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德·罗斯特（ Ned Rossiter ）
Ned Rossiter is a media theorist noted for his research on network cultures,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labour, logistical media and data politics. Rossiter was appointed to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as Professor of Communication in 2011 and is currently a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for Culture and Society with a joint position in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Arts. He was a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Leuphana University’s Digital Cultures Resesearch Lab, Lüneburg in 2016. Rossiter is the author of Organized Networks: Media Theory, Creative Labour, New institutions (2006) and Software, Infrastructure, Labor: A Media Theory of Logistical Nightmares (2016).
奈德·罗斯特是一位媒体理论家，以网络文化、文化工人的政治、物流媒体和数据政治的研究著称。2011年罗斯特任西悉尼大学通讯学教授，现在是人文与通讯艺术学院文化与社会研究所的成员。2016年他是吕讷堡大学数码文化研究实验室的高级研究员。著有《组织化的网络：媒体理论、创意劳工和新机构》（2006）和《软件、基础设施、劳动：关于物流噩梦的媒体理论》（2016）。
报告摘要
Autom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From the “spinning jenny” to the assembly line of car manufacturing, automation tied industrial modernity to the experience and conditions of labour. Automation functioned as a connecting device across racialized and gendered divisions of labour. With the integration and extens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into urban and rural spaces, automation is again at the centre of an epoch defining period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bour and life, economy and society. This paper addresses processes of state transformation and techniques of extractivist technologies related to platform capitalism. In so doing, it asks the question of political autonomy as it bears upon the problematic of economy in an age of surplus populations.
自动化由来已久。从“珍妮纺纱机”到汽车制造的装配线，自动化使得工业现代性与劳动经验和状况联系起来。自动化曾是跨越种族上、性别上的劳动分工的连接机器。随着数码科技整合进城乡空间并扩展，自动化再一次成为这个劳动与生活、经济与社会转型的时代之核心。本文把国家转型的过程、开发主义式的科技和平台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处理，由此要提出政治自主的问题，因为它在这个人口过剩的时代与经济问题意识紧密相连。
报告正文
时间：2017年11月12日
地点：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报告厅（远程视频）
翻译：叶v
校对/编辑：李佳霖
1968年的微政治势头已耗尽。整个社会决定去宣扬一种技术解决主义（technological solutionism），其唯一目的是捕获并控制表达的偶然性，而不看好控制论先锋派（cybernetic avant-garde） 和嬉皮士现代派（hippie modernism）的结合。风险分析限制了不确定性，预测已被赋予了核心文化技术的地位，品味和体验只属于那些有信用额度的人，在自动化技术的侵袭下，劳动力面临着灭绝，外包的零和游戏已抵达它的终点。虽然数字政治经济学或多或少可以地被指称—谷歌、亚马逊、脸书和苹果，也让人想起随之而来的山寨产业—媒体、政治和文化理论领域仍在努力找出相关的批判方式。算法结构榨取价值，并决定今天主体可望生存的范围，如何去转变这样的结构似乎远远超出了我们所知的批判的能力。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里的高频交易、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运用，以及在机器学习系统中发展的计算过程的背景下，机器的操作优势越来越多地将人类能动性问题置于次要地位，更别提干预了。
关于自动化的话题将劳动力、国家、税收体制和全民基本收入或社会工资的政治诉求问题结合在了一起。一个相关的问题涉及在国家由于工作自动化而造成的大规模失业时，地缘政治和人口管理的潜在波动。人们只需设想一下，在中国或者印度这类人口过剩的国家，当机器人取代工厂车间里的人类时将会发生什么，更不用说自动化对这些国家的财政服务和数据处理经济的影响了。然而，若假设过剩人口是内部的构成是一致统一的，正等于屈从于推动统治技术的统计假想。换句话说，人口也存在内部的不一致和分化。
通过我们使用和接触的一系列数字设备和软件平台产生的数据中提取价值，这使得一些人发问，随着使生产、分配、社会组织、经济和控制的新模式成为可能的数字基础设施的出现，我们是否正面临着一种“范式转换”（paradigm turn）<fn>见《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由Euronomade与澳门、米兰于2017年3月3日－4日合作举办 http://www.euronomade.info/?p=8830</fn>。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是一种新的范式，因为从广义上讲，自动化使人类相形见绌。然而，从更加全球化和历史性的角度来看，自动化在过剩人口方面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发挥作用，可能就会指出，如殖民帝国主义时期出现的早期结构条件的继续巩固。
这些就是艾蒂安．巴里巴尔（Étienne Balibar）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他们的经典研究《种族、民族、阶级》（Race, Nation, Class）中分析的<fn>Étienne Balibar与Immanuel Wallerstein,《种族，国家，阶级：模糊身份》（Race, Nation, Class: Ambiguous Identities）,翻译： Chris Turner（London: Verso, 1991）</fn>。今天，在平台资本主义的背景下，种族、阶级和国家在信息化或信息化劳动的国际分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举例来说，想想中国“金币农夫”（Chinese “Gold farmers”）集中为发达经济体中没时间的玩家获取游戏货币，使其在大型多人在线游戏（MMOG’s）升级。或是思考劳动的种族化，它界定了印度“猎身”（body shopping）网络，为欧洲和北美的IT行业提供了灵活的劳动管理系统<fn>见项飚，《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fn>。亚马逊的土耳其机器人（Mechanical Turk）是众包微工作（crowd-sourced microwork）的另一个例子，在其中，人是机器的替代品。至于在种族、阶级和国族分类下产生的主体，是否就是政治的技术冲突围绕生成的主体，则是另一回事，尽管我们已经看到Turkopticon平台是如何让亚马逊零工进行政治组织。
这就引出了平台的一种定义，平台通常被理解为一种社会技术组织模式。平台资本主义标志着通过社会技术体系组织起来的资本积累模式。尼克．斯尔尼克（Nick Srnicek）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平台资本主义的标示性书籍，在书中他批判地综合了各种关于共享经济和平台资本主义垄断倾向的研究<fn>Nick Srnicek,《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fn>。对于斯尔尼克来说，控制的垄断在平台资本主义中是截然不同的，他认为平台资本主义在自我再生产方面存在着问题。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优步对风险资本福利的依赖，并奋力产生收益和利润，而谷歌和脸书等此类广告平台则在囤积现金，通过合并和收购将能量集中起来，投资于研发和科技初创企业，而非固定资本<fn>同上，85-7，59.</fn>。
一旦绑定任何特定平台的大量用户逃之夭夭了，除了股价暴跌，就没剩下什么别的了。许多平台的关键资产是数据，如果没有免费劳动力，这些数字基础设施将非常脆弱，免费劳动力不仅生成可观的数据这一核心资源（通常足够多），还往往是目标市场族群。尽管斯尔尼克指出，这些平台也从其他来源获取数据，包括“经济交易、物联网传感器收集的信息、企业和政府数据（如信用记录和财务记录）、公共和私人监控（比如汽车常常安装的谷歌地图）”<fn>同上，54-5.</fn>。
数字媒体批评的另一个普遍趋势是，它假设了一种来自军工领域的进化逻辑，或者一些人所说的军工数字综合体，将技术与社会控制相结合。城市理论家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最为清晰地提炼了这一论点，他提出技术的普遍采用是文明社会军事化的实例。当然，我们可以对这样的论点提出疑问。首先，通过技术装置（technological apparatuses）进行社会控制并非军工联合体所独有的。女权主义很好地向我们展示了男权作为一种社会控制装置是如何运作的。阿尔都塞扩展了控制装置的概念，控制装置在国家机构中繁殖，而法兰克福学派则对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批判有不同的见解。如今，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数字技术进行社会控制的模式并不总是起源于军事数字复合体。在任何情况下，若假设有某一源于任何单一起源或行动者的单线决定性力量，都将限制我们对自动化和经济的分析和批判。
话虽如此，技术设备增加了对社会控制的运作的想法，对我来说似乎已足够合理，通过我们每天在传感器城市中使用或遇到的许多实时数字技术提取价值，已经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确，打造用于价值再生产的新技术需要无尽的资本， 这种需求产生了以不同的方式广泛分布在整个社会政治体中的各种权力形式，去指认这个过程也许能帮助我们进行批判。
有趣的是，平台资本主义内部，往往存在着高度不可操作性。换句话说，正如我们所知，构建经济和生活的各种平台技术并不总是那么有效。平台技术的基本功能是促进数据的收集、共享，以及用户之间的互动，但这些平台很少能够支持跨平台的共享。你要么使用谷歌、脸书、优步、爱彼迎、亚马逊的网络服务，要么使用其他服务。但你不会经常在这些平台上转移数据或建立社会关系。像优步这样的服务应用甚至会排查他们的“员工”，以确保他们没为其他公司的应用工作。这些平台孤立地以排除的原则而非横向连结运作着，这就是导致平台资本主义内部垄断倾向的原因。
讲述史诺登与棱镜事件的纪录片《第四公民》（2014）。
我们是否能以政治方式组织独立于数字平台的社会网络，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斯诺登（Snowden）对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监控机构的揭露，显然促使许多人重新审视他们的数字通信实践。为电子邮件设置加密相对容易，但对于多对多的通信模式来说，就成了一个更大的挑战。香港雨伞运动参与者采取的一种方式是利用离线工作的交流平台“Firechat”，该应用使不依赖活动者在线的无线网状网络（mesh-networks）成为可能。取而代之，通信和政治组织通过蓝牙连接，这意味着数据和信息可以通过去中心的网络进行交换，而不受敌人的线路审查，因为数据库帝国是以数据中心等存储设施形式存在的。（作为一种开放的、不安全的通信协议，当然，蓝牙模式确实会使活动者暴露给在范围内的任何闯入者。这种去中心的做法也提出了集体档案作为未来政治组织的一种技术的问题，尽管我现在只能指出这一点。）
采用去中心的通信实践与通信架构通常是别无选择。因此，这个现象也应足以作为一个信号，让政治思想去思考中心化的治理模式及其伴随的基础设施，以及组成任何治理模式的多元阶层，如何可能助于实现激进的目标——无论这些阶层是象征性的、社会的、结构性的、系统相关的或其他。（这并不意味着扑上脸书，去组织你的下一次抗议，甚至在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基础设施废墟中搜寻，发明新的表达方式和政体形成的语法。）也许是时候，让数字媒体文化的行动者和政治理论家去重视组织集中式系统的构成工作，并停止肯定去中心的、分布式通信模式的价值，并意识到这些去中心模式是以中心化为基础的，正如我们在对数据中心的集体研究中看到的那样。（别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在提倡某种列宁主义的复兴，或歌颂政党政治形式。这部分讨论可以留给乔迪．迪恩[Jodi Dean]、巴迪欧[Badiou]、齐泽克及他们的追随者。）
许多关于自动化的报告和学术研究都著重劳动力从资本积累和利润产生的过程中撤离，然而我们都知道在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资本积累时期，工作对许多人来说变得更临时和时有时无，其中也存在着显著的地缘政治和地理文化因素。我肯定，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童工和过长劳动时间，令许多人精疲力竭并往往难以忍受。在发达经济体内部，过去30年左右虽然已较少出现如此情况，但其中劳动的条件和经验变得更加间断和不稳定。
很难确切地说，在一个自动化的时代，劳动力将面临着什么。自动化已经伴随我们几个世纪了，并界定了工业生产和制造的现代时期。雇佣劳动在这些阶段并没有终结，而是在不断转型和周期性危机的情况下变得多元化，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找到了新的生存方式。话虽如此，我们现在似乎正进入一个自动化控制的新时期。就我个人而言，我很难想象，在当前这个节骨眼上，劳动力会如何重塑自己，如同数字化的自动化模式在许多经济领域造成冗余就业那样。
借鉴意大利政治理论家克里斯丁．马拉兹（Christian Marazzi）的著作，西恩．邱比特（Sean Cubitt）在他的新书《有限媒体》（Finite Media）中写道，“无论是在环境上还是知识上，对共有物（the commons）的征收及对私有化成果收取的租金，都是资本在面临衰退中的制造业劳动价值崩塌时愈加依赖的求助方式。”<fn>见Sean Cubitt, 《有限媒体:数字技术对环境的影响》（Finite Media: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32.</fn>蒂齐亚纳．泰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重申了这一点，并指出“意大利－法国经济学家像卡洛．韦尔切洛内（Carlo Vercellone）、安德烈埃．富马加利（Andrea Fumagalli）和斯特凡诺．卢卡雷利（Stefano Lucarelli），都认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需要一种新的福利形式以适应新的状况——他们称之为‘公共福利’（commonfare）或‘共有的福利’（welfare of the common）。”<fn>Tiziana Terranova, 《“先尊重，再评估！”：意大利大学的反研究评估抗议》“‘First respect, then assess!’: anti-research assessment protest in Italian universities (#NoVQR),” euronomade, 21 February, 2016, http://www.euronomade.info/?p=6774</fn>
在这样的语境和状况下，普遍的基本收入、社会工资或公共福利的想法在各种政治运动和主流中蓄势待发。大体而言，这是一场欧洲的争论。对于那些有关无政府主义者或左翼对国家的批评来说，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出现了：如果不是国家机构，那么谁来管理和推动为全民提供基本收入所需的税收？并且，在一个大规模失业的自动化时代，国家或是其他任何治理综合体如何从没有劳动价值的社会中获得收入？
然而那些遭受消费经济的不均衡分配、承受著有毒废料的国家，并不苦于上述问题。自动化社会并不会导致那些被委派去清理烂摊子的人工作短缺。民粹主义环保主义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跨越地缘政治和地理文化尺度的再分配这一伦理政治问题，取决于转化的集体实践，而不能简化为纪律监督、机器标准，或是殖民帝国现代性所特有的等价逻辑<fn>见Jon Solomon, 《逻辑物种与转化过程：对殖民-帝国现代性的批判》“Logistical Species and the Translational Process: A Critique of the Colonial-Imperial Modernity,” Intermédialités:histoire et théorie des arts, des lettres et des techniques 27 (2016).</fn>。如何抵挡界定了当代资本主义边界的榨取主义（extractivism）的攻击，是一场共同的斗争<fn>见 Sandro Mezzadra and Brett Neilson. 2017. 《开采的多重边界：开采当代资本主义》“On the Multiple Frontiers of Extraction: Excavating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Cultural Studies 31.2-3 (2017): 185–204.</fn>。
最后我将提出两点建议。首先最明显的征税目标是全球众多享有最低或零税收待遇的企业。一个大胆的政府应无惧投资者撤资的威胁，向平台资本主义开征税款。但具有如此规模的政府就是国家，而国家却又与私营部门的利益息息相关。
第二种选择或许是对自动高频交易征收小额税。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一份分析显示，2010年，自动高频交易占全球交易总额的50%至70%左右，到2012年，这一比例已飙升至84%<fn>http://www.zerohedge.com/contributed/2012-17-26/84-all-stock-trades-are-high-frequency-computers-%E2%80%A6-only-16-are-done-human-tra</fn>。衍生品交易的复杂性，以及识别起始金融机构的难度，使得会计和监管变得非常困难。尽管区块链架构在各金融机构中的应用尚处于萌芽阶段，但支撑区块链的公开帐本系统可以实现对加密经济的审计，以达到徵收交易性税收的目的。
还有第三种选择：公共福利作为全民基本收入，无需国家，自行组织。互联网泡沫在凭空创造价值方面表现得极其出色，那么，何不选择一种不依赖国家税收、凭空创造出的公共福利呢？
平台资本主义与我在他处所称的“物流国家”（logistical state）以及我们所说的“自动化国家”（automated state）不谋而合。在自动化的社会中，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个能以内于交易和控制数字架构的方式运作的自动化国家。撇开主体性和欲望的生产不谈，是否能透过一种再分配的政治实现全民基本收入，还有待观察，而我们的研究也将转向关注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