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与列斐伏尔前行：算法时代的都市论与日常生活批判”，向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学习，想象随着他走到今日，从日常生活与空间生产角度，来恢复我们的社会－生活空间。当今数码化的日常生活已让人们忘记他提出的“顿悟”（moment）的力量。习惯了好莱坞的快感，顿悟异化成了小确幸。网络里我们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一切都是无时间（timeless），或说是，空间决定了时间曼威•柯斯特（Castells, M. ），《二十一世纪的都市社会学》，城市与设计学报, 十三/四，2003。，我们处在哪个网络就过着哪里的节奏。顿悟变成了唯心论者的专利，心灵大师的收费课程，而非我们从日常生活苦难中存活的实践知识。
“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 This is the First Electronic Mail from China to Germany.” 越过长城，我们可以到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这是第一封从中国发到德国的电子邮件。
“Netizen”在英国剑桥词典解释是指“使用互联网的人”(a person who use internet)。对于沉浸在新技术工具欢愉中的人们来说，大概不会注意到“市民”这带有政治权利意涵的字眼被接到网络一词后面，是多么的过于轻易了。1998年7月，中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宣布对于netizen的中文翻译是：网民。2000年前后中国的QQ、博客、论坛崛起，互联网逐渐转变成“社会”和“市场”，开始了用户生产内容（UGC）的时代。2008年，中国网民数量超过美国，移动互联网超过了固网，互联网的行为节律和强度迅速增速，人们不眠不休地刷屏却只能发发见缝插针的短视频与短文字，晚期资本主义终结了睡眠Crary, J. (2013). 24/7 : late capitalism and the ends of sleep. London: Verso.。网络社群的公共性成为个体连结与安置自我与群体关系的社交活动。“网民”们期待能够参与社会转化，采取激昂的行动（独立媒体、网络行动主义、公民新闻、自媒体），认为将改变上个世纪信息垄断情况。然而尽管今日的“长城”更多了，且仍发挥些许作用，却也同时帮助了全球大独角兽公司赚取暴利。信息越发及时、时空越发压缩，我们的生活时间越发萎缩。社会加速造成技术加速、社会变迁加速、生活步调加速，形成全面但非同步的“当前时代的萎缩”Rosa, H., & Trejo-Mathys, J. (2013). Social acceleration : a new theory of modern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永久在线的社交媒体上没有社会。在加速的社会中，网民变成了分心而倦怠的帐号（personal account）。我将以一个意象化的技术物来简要勾勒本届年会的四个议题之关联。
连线的荧幕
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经济泡沫化后，在一片跌停的哀嚎声中鲜少人注意某些新创公司（如2004年成立的脸书，同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谷歌）悄悄披上参与式文化与web 2.0的新名字，在2008年金融风暴后重回舞台。这些新创公司瞬间将互联网变成了在广告、云端存储、商品、工业领域，奉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为宗旨，进行大规模的市场竞夺，名之为“平台资本主义”的公司化网络Srnicek, N. (2017). Platform capitalism. Cambridge, UK ; Malden, MA: Polity.，特征是既为市场又是公司，宰制了信息、商品、社会关系与我们每一个人，将使用者们生产的内容与个人帐户打包成不同的装配形式（assemblage form），成功让互联网经济重新复苏。
人类的文化形式，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的聚集并非新创公司的发明，以前是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 Rock Festival）和免费电音派对（free rave party），现在是红迪（Reddit）、四叶论坛（4chan）、微信朋友圈、脸友圈，各种圈（sphere）形成专属的回音室（chamber room）。差别是，以前柏拉图的洞穴外还有世界与他者，现在洞穴内外被单一技术所控制，这是数字政体（digital polity）时代，全球运算的堆栈（stacks）取代了地缘政治Bratton, B. H. (2015). The stack : 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在电音派对成为1990年代电子文化的集体形式前，1964年由罗伯特·穆格（Robert Moog）发明的 Moog Modular合成器，声音文化的“顿悟”时刻也诞生了，终结了类比声音年代Pinch, T. J., & Trocco, F. (2002). Analog days : the invention and impact of the Moog synthesiz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新的听觉文化（audio culture）彻底改变了黑胶唱片与摇滚世代“真诚”、“原音”的文化。Cox, C., & Warner, D. (2006). Audio culture : readings in modern music. New York: Continuum.1982年原作为电子贝斯机器失败后却成为电音场景最成功的“混音效果器”的TB303出现了，从此，电子之声是日常生活作息的声响，便利店的开门叮当声、家用洗衣机、电冰箱的提示音，苹果手机的语音助手（siri）和亚马逊语音助手（Alexa）智能助理的声控回答等等。
便携式设备成为流行文化产业的核心，创造了“年轻人”，让他们从家庭、都市通勤与大众中“独立”出来。想象一下60后年轻人耳朵上的随身听与90后手上的手机的画面，便携式设备改变了人与机器的关系，技术物成为文化物。保罗·杜盖伊（Paul du Gay）深入研究了索尼公司的随身听产品，指出文化生产与生产文化双键性筑构了认同－生产－消费－管制规则－表征的文化循环，这里程碑的研究成果至今仍然适用。Du Gay, P., & Open, U. (1997). Doing cultural studies : the story of the Sony Walkman. London ;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麦克卢汉主义者宣称的“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具体化了，在当时，“媒介即讯息”的确有超越时代的洞见。随着互联网的诞生，一切便携式设备都活了起来，流动空间有了自己的媒介，一个能够连结全球网络的技术物，一个技术的文化装置，这技术物背后的算法与存储资料，能够预测并影响人们行为，麦克卢汉主义者才发现他们错了，应该说“人是媒介的延伸”才对。
若是波兹曼（Neil Postman）能够更新其名著《娱乐至死》Postman, N., & Postman, A. (2006).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 (20th anniversary ed.). New York, N.Y.: Penguin Books.，也会感到迷惑。他对于铅字印刷vs电视影像的文化区分判断，在网络世界失效了。在互联网初期的聊天室，你透过文字就可以爱上从未谋面的人，以影像为主社交模式，人们不用对谈也可以爱上对方。人们既写也看，拍人也自拍，人们真的活在荧幕里。波兹曼认为“媒介即隐喻”是“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是的，但这已经不是媒介种类的斗争了，事实也并非像我们以为的那样，文字向影像屈服，文字与影像之争胜负仍在持续，如维基百科与油管 （youtube）仍是全球谷歌搜索的一二名参考 http://www.netimperative.com/2020/04/07/seo-world-rankings-wikipedia-and-youtube-in-fight-to-dominate-google-searches-globally/,[2020-04-08]。文化只是向一个连线的荧幕（wired screen）屈服。
除了财富积累过度集中，能否接上（access）全球节点城市以及价值网络决定了竞争优势参考 Castells, M.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以及 Sassen, S. (1996). Losing Control? Sovereignt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28号公路上的传统科技巨头为何不敌硅谷的新创公司？萨克斯尼亚（AnnaLee Saxenian）的经典研究指出了新创公司的氛围，以及公司化网络的全球－区域连线，如中国台湾新竹－硅谷（之后加上深圳）的合作关系，确保了技术发展和区域竞争的优势Saxenian, A. (1994). Regional advantage :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流动空间重组了竞争位阶，先发者决定了后发者的起步机会，这在中美技术竞争显露无遗。如人们所知，互联网的主网域名称早期都由美国控制，“5G标准”是一个商业－政治的技术发明等等。
不仅仅是连上线就行，有更多证据显示，精英知识分子以及一般大众使用网络的差别（信息格差）造成了文化的生产与消费的两极发展有关信息格差与中国特殊的“奶头乐”现象，可参考此篇奇文的观点，虽然不是学术著作，但颇有深刻的观察。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V5Dk4gpzpdb-zsfurp9ZiA，,[2020-04-21]。。网络翻身致富的故事只是传奇，更多的是沉浸在快手秒拍的城乡结合部集体无面貌消费者。美国杨百翰大学选举与民主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lections and Democracy,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的一项调查显示，离异或单亲家庭中31.9%的青少年每天在屏幕上花费的时间超过3个小时，而这一数据在双亲和睦的家庭中为15.1%；在已婚的白人家庭中，54.7％的青少年每天花在屏幕上的时间不到一小时，在同一类别的黑人家庭中是28.4％；白人双亲家庭中，每日使用社交媒体1.5小时以上的青少年占17.2%，黑人双亲家庭则上升到32.1%。American Family Survey,CSED@BYU & Desert News, 2018. 报告可由网站 http://csed.byu.edu/american-family-survey/ 下载。可见，越底层的人民越沉浸在互联网的消费性使用上，菁英阶级则是借由互联网通向创造与生产价值。互联网加快了全球连结，也加速了贫富与社会阶层的分化。加速社会成为垄断的基础，垄断是加速社会的结果。
其二、媒介即算法
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自愿或不自愿地，努力维持更新以便在特定圈内保有地位，习惯性地耽嗜并养成了新媒体Wendy Hui Kyong Chun,Updating to Remain the Same,The MIT Press, 2017.。人们无条件提供了生命轨迹，生活图像还有全球定位系统[GPS]的位置，与现在仍坐在英国伦敦大学玻璃罩的木制棺材中的边沁接收崇拜者和观光客的注意力一样，我们自拍和集体的自我塑像（autoicon），荧幕上的帐号就是个人的肉身与精神，今生来世都透明了。生命资料在统计／算法上是“为真”（ture），而连线荧幕后的网民是“真实”（truth），没有人知道真实是什么，只有透过真的资料在使用过程中显露、补抓。例如阿里巴巴的千人千面算法，说比使用者还了解使用者是对的，因为它远超过使用者对自我行为的预测，但也是错的，算法结果为真（买了猫饼干）仅仅是真实（猫奴）的一部分。什么样的广告出现在某一网民的浏览器上，就代表了这位网民某一面向的真实，以及代表这个广告所补抓拥有此特性的网民们。网民作为资料“为真”的浮动多义的符旨，只能从资料的用处中显露意义，因之网民是虚拟的，只能由算法将生命资料切片，呈现部分经确诊的样貌。在喟叹“后事实”（2018年全球互联网关键词）与恐惧假新闻的情绪中，人们追求“真实”的企图势必失败，因为，媒介即算法，这不是媒介即讯息的后代版本，相反的，这是一个禁绝生育的版本，之后没有人类的媒介，只有媒介化了的人类。回想一下法国的新批评与符号学开创者罗兰·巴特是如何“杀死”作者的，当然，他要杀的是大写的作者（Author）及其代表权威的考评者Barthes, R. (1977). Image, Music, Text. London: Fontana.,1977，p142-148，现在，那个大写的作者被算法（推荐）谋杀并复活了，再也没有将读变写，享受阅读文本的欢愉革命了，因为读的都是算法推荐的，而写的只是算法容许的。
其三、没有社会的社交媒体
荧幕（社交媒体是其具现）隔离划分了群众，洛文克（Geert Lovink）的〈社交媒体的深渊〉Lovink, G. (2016). Social media abyss : critical internet cultures and the force of negation. Cambridge, UK: Polity. 此中文版即将由网络社会研究所发行。清楚地勾勒了社交媒体是如何将人们带向深渊的。他最新的著作《设计好的悲伤》Lovink, G. (2019). Sad by design : on platform nihilism. London: Pluto Press.批判了人们无法离开虚无的平台而注定在平台虚无主义里悲伤。诡辩的是，正因为平台虚无主义，所以无论何种形式的在一起（togetherness）都变得更重要，这里而非别处，圈内而非圈外，形成了一个高度互聩的忠诚，我们爱上使我们锁在一起的枷锁和彼此。
网民21
当然还有更多重要的问题，但垄断、算法与社交媒体，镇压诸众差异却隔离个体，是网民21的个人帐户的紧急状况。相较于波兹曼钟情铅字年代与高呼人文不要屈服于技术的愿望Postman, N. (1993). Technopoly :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1st Vintage Books ed.). New York: Vintage Books.，让我们回想一下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深邃的看法。在《话语网络1800／1900》Kittler, F. A., & Kittler, F. A. (1990). 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中，他透过对媒介底层技术－物质的考察，继承了尼采－福柯的系谱学的方法论对媒介元历史之探究，提出对西方1800“浪漫主义”文学的看法：母亲－母语－自然是生产之源，诗歌（通常是男人）是分配母语的通道，而哲学（都是男人）是消费诗歌的存储，亦即，哲学是储存人类生命文化的媒介。浪漫主义所有的文化表现形式都是可通译的，有继承连续关系的，符指可对应的“阐释”，文化（特别是文学）是模拟自身意义系统的媒介。到了1900的“现代主义”，特别在他的另一本著作《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中提出的，历史不再等于大叙事，历史分流于声学（留声机）、光学（电影）与文学（打字机），就媒介角度而言，现代主义之后，没有连续、可通译的阐释学了，而是不可通译、只能换位［transpose］的密码学。数字媒介可以将不同形式的媒介聚合起来，却不能改变它。
在德国洪堡大学任教期间，基特勒长期开设一门“UNIX编程”，他对数字媒介的研究并非一般人文学者的“后现代理解”。他在《留声机、电影、打字机》Kittler, F. A. (1999).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的导言中就指出了在数字时代，任何媒介都可以被转译为另外一种媒介，各种分流也因之无差别。
让我们物质化这条交界线：一块连线的荧幕，连线的荧幕取代了母亲、诗歌与哲学媒介形式，轻松转译换位并任意配对组合文学、声学与光学。我们的母语被连线的荧幕所表现、分配、消费与储存，诗歌、哲学、男人都不再重要了。就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我们有一个更容易理解的版本，一个对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经典的数学模型“通信数学理论”最早由香农所提的可见C. E. Shannon,“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The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Vol: 27,Issue: 3(1948)。此理论后经由威尔伯 L.施拉姆(Wilbur Lang Schramm）加入了反馈机制的思考，以编码─解码描述了从信源到信道，信道到信宿的过程，并认为信道正是形塑了人们的共同经验，由此成为传播理论著名的香农-施拉姆模式。所遗漏的媒介所有权与使用者及其便携设备的补充：垄断性的大公司透过控制信道与信宿（存储），卫星、光纤、海底电缆、无线发射与个人设备云端存储，让信源成为公司的财产。网民21就是诞生于连线的荧幕中。就算黄昏真有猫头鹰飞过，我们停留在荧幕上的眼睛也不会发现的。
齐美尔（Georg Simmel）于上个世纪初写的《大都会与精神生活》（Die Großstädte und das Geistesleben，1904）最早的英文版可见Simmel, G., & Wolff, K. H. (1950).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New York: Free Press.pp.409-424.与《时尚的哲学》（Philosophie der Mode，1905）英文版可见 Simmel, G., Frisby, D., & Featherstone, M. (1997). Simmel on culture : selected writing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pp. 187-205.，捕捉了20世纪初大城市生活的面貌，繁忙孤单的人在都会人群中找寻认同的同时，又需要能表现出现代性要求的独特个性，流行就是模仿趋同（imitation），流行是人们找寻认同与区分你我群体的方式。网络化（reticulation）就是信息时代的都市过程（urban process），网络上的时尚就是迷因（meme）。齐美尔的看法在一百多年后仍然可以精确地照映出社交媒体如何深化了我们当今的精神生活。在互联网经过千禧年的狂飙到2008年后复位，对人类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无以弥补的心理通膨（psycho-inflation）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发之后，比弗写了一篇日志记录了疫情封城的“心理通缩”现象，是非常有趣的英文，可见 https://www.versobooks.com/blogs/4600-bifo-diary-of-the-psycho-deflation?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我也将其翻译成中文，可参考https://www.heterotopias.org/archives/2277 。。一切生活资料与精神资料都加速生产，过度信息，丰余选择，人们的时间永远不够，注意力经济导致我们无法集中注意力，新自由主义化的主体于焉完成。我们为自己定下目标，跟随商业管理与时间管理的畅销书，分秒必争地努力，我们的行为被彻底时钟化，遵从录在手机里的行事历（同时也被录在云端），我们被不断警告维持不变即是落后。再也没有“大我”的温暖了，家庭关系破碎，社会福利削减，失业率不断爬升，我们不但成为政府机构与私人机构的临时雇员，也自偿自愿地成为网络社交媒体的劳动后备军，信仰遭受敌视与挑战，人与人的对话都是行销术，所有稳定之物不是消散在空气中Berman, M. (1988).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New York, N.Y., U.S.A.: Viking Penguin.而是在流动空间中高速运转，礼物经济只是加密货币的社交平台（如Steem与Likecoin）或者微信打赏。同时，越是市场管理力争上游书籍的消费者，越是信息资本主义下的流众（precariat）Foti, A. (2017). General Theory of the Precariat: Great Recession, Revolution, Reaction: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Precariat是precarious（流动临时工作）与proletariat（无产阶级）的结合字。作者用其来表达对当代社会经济状况下人们普遍的处境。。受困于新自由主义的人，其福音是新保守主义，在撕裂世界中，基本教义式的、亲内仇外的抵抗性认同Castells, M. (1997). The power of identity. Malden, MA: Blackwell. 柯斯特在其中区分了三种认同机制，源于政府统治的正当性认同，弱势者基于血缘、地方性遭受的危机而有的抵抗性认同，以及为了理想与历史性机会采取的计划性认同。是他们的救生艇，在诡谲的海洋中抱存希望。
比弗对于资本符号学／精神分析的“心理通膨”分析相较于韩炳哲的观点，是诊断式而非反思性的。在他的《漂泊狂想曲》Berardi, F. (2009). Precarious Rhapsody: Semiocapitalism and the Pathologies of Post-Alpha Generation: Autonomedia.以及新出的简体中译本《假如我是蝙蝠侠》Berardi, F. (2015). Heroes : mass murder and suicide. London ; New York: Verso. 简中版的书名改成《如果我是蝙蝠侠》，有点寓意。可见 Berardi, F. ，《假如我是蝙蝠侠 》(谢韵, Trans.)，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中，对“心理通膨”产生的“英雄自救”之符号资本主义的精神病理进行分析。在DC漫画公司的蝙蝠侠电影系列中，英雄是社会结构崩坏的产物，当国家、城市政权失效，警察不可信与社会信用崩解，市民沦为无产者、弱者、毫无抗争能力的群众时，就只能等待富豪之子的英雄相救。这一点都不意外，甚至可以说是现实的写照，一个资本绝对主义（capitalist absolutism）的社会。名列《财富》杂志的数百名亿万富豪财富大幅增加时，贫穷、失业率上扬与社会福利缩减也是最严重的，富有之人以慈善襄助社会，而社会报以富豪们掠夺来的财富。自杀者是“自救”的蝙蝠侠，无差别杀人者则是想要被看到的“小丑”。在这种情形下，主张人类命运不屈从于任何神学法则或自然规律的人文主义传统，终将消失殆尽。
对媒介的批评、对社交媒体的忧郁远多于对社交媒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化研究与媒体素养依然重要，但指向实践甚微，原因如前文所述，数字媒介不再如语言、文化形式或者其他次文化现象一样，仅仅作意识形态批判与表征的意义阐释是不够的。数字改变了当代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所以有必要从价值生产、价值分配与价值实现三个面向进行分析，如同马克思《资本论》三卷所做的。公司必须尽可能降低可变资本（variable capital），亦即劳动力价格，因为固定资本如机器、地租、原物料是不可缺的，减少可变资本支出才能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并非追求最高利润，而是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很明显，在社交媒体平台，使用者无偿的劳动力为公司资本创造惊人的剩余价值，可变资本几乎为零，价值分配由投资机构与公司全拿，而价值实现又正因为掌握了数据（本应该是劳动成本）而获得更多的利润。使用者成为i奴（islave），从农场逃离的黑奴，士族贵族的长工，运奴船只上被贩卖的劳工，如今全部都回到荧幕前自由地工作，自由人成为自由的奴隶Qiu, J. L., & Project Muse. (2016). Goodbye iSlave a manifesto for digital abolitionGeopolitics of information (pp. 1 online resource (pages cm.)). Retrieved from https://muse.jhu.edu/book/49022/。
从麦克卢汉、波兹曼第一代创立的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到纽约媒介研究的三剑客盖洛威（Alexander R. Galloway）和尤金•萨克尔（Eugene Thacker）和麦肯锡·沃克（McKenzie Wark）轻巧的批判，特别是三人合著的《逐出：三问媒体与媒介化》最有代表性Galloway, A. R., Thacker, E., & Wark, M. (2014). Excommunication : three inquiries in media and medi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书中对媒介的三大质疑显露作者对新媒体疲软的不满，拒绝将新媒体安置在任何事物上（好像将数字安放在各种艺术之前一样）。对媒介研究已经高度媒介化（或说哲学化）之时，媒体考古学是解药吗？
诚如洛文克所指出的那样，思辨性媒介理论早在1980年代就达到了巅峰，剩下的是执行的问题。一直以来，对社交媒体好的批评更多来自好的新闻记者，或与硅谷甚密却还带点批判风味的老嬉皮、少数的密码朋克们而非圈外的理论家。软件研究还没真正浮出台面，邪恶媒体（evil meida），一种无关观者想法而可以自我启动的媒体研究对艺术想象力的激发比分析有效Fuller, M., & Goffey, A. (2012). Evil medi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我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生们曾整理了一份中国互联网发展史，多达数万字。我们目睹了“长城”如何打开又围了起来，体会过从拨号上网到直接光纤的中国速度，知道谷歌、脸书、维基百科来了又走，总之，长度要用无限卷轴（Infinite Scrolling）才适合阅读。成为网页新设计标竿，诱人的无限卷轴不正是一种最好的历史比喻吗？从第一封电子邮件开始，“天涯”、“榕树下”到今日的社交媒体，若仔细探询当中的历史皱褶，每一细纹都可以是另一种现实，这里埋藏了科幻小说最有力量的架空历史（alternate history）的想象，也埋藏了许多历史性计划（historic project）的行动。对当下分析才能知晓过去的意义，无论新史学、系谱学或是其他方法论，从唯物角度，从物质－技术角度思考（同时也非常诗意地）来考证网络化媒介是重要的工作，认知到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叉的花园》并不是文学想象，而是可能的历史现实。同时我们要谨记基特勒提醒的，我们可以在图书馆里努力地查询资料，分析档案文本，找出被遗忘的历史，权力如何成为知识，如福柯知识考掘学一样，但也要记住，有些书根本不在图书馆内。
平台合作主义
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家泰瑞·伊格顿（Terry Eagleton）写了一本书《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Why Marx Was Right）Eagleton, T. (2011). Why Marx was righ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这问句隐藏了他要回驳当下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无用论，意思是“难道现在马克思不对了吗？”。
其中最重要的几本著作值得一提，肖尔茨编辑的《数字劳工》Scholz, T. (2013). Digital labor :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New York: Routledge.与《优步化工作与低薪》Scholz, T. (2017). Uberworked and underpaid : how workers are disrupting the digital economy. Cambridge, UK ; Malden, MA: Polity Press.，可视为对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帝国》Hardt, M., & Negri, A. (2000).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所提出的“情感劳动”与柯斯特所谓的“网络劳工”Castells, M.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抽象理论对象的当代劳动条件现况之补充。肖尔茨和内森·施奈德（Nathan Schneider）共同编辑的《我们的要去骇回来和拥有》Scholz, T., & Schneider, N. (2016). Ours to hack and to own : the rise of platform cooperativism, a new vision for the future of work and a fairer internet. New York: OR Books.虽然不像电子前沿基金会创始人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写的〈赛博空间独立宣言〉（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如此科技乐观主义，或是如麦肯锡·沃克的《黑客宣言》Wark, M. (2004). A hacker manifesto.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激昂善辩，可是更落地和可以实现。因为真正的斗争并不在于个体与大政府、独角兽公司的斗争，而是人们如何用负担得起的新技术来一起完成共同的需要。
我希望能够尽量地勾勒“网民21”的现况，由一个技术的文化装置连接的无所不在的公司化网络（相对于平台资本主义而言，我更喜欢这种说法）已经将我们逼入后人类的世界，这个真实世界（worldness）由资本垄断、算法与社交平台所建筑，最糟的是，这并非由我们深思熟虑而来。理论上，重启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媒介历史化的工作一样重要，这使得我们有条件来诊断当今符号资本主义的各种病征。然而，要减缓痛苦，就要在完全降服或死亡之前，找到自己和世界需要的行动方案，重视合作平台主义的愿景与行动成果，是可以开始的第一步。要脱离社交媒体的统治，则需要一个有爱的互联网，让我引用2018互联网档案馆的去中心化网络峰会（The Internet Archive’s Decentralized Web Summit 2018）的主题宣言来做为结论，以此来超越个人帐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