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谢丽尔· 鲁斯· 索里亚诺 （Cheryll Ruth Soriano）
翻译整理 / 叶云鹤
校对编辑 / 郑叶颖、叶云鹤
各位早上好。很高兴来到这里，特别感谢黄孙权教授以及所有精心组织这次活动的同学们。今天，我想从我的书《菲律宾数字文化》（Philippine Digital Cultures）的一个片段开始讲起。这本书是与Earvin Charles Cabalquinto合著的，它也预示了我今天将要讲述的内容。
Carlos Ubaldo满脸自豪地宣布，他的YouTube订阅者数量达到了一个里程碑——他作为一名在线答疑者赚取了百万美元，并向大家展示了他的月收入、新车以及现代化的设施。Carlos兴奋地表示，他做出了最好的决定，辞去了全职呼叫中心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平台工作中。他鼓励他的订阅者们，只要付出努力、坚持不懈并具有创业精神，他们也能取得同样的成功。
他从2011年开始在劳务平台上作为书籍章节作者起步，现在已成为数字营销和虚拟助理领域的专家，与多个来自热门劳动平台Upwork的客户合作，并为数百名菲律宾平台工作者提供指导。早在2016年，Carlos开始为想要学习如何开始在线自由职业的朋友们组织培训课程。现在，Carlos经常在自由职业者活动中发表演讲，组织快速指导课程，主持他的YouTube频道指向在线自由职业引导，并运营一个由自由职业者、当前学员及其网络朋友组成的Facebook社区。他的YouTube频道现已扩展到TikTok，定期发布关于如何在自由职业世界中生存和发展的视频，具体包括如何与外国客户建立信任、如何用收入赚取利息等。现在，在获得了一系列稳定客户的大型项目后，他拥有了一家自由职业者机构。
Carlos现在在平台、客户和其他求职者之间充当中介的角色。由于受制于基础设施的非流动性1、低工资等就业规则，在菲律宾，无数像Carlos这样的能够熟练运用数字媒体技术赚取收入的自由职业者等专业人士正在转向在线平台，以换取自主权、空间灵活性和更高的收入可能性。
因此，我将数字劳工、社交媒体、文化生产以及影响力塑造实践置于平台介导型工作以及菲律宾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现实的背景下进行考量。我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介入我们对数字劳工中社交媒体的理解：
首先，通过描述中介角色的崛起，我们称之为数字劳动经纪人（digital labor brokers），他们由社交媒体介导，并在全球平台劳动市场中发挥作用。这一描述也试图将全球平台置于平台劳动分析的中心位置，并与近期的文献相呼应，例如Niels van Doorn和Jelke Bosma所称的“实际存在的平台化”（actually existing platformization）, 该概念关注构成平台重要组成部分的周边事物2。
其次，我重点分析了作为合作过程的理想化逻辑和社会平台的特定中介过程，这一过程以当地合作文化和道德经济为支撑。在这里，我与关于“微名人”（micro-celebrities）3和“影响者” （influencers）4的主流文献进行了对话，例如Crystal Abidin和Brooke Erin Duffy的重要文献。但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深入关注了工人阶级媒体背景下影响力的构建方式，包括始终存在的脆弱性、地方文化交融以及后殖民期望。
另外，以交叉平台为基础5，我考察了菲律宾在线自由职业和云工作/远程工作的组织方式的演变。这超越了传统的客户、平台和工人之间的三方模型，进一步揭示了平台经济背后复杂的本地劳动组合网络。
我从2016年开始在菲律宾云工作场景中进行了三波民族志田野调查，到现在已经快10年了。第一波是在2016年和2017年；第二波是在2019年到2020年，当时Jason Cabanes还在德拉萨大学工作；目前是第三波，我们更密切地关注社交平台、劳动平台和金融科技平台的交集。
我不想过多谈论中介（brokerage）的概念。我借鉴了Stovel和Shaw关于将中介概念化的研究成果，并遵循他们的建议，探索中介角色在不同结构中的表现形式。中介在促成社会、经济和政治交易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当信息受限且分布不均时，便有可能给中介提供机会。中介者首先会从多个来源搜集关键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整合起来，以吸引那些难以自行理解这些信息的客户，从而为自己的工作增添价值。但除了使这些信息变得有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是，中介者通过连接原本没有联系的个体来创造价值，从根本上推动了新的连接的形成。尤为重要的是，在社会结构中，中介利用公共机构效率低下所产生的漏洞，使那些断开连接和孤立无援的个体能够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进行互动。中介的核心在于那些政府和公司甚至都无法察觉和正式控制的经济交易，中介可以表现为一系列与本地基础设施相关的非正式经济交易的本地化替代服务。
在菲律宾，中介业务的设立在不同的经济甚至政治进程中通常备受重视。在我们普遍存在的庇护人-依附者关系导向中，中介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它成为了社会服务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桥梁。这种现象在移民问题上尤为明显，移民问题已被广泛研究。许多来自菲律宾农村地区的人会寻求移民海外，却不得不面对重重困难，比如要签署各种文件，还要浪费大量时间在摸索移民流程上。招聘和中介机构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这些移民的重要依靠，但它们的运作方式有时也带有剥削性质。
当然，我需要将这一现象置于菲律宾悠久的中介历史背景中来考量，回溯至西班牙殖民时期，菲律宾的中介服务就已经存在。例如，当菲律宾人无法拥有土地时，中介或称作Cabos的人便会在大地主与普通工人之间进行调解，帮助他们在这些农业社区中获得土地。这种中介的作用不仅限于土地问题，还延伸到了海运公司和小型建筑公司。
当Cabo制度6被废除时，这些中介实际上成为了菲律宾最早的工会领导人，这一现象暗示着中介制度已扩展到地方组织至关重要的制度化过程中。他们被视为大家庭中的家长，从而维持其合法性，成为工会的第一批领导人。与此同时，在劳工对大型机构信任度逐渐下降的背景下，中介行为通过开辟新的资源和信息流渠道，依然保持着其重要性和相关性。
因此，在当代数字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社交媒体内容创作者的涌现。他们不仅展示自己的爱好、活动和愿望，还构建想象、探索可能性，更重要的是，他们为菲律宾人如何实现特定的共同愿望描绘了具体路径。在这里，我关注的是内容生产和吸引受众的工作，我将其视为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一个不断创造受众并生产内容的过程。他们的努力不仅仅限于简单动员受众进行消费，他们还借鉴了以往的经验，探索如何建立情感网络，并更细致地观察情感究竟是如何联结的，分析为何这些影响者能产生实际影响力，以及他们究竟如何达成这一目标的。接下来，我们从不同层面来分析这个问题，包括女性主体性（feminine subjectivity）、种族关系（interracial relationships）、世界一流劳动（world-class labor），以及政治因素。但在本次演讲中，我将重点聚焦于劳动力，以便更加集中地探讨这一话题。
近年来，菲律宾的平台劳动工作出现显著增长。政府积极推广平台工作，视其为解决失业、劳动力迁移、业务流程外包和庞大的非正规部门等问题的重要途径。在菲律宾，从事平台工作的人通常被称为菲律宾自由职业者（Filipino freelancers）。他们已成为云工作平台上最大的劳动力供应群体之一，并在全球不断增长的零工经济中占据领先地位。
与许多海外移民和业务流程外包（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工作者所处的不稳定环境相似，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了平台工作同样存在不稳定性。然而，在菲律宾，云工作仍被视为一种可行且具有吸引力的职业选择，这主要是由国家的迫切需求所驱动的。回顾以往，政府从鼓励菲律宾人成为移民工人，到全面接纳业务流程外包，再到将平台工作视为解决失业问题的关键途径并大力推广，这一转变使得平台工作日益普及。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模式，即政府无法从结构上解决就业问题，而是推动菲律宾人抓住全球劳动力市场中的新兴机遇，不论这些机遇的本质如何，也不考虑工作环境或员工福利的状况。菲律宾的平台工作者已被国家政府纳入打造世界级服务工作者和现代英雄的行列，他们为国家带回了急需的资金，再次凸显了菲律宾在全球劳动分工中的重要地位。至于服务业工作者阶层，他们虽然是数字经济的一部分，但仍处于其边缘地位。
我认为，研究中介阶层有助于在全球平台工作的常规分析中，将全球平台置于非中心地位。例如，全球平台（如fiverr.freelancing.com）往往是分析劳动管理和远程工作的中心。我们试图观察和绘制云工作中的分析类型，无论是从技能水平、要求、任务规模、服务类型、匹配模型还是交易发起者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都以全球平台为核心进行分析。
我们试图关注那个特定的中心节点——中介维度，以及平台经济中不断涌现的本地组织，这些组织正在不断重新配置劳动的需求与供给。
我通过关注以下两个方面处理平台经济下的劳动力中介，即技能培养和社区建设，以及再外包。
技能培养在社交媒体上十分活跃7，并常常转化为再外包的现象。因此，除了平台就业和潜在的美元收入承诺外，现实中往往伴随着对平台依赖型生计所固有的不稳定性的不满。一方面，常见的论点是工作压力大，且工作具有季节性。这还伴随着大量的劳动力套利现象，即客户会寻找最便宜的劳动力，导致全球南方国家的劳动者在这种环境中处于可随时被替代的地位。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的劳动者竞相争取云工作机会，许多劳动者涌向这些平台却难以获得工作。另一方面，平台动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8，它阻碍了长期的客户与劳动者关系的建立，尽管其结构本是为了维持这种关系而设计的。
然而，在菲律宾，我们观察到的情况实际上更为复杂。一些劳动者难以获得客户，他们过度依赖平台，或是过度追求低费率9，受到平台工作季节性的挑战。但同时，由于菲律宾的机构化发展已近二十年，那些早期的自由职业者已经成功培养了专业知识，实现了技能和平台的多样化，创建了大型项目组合，并获得了长期稳定的客户。这些人正是我们将在平台工作中关注的新兴微名人。
因此，在这种环境中，特定类型的劳动者能够蓬勃发展，实现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提升，进而成为精英劳动者。这是一群新兴且具有影响力的数字工作者，他们在平台劳动经济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不仅指导有抱负的劳动者，促进在线支持社区的发展，还直接参与到中介过程中来。所以，除了当前关注受众如何以及能够被吸引进行消费的做法外，我还将从影响力塑造的角度进行探讨，我将影响力的塑造视为一个基于当地数字双年展概念的合作关系场所或合作表现，大家在这个场所中互相帮助，共同应对各种不确定的情境。
新兴的在线自由职业者在社交媒体上塑造自己的在线形象，以此吸引那些希望在日常生活的不确定性中寻求经济和社会流动的菲律宾劳动力。这一过程的实现首先依赖于他们构建与平台相关的技能，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建立自由职业者的社群。而在劳务平台上获取工作机会，则是一个涉及繁琐、模糊且全程由中介参与的复杂过程。试想，若缺乏可资利用的人力资源，亦无具体个人可供咨询，那么这一过程的难度可想而知。
在涉足这一领域时，许多劳动者往往因为政府描绘的美好前景而满怀憧憬地投入其中，但实际上他们可能并不清楚如何在这个领域站稳脚跟。他们确实需要一些人提供实际的帮助和指导。这些指导者会协助他们设定合理的薪资水平、协商福利待遇，并让他们了解有效的维权途径。然而，尽管如此，仍有许多客户拒绝支付报酬，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担心在这个充斥着欺诈行为的行业中，自己的利益是否能得到长期保障，或者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个行业能否真正持久发展。
因此，尽管政府推广了数字劳动机制10以协助劳动者应对平台劳动中的模糊性，但对于新入行者而言，这种协助作用是有限的。平台劳动可能会令人感到困惑。这不仅因为整个过程完全由中介操控，而且劳动者还需从诈骗信息中辨别出合法可靠的平台和客户，同时还需要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展示自己的专业技能。所以，仅仅掌握一项技能是不够的，劳动者还需要在整个在线市场中有效地推广和销售这些技能。更重要的是，在与文化背景迥异的客户打交道时，劳动者会面临文化隔阂的问题，这些客户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工作方式和期望，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更大的选择权。劳动者深知自己最终可能会被替换，因为客户可以随时寻找其他劳动者来代替他们。
在这些平台上，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的报酬合理吗？我应该如何为这项特定的工作定价呢？”在零工经济中，如何根据经验来为技能定价实际上可能非常复杂，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在这个大市场中所处的位置。中介将全球劳动平台与本地劳动者连接起来，并将这些分散的信息整合起来，为求职者提供有用的参考。同时，他们也会利用自己作为现任或前任工作者的经验，以及他们如何在零工经济中找到个人定位的经历，来提供帮助。然后，他们将这些经验整合成培训材料，最初是免费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后来则将这些材料编纂成书，并提供辅导和培训课程。他们还非常注重将成功具象化，因此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变得尤为重要。社交媒体上的可见度不仅关乎他们能买什么样的车，还直接影响到他们为自己和家人创造了多少财富。因此，这为零工们在这一领域能取得何种成就创造了一种特定的价值感。
获得平台就业指导的劳动者将这些有影响力的数字工作者视为自己的代理人，实质上也是自由职业道路上的引路人。我们通常亲切地称呼这些导师为“大哥”或“大姐”，而那些受到指导的人对此感到十分自豪。特别是在融资界，随着行业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导师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如果你能宣称自己曾师从某位知名导师，那么你将有可能在该领域中生存下去。
关于劳动者与客户之间的工作关系，重点在于劳动者如何通过社交媒体与客户进行关系协商及进行日常互动，这包括分享策略、赢得客户信任、发布视觉图像以及构建成功的劳动者-客户关系规范等多个方面。在另一篇论文中，我探讨了劳动者们如何通过分享各自的担忧与顾虑，共同确认了平台工作的可行性。由于时间有限，我无法在此详细讨论这一点。我也谈到了这些网红如何构建出一种理想劳动者的特定形象——即服务于客户的顺从型劳动者，以及他们如何在这种形象中灵活应对，推动特定的代理行为，同时在客户面前展现出顺从的态度。从长期来看，我想知道这种形象和态度如何在自由职业经济中构建出一种特定的价值规范。
Jason和我在一篇关于创业团结（entrepreneurial solidarity）的小文章里重新探讨了这个问题。文章不仅讨论了如何提升功能性技能以及如何在业界自如应对，还特别关注了社交媒体为自由职业者营造的日常交流环境。现在，这股潮流已经蔓延到了TikTok，众多自由职业者纷纷在TikTok和YouTube上活跃起来。这些平台是自由职业者日常会关注的，前者有助于他们坚定自己成为自由职业者的选择。有人在上面分享自己的工作环境，有人展示新的共享办公空间。因此，这些内容既日常又普遍，能够帮助自由职业者确认自己的选择，看到成功的可能。同时，它们也在无形中传递着在这个经济体系下关于生存与繁荣的价值观。
现在，我即将进入下一个阶段，那就是再次进行外包。当我们于2019年至2020年间的某个时刻启动这项研究时，就已经观察到了第一阶段的现象，那就是劳动者们已经开始尝试再外包。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有些劳动者拥有了一批忠实的客户和较大的项目，于是他们会把这些项目交给自己的身边的人来完成，比如他们的丈夫、孩子、邻居，或者是家乡的村民。
这些劳动者正在利用个人的信任网络。然而，随着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网络日益扩大，并且在平台导航和客户沟通方面不断积累专业知识，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发现，劳动者们开始建立起了某种正规化的机构。其中一些机构进行了注册，有些则没有。这些机构可能拥有大约10名员工，并且正在考虑承接全球平台的客户。有些平台会正式宣告他们已注册为机构，而有些则不会。这些机构可能拥有庞大的忠实客户群体。因此，现在他们会在机构内部为小型工作团队进行谈判。我们认为，这种地方组织的形式变得相当有趣。因为当你参与大型自由职业者网络会议时，会发现这些机构蓬勃发展，真正定义了自由职业经济中地方组织的形态。
以下这篇文章与其他几篇作品一起发表，指出了全球平台实际上只是临时机构的一种新型迭代。它不过是利用算法对临时机构进行了重新配置。但更有意思的是，这种配置如今又在发生变化。那些原本试图通过算法来定义临时用工机构的全球平台，如今在地方层面上又演变回了临时用工机构的模式。
（见下图）我想我已经提到了第一种情况——为普通劳动者提供工作机会。从业者会从客户那里接到一大笔业务，然后将其外包给自己的亲人或邻居。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地方平台正在逐渐稳定下来，其中一些平台正在努力推动更加合作的议程。至于第三种情况，则是那些正在转变为代理机构或合作社的平台。
因此，外包代理机构层出不穷。以下图片仅列举其中的部分实例，当我们参加这些会议时，会发现这样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它们都是虚拟助理代理机构的典范，如今已有了自己的标识，这表明它们正逐步走向制度化和专业化。
请对比以下两张照片。右侧的照片拍摄于2015年左右，是我们首次进行实地调研时留下的。你可以看到澳大利亚的Freelancer平台，这是一个非常突出且颇具开创性的澳大利亚平台。而左侧的照片则拍摄于今年7月，是在最近的一次自由职业者大会上拍摄的。其实在几个月前的那场大会上，就已经出现了许多合作伙伴和大量的标识。如今，已经有代理机构开始赞助这些自由职业者市场了。而Get Hired实际上是一个试图与全球平台Upwork竞争的地方平台的产物。
一旦进入这些网络空间，你就会看到各个代理机构设立的展位。任何求职者，不论是学生、实习生还是应届毕业生，都可以参与进来，直接面对这些代理机构，并在其中注册求职。当然，这些代理机构中的很多仍然与全球平台保持着联系。此外，还有一些代理机构的所有者同时也是社交媒体影响者。
在这里，他们分享了自己如何将社交媒体经验转化为代理机构所有者的成功之路。
现场灯光璀璨、声音嘈杂、热闹非凡，各个代理机构的展位遍布各个角落，场面十分壮观。
我将重点关注再外包机构通用平台，其中一个例子就是“Get Hired”。
在本次演讲中，经MK Bertulfo允许，我提及了她的事迹。她是2015年前后创建并管理的一个大型Facebook群组的创始人及调解人。这个群组在当时深受那些希望找到既能赚钱又能照顾孩子的母亲们的欢迎，她们中的很多人从事客服工作。除了菲律宾的基础设施问题，她们还面临着夜间工作的挑战，这使得她们难以照顾孩子。于是，MK创建了FHMoms这个社交媒体群组，这个群组借助我之前提到的情感联系不断发展壮大。同时，她还创立了一个本地平台，目前这个平台还在起步阶段，所以我们还需要持续关注它的发展。
另外，有一个新兴的合作组织十分有趣。这个组织起初会设定一些目标，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们努力促成某种形式的利润分享，从而更像是一个机构联盟。可以想象，有多个机构存在，而这个合作组织就像一个纽带，将这些不同的机构联结起来。它们的最终目标是，在吸引更多当地客户的同时，实现利润分享，而不再仅仅依赖全球客户。虽然目前它们还未达成这一目标，并且认为当地客户群的能力还有待提升，但至少这已经是它们正在与政府协商的内容了。
在我看来，基于当前的发展状况，组织支持（organizational support）结构及物质支持（material support）结构的出现尤为有趣。这意味着培训机构、辅导机构等应运而生。有一所虚拟助理大学正在为这些机构提供必要的资源。随着模块化工作流程的兴起，一些机构虽然缺乏资金建立大型组织，但它们可以购买会计系统、服装系统等各种系统。这样，它们即使在家中工作，面对全球客户时也能展现出高度专业化的形象。此外，在物质支持方面，当地的郊区、临时区域、供电连接以及设备租赁等新兴的共享办公空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我们还看到了笔记本电脑租赁、西装租赁以及众多小型微型企业的兴起。当然，由于这是我们研究的重点领域，因此还包括融资平台的借贷服务。
我想简单谈谈GCash，因为它是庞大移动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GCash是由菲律宾最大的电信公司之一Globe开发并打造的一款大型金融超级应用。那么，GCash为何如此重要呢？原因在于，如果你在平台经济中工作，可能会从全球客户那里接到任务，而这些客户通常会通过Wise等平台进行转账。但如果你采用的是代理模式，就需要经常向代理机构中的其他员工支付薪资，这时GCash就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我们发现整个生态系统都在推动交易量的增长，而这些增长的交易量最终会促进劳动平台、社交媒体平台和金融科技平台上的交易流通更加繁荣。
我想，这应该是我田野调查的最后一张幻灯片了。在这张图中，你可以看到GOtyme Bank等机构与政府服务并排展示。它们之所以出现在那里，是因为提供了贷款服务。所以，这些金融科技平台的贷款功能，已经成为对代理机构提供社会支持的关键一环。
我想用几张幻灯片作为结尾，来回顾一下我刚刚讨论的内容。虽然劳动力平台化被视为为这一经济体系中组织劳动力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但新兴的地方组织却在为当地劳动力构建平台劳动体验的动态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与此同时，这也催生了新的技能形式和社会阶层。这里提到的一系列中介，在全球资本的劳动基础设施与当地的权力关系、合作关系以及社会交易的政治经济基础之间，起到了桥梁和调解的作用。而这些大多发生在正式的监管机构之外。
劳动平台为客户和工人之间的劳动安排牵线搭桥。然而，若缺乏由地方资本、地方政府以及家庭和社区等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构成的中介过程，这些安排在当地层面便不会获得太多实质性意义。尽管技能创造者和代理机构的中介行为看似规避了劳动监管机构对劳动的制约，但仔细观察便会发现，他们中介规则的运作最终促进了劳动者自身对劳动平台化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接受。劳动者中介能够战略性地驾驭平台环境，使自己得以蓬勃发展，为劳动者创造获得更高收入的可能性，甚至让他们拥有了一种成就感——这种成就感源于一种利他主义，即 “我能够帮助我的社区创造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样依赖平台来维持生计，因此他们尚未组织起来，与政府或平台进行谈判，以推动系统性变革，从而为所有劳动者争取到公平的薪酬和更合理的劳动安排。不过，已经有一些机构开始在其能力范围内尝试解决这些问题。他们积极寻找本地客户，但并未直接挑战更广泛的劳动平台化结构。凭借创业精神，他们能够在本地环境中创造性地调整平台劳动模式。而新自由主义和迟迟未能实现的愿景，则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和重新定义了中介的行为和话语。这些数字实践也有助于人们协商和重塑新自由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在全球南方所留下的影响和人们的生活经历。中介试图在制度的限制下重塑世界。
我用一张幻灯片专门阐述了它的实际影响，因为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确实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之所以关注并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也涉足政策制定领域。在与公平工作组织合作的一些项目中，我们曾深入探讨过这一点。此外，我们还与政策制定者进行交流，有时甚至与新兴代理机构组织进行沟通。我们坚信，绘制出规模更大且更为隐蔽的次级经济地图是极为关键的。
此外，在与劳动者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情况各不相同。有些代理机构正在有意识地努力为其他劳动者创造更加公平和更具人文关怀的工作环境。然而，也有劳动者向我们反映，这种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某些代理机构中的权力滥用行为。因此，我们认为，揭示这些分歧——那些旨在维持、重构但同时也挑战全球平台内部权力的分歧——至关重要。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合适的支持结构，这些结构能够针对这一更广泛的生态系统和交易中的不同类型自由职业者及代理机构，在其各自不同层级的需求上提供精准的支持。
最后，我想谈谈一开始提到的三个层面：平台、影响力以及全球南方。在平台层面，我们努力揭示一个不断扩展和演变的数字劳动中介基础设施格局。这些基础设施试图在全球平台逻辑的内部和外部进行劳动力调配。这一生态系统由这些组织结构构成的基础所维持，同时也得到了金融平台、劳动平台和社会平台的相互交织，以及其他国家和市场行为体中的工人主导集体的支持。它们共同汇集中介信息和机会，以促进工人在全球平台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参与。这凸显了正式与非正式之间、云端与实际环境之间界限的模糊性。我们认为，这种对平台工作和治理模式的全面分析，超越了仅仅将全球平台模型作为参考点的批判性视角，对于理解其在现实中的具体运作方式至关重要。
第二是影响力，它已不再局限于以个体影响者为中心的单向权力流动。影响力的发挥如今涉及更为分散和动态的中介过程，与调和各方期望的能力相关，并且其效果深受所在社群的影响。这使他们能够将平台工作的叙事从简单的血汗工厂重塑为具有抱负的，甚至对一些人来说，是在平台背景下共享的生活体验。从本质上讲，他们营造了一种预期，即无需对更广泛的劳动结构进行改革，仅凭努力工作就有可能在平台中获得成功。与此同时，他们实际上也帮助维持了平台所需的劳动力，并为社交平台和金融科技平台构建了交易链条，最终惠及全球南方地区。这一点在全球环境下尤其引人共鸣，因为公共机构效率低下，迫使民众依靠同胞的帮助自行寻找解决方案。这反映了后殖民和新自由主义结构下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它在激发想象力、推动地方组织发展和开辟流动渠道的同时，也加剧了等级制度和不平等现象。
但我认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把这种数字劳动中介放在工人阶级日益活跃的视频平台如TikTok、YouTube等渠道中去考量，比如那些关于右翼司机、移民工人、家政工人的视频，而这些内容也正在被不断研究，因为这些平台正在汇集信息、组织资源，并将工人和有志者与实现社会流动的承诺紧密联系起来。那么，这样的观察将十分有意义。同时，我们也看到，劳动平台、社交平台和金融科技平台在这个过程中总是相互交织。交易量成倍增长，为机构、平台、内容创作者以及这些交易链中的工人创造了数据和利润。谢谢大家。
问答讨论
Saskia Witteborn：非常感谢你，这真是太棒了。很高兴听到你和Earvin一起写了这本精彩的书，我要去买一本。你能推测一下这将如何改变移民，特别是菲律宾人的外出移民的未来吗？
Cheryll Ruth Soriano：谢谢你，Saskia。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我们有时会研究菲律宾的在线自由职业者，他们通常被称为OFW（Overseas Filipino Worker）菲律宾海外劳工，对吧？但在某些情况下，菲律宾在线工作者与海外菲律宾工作者是相同的，所以他们也在使用同样的标签，即OFW 2.0，以做出诸如“这是一个替代方案，你不再需要出国”之类的承诺。事实上，我们采访了几位在疫情期间特意回国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因为客户无法再维持他们的薪水而被迫回国。他们现在正在寻找新的出路，而在线工作就是其中一条。但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个领域非常多变且灵活。他们可能会先研究一段时间，然后尝试一下。有时，他们也会把这当作一个机会。事实上，当一些工作者与客户建立了更稳定的关系后，他们会尝试通过这条途径再次出国。所以情况相当复杂。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要去探究哪些工人把这看作是回国定居的机会，哪些工人又把它当作再次出国的跳板，因为他们正在与全球的客户建立联系，可能会被纳入这个复杂的体系中。
Tom McDonald：Cheryll，你的研究非常棒，例子也非常生动，谢谢你。我的问题是：你描述的这些自由职业中介如何建立自己的机构？你对自由职业与正规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分析得十分透彻，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人们选择做自由职业，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不想有老板，想摆脱办公室的束缚等。当你在和这些人交谈时，这一点是否曾经被提及过？我想知道，当中介变成了老板，那么自由职业的本质在什么时候就发生了变化？自由职业者是否表达过对失去自主权的担忧？当他们与这些更本土的平台或机构产生联系时，我就在想，对于那些现在具有影响力的中介，是否有人曾经说过：“这些人不再是真正的自由职业者了，他们现在成了大老板。”所以，这些情况是否曾经出现过，还是没有呢？
Cheryll Ruth Soriano：谢谢你，Tom。这两个问题都非常有价值。关于非正规性和正规性的问题确实非常重要。我认为它源于菲律宾自由职业者的现状。当我们2015年开始采访他们时，就有这样一种情况：他们即使赚的是美元，也得不到家人或邻居的认可。家人或邻居会质疑他们：“你是怎么赚钱的？你在家里做诈骗吗？”由于他们只是在家工作，所以得不到认可。他们也许能买得起汽车，建更漂亮的房子，送孩子上私立学校。但人们还是会问：“你是干什么的？你是怎么赚钱的？”所以，这种认可正是自由职业者所渴望的，但同时，这也阻碍了他们的某种流动性。因此，他们现在得到的认可主要来自代理机构。作为代理机构，他们能够通过自由职业者所承接的客户和项目获得认可。但这有时取决于客户的安排和平台的规则。因此，他们不能在自己的简历中完全声称自己完成了某个品牌的项目。这种代理模式让他们能够在行业内积累一定的声誉。
但更重要的是，我认为，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他们得到了国家的认可，觉得自己是这个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但当然，也有一个相当有趣的限制。我在想，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交更多的税？这是否意味着会有更多的监管？因此，这也为监管带来了一种复杂的局面，因为整个行业已经足够复杂了。那么，他们是工人吗？他们是企业家吗？在有了代理机构的阶段，工人基本上成为了作为代理机构的创业者。这是由政府推动的，政府现在关心的是这条产业链中的底层工人，那些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完全看不见的工人。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现在，我回到你关于这些自由职业者真实性的第二个问题。 这需要时间，如我前面所说，社交媒体社区建设、技能培养和社区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我说过，它是以一种特定的菲律宾式的合作意识为基础的，这种合作意识具有数字倾向。因此，尽管在家里可能有人怀疑这些自由职业者是否从中获利，但这些机构和影响者也试图确保他们提供免费辅导课程。他们认为，通过在他们的机构中这样做，他们实际上是在为自由职业者提供工作机会。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互利的过程，就像公共利益一样。当然，我们知道他们将从这些货币化实践中获利。但同时，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新情况，他们自己曾经也是自由职业者，也知道普通的自由职业者要在没有太多其他支持的情况下生存下来需要什么。
黄孙权：工会对中介平台持什么态度呢？
Cheryll Ruth Soriano：在云工作场景中，工会的身影并不太显眼。我正在对这两者进行研究。我现在正在对工会和中介平台这两者进行深入的研究。说到工会，它们在动员方面一直都很积极，特别是针对那些工作地点明确的工人，比如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送餐员，因为对于这些工人的情况比较清晰，所以工会的立场和动员都相对容易。但对于同时拥有创业者和工人身份的远程工作者来说，工会和劳工联合会很难渗透到他们的组织中。他们似乎对正在形成的自我组织感到很满意，至少目前是这样的。
译者注释：
- 指的是工作地点的固定性或缺乏便捷的交通和通信设施等，使得人们难以在不同地点之间自由移动。 ↩︎
- 实际存在的平台化（actually existing platformization）用于描述平台经济在现实世界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与当地环境、制度和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复杂互动。 这个概念源自并借鉴了实际存在的新自由主义（actually existing neoliberalism）的概念，后者强调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不均衡实现过程。 ↩︎
- Terri Senft在她的著作《网络摄像头女孩：社交网络时代的名人与社群》（Camgirls: Celebrity and Community in the Age of Social Networks）中提出了“微名人”（micro-celebrity）一词，她将其定义为“一种新的在线表演风格，人们通过网络摄像头、视频、音频、博客和社交网站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以吸引读者、观众以及与他们在线相关联的人（Senft, 2008）。” ↩︎
- 根据Crystal Abidin的定义，影响者是指那些通过文字与视觉叙述个人生活及生活方式，在博客和社交媒体上积累起相对庞大的粉丝群体的普通互联网用户，他们会在数字及现实空间与粉丝互动，还会通过在博客或社交媒体帖子中植入“广告软文”的方式将粉丝变现（Abidin, 2015）。 ↩︎
- 作者的研究基于多个平台的考量，包括后文提到的在线零工平台，也包括像YouTube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 ↩︎
- Cabo制度，一种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期间激增的劳动安排。这种制度在小型建筑公司、雇用装卸工人的海运公司和雇用季节性种植园工人的庄园中普遍实行。 ↩︎
- 在这个语境中，“技能培养”指的是个体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积极地进行技能学习和提升的过程。这可能涉及各种技能的掌握和提高，如数字技能、沟通技巧、项目管理等，这些技能对于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寻找工作、提高收入或提升个人竞争力至关重要。 ↩︎
- “平台动态”主要是指在线平台在运行过程中涉及到的技术、市场、政策、用户、商业模式等多个层面的变化和发展。 ↩︎
- 在平台经济中，“低费率”指的是平台向用户或商家收取的较低的服务费或佣金。 ↩︎
- “数字劳动机制”包括数字平台的运营规则、数字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数字劳动成果的产权和分配机制等方面。其推广旨在帮助数字劳动者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平台劳动中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
讲者介绍
谢丽尔·鲁丝·索里亚诺
Cheryll Ruth Soriano
简介：Cheryll Ruth Soriano博士，是马尼拉德拉萨大学传播学系教授。她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平台劳动与平台化研究网络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其中包括Fairwork（担任首席研究员）以及亚洲的平台生态系统和交易文化。她的著作有《菲律宾数字文化：YouTube上的中介动态》（Philippine Digital Cultures: Brokerage Dynamics on YouTube）（与E. Cabalquinto合著，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22）和《亚洲视角下的数字文化：新兴现象，持久概念》（Perspectives on Digital Culture: Emerging Phenomena, Enduring Concepts）（与S. Lim合著，Routledge, 2018）。Cheryll是新创刊的开源期刊《平台与社会》（Platforms & Society）的创始联合主编，同时担任传播与媒体研究领域重要期刊的编辑委员会成员。她曾在新加坡拉萨尔艺术学院（LCA）、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和北京大学（PKU）担任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