人类、造成人为灾难的人类。我们透过自身固有的冷漠来否定我们的科学知识。试想：若能回到大自然仍能产生壮美感的过去，而渺小的人类与自然相比虽微不足道，却能从其道德优于自然纯粹暴力的内在感受中取乐，将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从某方面来说，这种断裂正是这种否定的真正根源。

在由欠缺道德观的我们所形塑的地球人类世中，在甚至连我们集体行动及其后果的循环都遭受质疑的时候，（除了并无一个勉强可辨识的“我们”来承担这项重责大任之外）何谓负有道德上的责任？

本文第一项重点总结如下：在观看雪莱所歌颂的“永恒”瀑布时，你如何能够在（1）觉得它们可能消失；（2）你可能必须为它们的消失负责；（3）你因自认对此不具责任而倍感内疚；以及（4）你因尚未深入了解何谓“气候争议”（climate controversy）而感受到第四重责任等情况下，又希望感受其壮美？我们总是阅读得太少、思考得不够缜密、感受得不够全面。

显然，除了探索这种断裂，并期待人类意识能够激发我们对天体之一的地球所需的道德承诺感之外，别无其他解决之道。然而，我们从最近的新闻可知，把赌注押在意识觉醒这个选项有点冒险，因为在美国、中国，甚至英国境内，否认人类是造成气候变迁主因的人数实际上正在增加（甚至在信奉“理性主义”的法国，一位拥有令人振奋的姓氏[Cheerful]的教授暨前任研究部长，成功地说服大部分高知识的公民，使他们认为关于气候变迁的争议太多，所以根本不须担忧气候变迁这件事）。

 一如冯．提尔（Lars von Trier）执导的电影《惊悚末日》（Melancholia）的剧情，我们似乎比较愿意躲在Steelbreaker阿姨用几根树枝为孩子们搭建的小屋所提供的微弱保护下，静静地欣赏行星撞上地球这场独一无二的奇景。这仿佛西方世界在形塑地球外貌的文化活动终于获得实质的而非象征性的意义之际，却反而诉诸某种完全过时的魔法概念作为彻底遗忘世界的方法。在这部杰出影片令人惊叹的最后一幕中，高度理性的人类退化到采取远古时代的仪式，也就是保护童真的心灵免于现实的冲击。冯．提尔可谓真正理解壮美消失之后所发生的事。你认为世界末日能让逝者起死回生吗？完全不能。当末日审判的号角在你耳边回荡，你便陷入忧郁！没有任何新的仪式能拯救你。就让我们躲在这个神奇的避难所，继续否认、否认、再否认，直到痛苦的结局来临。

所以，我们在处理一个对我们而言过于庞大的问题时该怎么做？若非予以否认，那么又该做些什么？解决方案之一是关注具备规模的技术（techniques）以及使共量性（commensurability）成为可能的工具。毕竟人类世的概念本身就隐含某种共同尺度。如果“人类是万物的尺度”这项命题为真，它也可以适用于这个时刻。

科学研究与行为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皆认为我们不应该预设规模差异已经存在，而应该不断寻找各种规模成形的原因。幸运的是，这个信条完全适用于生态危机：透过各种学科、工具、媒介与科学网络的扩张，我们对于地球这个世界并非一无所知，包括它的大小、结构，以及悠久的历史等等。农夫甚至仰赖农业学家、土壤学家与其他专家的专业知识。全球气候更是如此：地球顾名思义并非球状体，而是一种相当实际的尺度模型，它透过可靠安全的网络来连结各个收集并回传资料给模型建立者的研究站。这并不是可能会质疑此类科学的相对主义者（relativist）的观点，而是一种关联主义式（relationalist）的信条，解释为何稳固的学科是建立、扩增与维持这些连结的前提要件。

我对于坚持这些看似琐细的事感到抱歉，但若我们不先厘清这种从在地创造全球性的缩放工具，便无法探索走出这种断裂的方法。我的主张（实际上为科学研究的主张）是根本不存在任何缩放效果：世间万物并不像俄罗斯娃娃一样依尺寸层层套叠，而是如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连结那般依关联性（connectedness）来排序。

艾德华兹（Paul Edwards）在其探讨气候科学的绝佳著作《庞大机器》（A Vast Machine）中对这一点的阐释最为精辟，举世恐无能出其右者。倘若气象学家与后来的气候科学家能够发展出全球性观点，那是因为他们成功地建立越来越强大的模型，使他们能够重新校准来自越来越多研究站或文献（例如卫星、树木年轮、过世许久的领航员所写的日志、冰芯等）的资料点（data points）。

有趣的是，这正是促使气候否定论者认为气候变迁是假议题的原因：他们认为这种知识过于间接、经过太多媒介、无法立即取得（是的，那些经常在认识论层面抱持怀疑态度的人显然只相信未经媒介的知识）。他们愤于看到没有任何一个资料点本身具有任何意义，并要求重新计算与重组所有这些资料。正如否定论者（negationists）看待人类过去罪行的方式，气候变迁否定论者为了人类未来的罪行，以实证主义式的检验标准来发掘资料交叉解读这个特殊难题的漏洞。气候变迁并非脆弱不堪一击的知识，而是像一张挂毯，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所织过最美丽、最结实，也最复杂的挂毯之一。当然其中有许多漏洞，而编织结点或节点就是为了填补这些漏洞。这张挂毯因其编织方式而异常坚韧，让资料与模型可以重新校准彼此。人类世的历史（气候科学顾名思义是各种历史性学科构成的一套知识）似乎是我们迄今记录最完整的事件。艾德华兹甚至在该著作结尾宣称我们永远无法更深入了解当前的全球暖化趋势，因为我们的行为使得基准线年复一年大幅修正，最终我们将不再拥有任何基准线来计算现实情况与平均值的偏差……这是何等堕落啊：眼睁睁地看着全人类借由过度的偏差而使之后的偏差再也无法被追踪，进而掩饰其种种作为。

我之所以强调这种从校准、建立模型到重新诠释、如编织挂毯般的缓慢过程的重要性，是因为它显示出我们并没有直接测量地球的方法，即使对气候科学家而言亦然。幸亏有这个由许多标准化机构共同进行的缓慢校准过程，也就是各自从实验室的细微关注焦点仔细观察当地模型。因此，下列这种断裂并不存在：科学家获益于对地球的全球性完整观点，而可怜的一般人只拥有狭隘的在地观点。事实上，无论是科学家或一般人，都只拥有在地观点。然而，我们之中的某些人却能够观察日益受推崇的机构所执行的那些愈具影响力的计划，包括由此而持续重组的资料，以及基于这些资料而相互连结的尺度模型。

这种对测量工具的强调或可为那些希望弥合差异与弄清这种新断裂的人提供一项重要资源，亦即诉诸政治（this time for politics）。生态保护运动人士无法以思考得不够全球性、对地球毫无怜悯之类的说法来使一般公民感到羞愧，因为没有人能够以全球性观点看待地球，也没有人看得到一个无中生有的生态系统。在这方面，科学家无异于公民、农夫、生态学家或蚯蚓。观察者再也无法采取抽离的观点在理想上把大自然蕴含的万物视为“整体”，因为大自然事实上是结合各种相互矛盾实体的集合体。

若要想像出人类应自认属于其一部分的“我们”来对人类世负责，这种结合便格外必要。目前欠缺直接连结我在家里更换灯泡与地球命运的路径：就像没有台阶的楼梯或没有横档的梯子。我必须跳跃，而这将会是死亡一跃（salto mortale）！所有集合体必然都需要媒介物：卫星、感测器、数学方程式与气候模型，除此之外，也需要国家、非政府组织、意识、道德体系与责任感。我们是否能够遵循这种结合的经验？

在我的劝说之下，若干学者在有关我们定名为“科学争议绘测”（the mapping of scientific controversies）方面的研究，成为迈向这个集合体的一小步。我们不应该避开各种争议，而是要把它们视为应该被组合的事物，从纳入所有的行为者，包括那些模型化气候变迁广告的人，到考量所有作用因素，包括大气扰动、云、农业以及浮游生物的角色，一点一滴务实地解读这个真实的“环球剧场”。

这种绘测争议的尝试是一种工具，可用于局部弥合我们所面对问题之大小与我们有限的理解和注意力之间的断裂。尤其是当我们把握这个由数位资讯提供的机会，把来自科学的纪录和来自公共领域的纪录整合至同一视觉空间内时更是如此。

起初，这是个极度混乱的状态，仿佛事实和意见都混在一起。但这正是重点所在：事实与意见已经混在一起，而且在未来只会更加混淆。我们需要的绝非试图再度把科学世界与政治世界相互隔离（我们如何能想像在所有一切都混淆不清的人类世中继续维持这种运作模式？），而是运用新的度量衡学（metrology）来分辨纠缠不清的各种宇宙论（cosmologies）之间的相对重要性。既然现在存有争议的是这些世界，就让我们一一比较这些宇宙论。与其试图区分再也无法区分的事物，不如提出下列这些关键问题：你正在组合的是个什么样的世界？你支持哪些人的立场？你提议接受的是什么样的实体？

毕竟，这种比较在近年来让学者能够去关注“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异常”这个在15或20年前就已被接受并确认的事实，如何被化约成在数百万人眼中只不过是某种意见的程度。科学家很快也开始运用那些让我们得以追踪科学产出的工具（搜寻引擎、科学计量学[scientometrics]、文献计量工具[bibliometric tools]、网志空间[blogosphere]地图），以及追踪那些坚持使气候变迁争议化者的游说行动、资格证明与资金流动的工具。这让我联想到奥利斯克斯（Naomi Oreskes）或是霍根（James Hoggan）的著作。观察大型石油产业、烟草制造商、反堕胎者、创世论者、共和党人，以及由极少数人类和极少数自然实体所构成的世界观之间的连结真是非常有趣。如果这是各种不同宇宙图（cosmograms）之间的对抗，那么就让我们来一一比较。这就是政治。既然这是一场不同世界之间的争战，就让不同的世界来一较高下。

 这正是我试图在哲学领域引入组成（composition）与组成主义（compositionism）等概念的原因，不只是因为这些概念与混合物（compost）有密切关联，也因为它确切指出何种政治能够追随气候科学的发展。这项任务的目标并非把气候科学从过度的政治影响力中“解放”（这正是德州州长裴瑞[Rick Perry]所宣称：气候科学家就是想利用这种政治影响力获得经费与机会去推动一种甚至连列宁都无法强加在勇敢的美国人身上的社会主义架构）。相反地，这项任务的目标是去关注气候科学家用以建构全球规模气候模型的线索。吸取这些经验后，我们便开始思考如何以同样的方式来组合某个能够宣称自身对地球状态的变迁负有部分责任的政治体。

人类世这个概念所体现的终究是科学与政治的混合：为何我们一直试图把地质学家所混合在一起的东西（如果他们是郑重其事这么做的话）加以分离？事实上，我们语言的精神自始至终都在诉说这件事，自始至终都把腐植质（humus）、人道（humane）与人类（humanity）连结在一起。我们这些地球人生自土地，死后化归尘土。这也是我们过去所谓的“人文学科”从现在起也成为我们的科学之原因。

至此，我一直强调这种断裂的其中一面，这个面向引领我们成为不愿变装为超人的无助人类。现在是时候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至这种断裂的另一面，也就是曾经被称为“自然”的那一面。人类世这个棘手的概念改变了这种断裂的两端：一端当然是人类，因为我们被剥夺了感受壮美的可能性；另一端是人类力量已急追直上且可与之比拟的地质力量。就在人类不停改变地球面貌但又不习惯身上的超人服装之际，地球已逐渐蜕变成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所提出并命名为“盖亚”（Gaia）的东西。盖亚是我们当今历史上最伟大的魔术师。

本文接下来要探讨的是盖亚与昔日的“大自然”有何不同。当我们把这两种变异放在一起，一边是地球人，另一边是地球，在弥合这个差异方面，我们可能发现自己略居上风。

首先，盖亚并非大自然的同义词，因为它具有高度明显的地方性。在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的球体学所涵盖的时期，也就是从17世纪到20世纪末，构成我们称为“世界”或“天地万物”（universe）的所有元素之间曾经存在着某种连贯性（continuity），因为它们确实是统一的，但统一的速度太快。正如夸黑（Alexander Koyré）所言，我们理当一劳永逸地从受限的有序宇宙（cosmos）移动到无限的世界。一旦我们跨越这道人类政体的狭窄界限，其他所有事物都将是由同样的物质所组成：土地、空气、月球、行星、银河，一直到大霹雳（the Big Bang）。这始终是“哥白尼式”或“伽利略式”等形容词所指涉的变革：地–月空间（sublunar）与月外空间的差异已消弭于无形。

所以，当人们被突然告知地–月空间与月外空间终究还是有所不同时，其讶异程度便可想而知。同样令人震惊的还包括当我们得知只有机器人和一些义体太空人（cyborgian astronauts）能够进入月外空间，而剩下的人类，也就是包括我们在内的90亿人，将依然困在这里，困在这个再度成为如旧宇宙中“腐败堕落的污水池”里，或至少是一个充满风险与有害后果的拥挤之处。无法超越、无法离开，同时也无处可逃。正如我之前所言，我们仍能感受到壮美，但唯有当面对那些超越月球之外的自然，以及采取不具任何立场的观点时才能感受到。在地球上，壮美感已不复存在。对此我提出一个概略的断代：在宇宙创生之后，这个世界形成，但在这个世界（毁灭）之后，又回到宇宙。是的，我们并非处于后现代，而是后自然（postnatural）。

其次，盖亚不像大自然那样对于我们所处的困境无动于衷。但她并不是像关于生态新世纪的小册子当中所宣传的女神或自然之母那样“照料我们”；更不像近年来再度风行成为拉丁美洲政治新对象的印加神祇帕查卡马克（Pachacamac）。洛夫洛克经常蓄意玩弄与神圣相关的隐喻，但我感到比较忧虑的是他对于盖亚的冷漠态度的探讨：因为盖亚对我们的行动异常敏感，但同时又追寻与我们的福祉毫不相关的目标。倘若盖亚是一位女神，我们可以轻易地让她失常，然后她再以摆脱我们，可说是让我们粉身碎骨、万劫不复的这种最奇特的方式来“报复”我们（借用洛夫洛克措词最强烈的著作《盖亚的复仇》[The Revenge of Gaia]这个书名）。所以，到最后，盖亚实在是过于脆弱，以致于无法扮演旧自然那种抚慰的角色；它对我们的命运太漠不关心，以致于无法成为自然之母；它无法因交易或献祭而息怒，以致于无法成为一位女神。

还记得过去这么多学者为了消除“先天自然”与“后天培育”的差异所做的努力吗？当我们回归“自然”，并且了解到我们应当“滋养”自然，以避免我们在她突然改变稳定状态时沦为无关紧要之物时，发生了什么事？自然会继续存在，不必为她担心。我们才是遭遇麻烦的人。或更确切地说，人类世这个令人费解的事物当中，有某种类似莫比乌斯带（Moebius strip）的东西在发挥作用，仿佛我们同时包含着自然（因为我们能威胁她），而她也包含着我们（因为我们无处可逃）。盖亚真不愧是位魔术师。

虽然仅以本文的篇幅并不足以详尽探讨构成盖亚独特性的所有特征，我还是必须再以其中的两个特征作为总结。

盖亚是一个科学概念。这是盖亚的第三个特征，可能也是最重要的特征。如果它使你们联想到某种模糊的神秘实体，例如电影《阿凡达》（Avatar）当中潘朵拉星球上如网络般的女神伊娃（Eywa），它就不会是个耐人寻味的概念了。虽然洛夫洛克长期以来就是一位异端科学家，并依然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人，他一点一滴组合而成的这个概念真正的旨趣就在于它是一点一滴累积而成的，而且这一点一滴大多都来自科学领域——暂且不论戈尔丁（William Golding）建议他使用盖亚这个名称。发展一个主要由非科学内容构成的概念是浪费时间的举措，因为我们这个时代要求的是依循人类世的混种特质所决定的轮廓去探讨人类世。我们所谓的灵性（spirituality）被错误的科学概念严重弱化，以致于无法提供任何替代选项。在那种意义下的超自然（supernatural），比其所发源的自然更为糟糕。因此，虽然采用的是盖亚这个名称，宗教比较研究已告诉我们，它并非古代的女神。我所能想到的是，如同著名的雏菊世界模型（Daisy world model）所示，盖亚只是各种偶然的正向与负向模控论循环（cybernetic loops）之集合。那些循环已经一个接一个产生完全出乎意料的效应，也就是增进新的、更为复杂的正向与负向循环出现的条件。在这个论点中，既无目的论（teleology），更不存在神祇（Providence）。

当然，我们应该小心看待这个称号：当我说盖亚是一个“科学的”概念时，我并不是在某种认识论意义上使用这个形容词，换言之，它并非指涉“在真与假、理性与非理性，以及自然与政治之间引进某种根本且可追溯的差异”。相反地，我是在一种新的、但就某方面而言相当古老的意义上使用它，把它用作一个宇宙学（或应该说是宇宙政治学[cosmopolitical]）用语，目的在于找寻、驯化与容纳那些在包含人类而经常取代人类的集合体当中试图寻得一席之地的新实体。洛夫洛克的盖亚概念重要之处，在于它可以在缺乏统一本体论的情况下做出反应、产生感受，而且有可能摆脱我们。它并非一个天生具备某种统一能动性（unified agency）的超级有机体（superorganism）。

盖亚之所以在政治上饶富趣味，正是因为它完全缺乏这种统一性。它并非对我们发号施令的宗主。事实上，它符合我认为合理的某种人类世哲学，就像理当占据断裂另一端的人类一样，盖亚并不具备统一的能动性。这是个完美的对称，因为就像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构成一样，我们也对它的构成知之甚少。这也是“我们包含了盖亚，而盖亚也包含我们”这个奇特的莫比乌斯带如此适合这项组建任务的原因。盖亚的组建必须一点一滴地进行，我们亦然。连贯性已从这个世界（至少是地–月空间）消失。没错，盖亚是一位道地的魔术师。

盖亚的第四个特征，也是最后一个我想要检视的戏法，确实会令人感到非常沮丧。本文所检视的整个断裂是建立在一个巨大的威胁之上，而我们只会缓慢地做出反应，而且无法调整自身去因应这个威胁。这就像上了发条的陷阱。当然，我们之中最讲理的人会以“世界末日的宣称就像人类一样古老”这项貌似相当有理的论点来面对这个具有威胁性的陷阱。没错，正如安德斯（Gunther Anders）以非常类似于当今末日预言家的语汇所进行的精辟分析，我所属的这个世代已安然度过核子浩劫的威胁。环境史学家可以用同样的方式主张有关地球垂死的警告就如所谓的工业革命一样古老。的确，多一些合理的怀疑论似乎是必要的，就连伟大的杜勒（Albrecht Durer）本人在为他的灵魂做好准备以迎接西元1500年即将来临的世界末日之际，也投入许多资金印制他那些美丽昂贵的版画，期盼赚取丰厚的利润。因为有这些令人感到安心的想法，我们得以再次确认末世预言的愚蠢。

是的，没错，就是这样，除非事情变成反其道而行，而我们正在目睹另一个长久以来叫喊着狼来了的例子。如果我们一改过去对人类行动的象征性与比喻式定义，而采用纯粹字面上的定义，事态会如何发展？毕竟这就是人类世概念的意义：曾经是象征性的万物如今都具备实际的意义。各种文化曾经象征性地“形塑地球”；如今它们已造成地球永久性的改变。此外，文化这个概念本身将与自然的概念一并消失。我们处于后自然世界，也是后文化世界。

 汉弥尔顿参考发展出“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概念的经典著作《当预言落空》（When Prophecy Fails）（费斯廷杰[Leon Festinger]、利肯[Henry Riecken]与夏赫特[Stanley Schachter]合著），主张我们应该再度关注奇趣夫人（Mrs.　Keech）的研究以及她对世界末日的预言。我们的断裂并非预期世界末日，然后必须重组我们的信仰体系来解释为何世界末日并未来临（就像早期基督徒在了解到末日并非如《启示录》[Apocalypse]所描述的那种烟火表演般的耶稣再临，而是君士坦丁大帝所领导的帝国缓慢的世俗性扩张之后，对自身信仰体系所进行的修正）。但对今日的我们而言，这种断裂可能是相信世界末日永远不会来临，这可能会成为“当预言成真”的最佳也是最骇人的实例。如此一来，我们对世界末日的否认也将意味着我们正在重组自身的信仰体系，以避免看到大而可畏之日（the Great Coming）来临。

正是这个原因使汉弥尔顿提出下列这个奇怪而骇人的宣称；倘若我们想和盖亚进行任何交易，我们就得放弃希望。对汉弥尔顿而言，希望，尤其是永不止息的希望，是我们忧郁的根源，也是导致我们认知失调的原因。

我希望（噢，又是希望！）本文已说明为何集中所有可能资源来弥合下述鸿沟的两端是重要甚至紧急的，一端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之大小与规模，另一端是（在不陷入忧郁或否认的情况下）我们回应责任感召唤的情感与认知状态。出于这个理由，为了启动巴黎高等政治学院艺术与政治实验计划，我们必须重新使用“政治艺术”（political arts）这个早已过时的词汇，以便训练专业艺术家与科学家（包括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共同达成科学、政治与艺术再现这三重任务。

既然我们已成为盖亚肩膀上的重担，而它对我们亦然，我们或可说服盖亚接受某种交易或仪式。这种想法既大胆又温和。就像超级银行（megabank）一样，我们也可能变得“巨大到不能承受失败”。我们的命运是如此紧密相连，以致于最终可能会出现问题，就像Messkirke大师在巴塞尔创作的迷人版画，其中圣克里斯多福（St. Christopher）背负着镶嵌在封闭宇宙中的年少耶稣。对我而言，圣克里斯多福是一个比超负荷的擎天神（Atlas）稍具希望的图像——前提是“希望”仍是件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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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拉图（Bruno Latour）

 1947年出生，法国著名哲学家、人类学家，同时也是学社会学研究以及科技研究（STS）学界的重量级学者，并且是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的创建者之一。拉图著有作品十余册，代表作有《实验室的生活》、已被译为20十多国语言包含中文版的《我们从未现代过》，新近中文出版书为《巴斯德的实验室：细菌的战争与和平》、《自然的政治：如何把科学带入民主》等等。

 个人网站：http://www.bruno-latour.f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