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s_dropcap style=”letter” size=”52″ bg_color=”#ffffff” txt_color=”#dd3333″]赛[/mks_dropcap]博·詹（Seb Chan），墨尔本澳洲流动影像中心（ACMI）的体验长，专责整体策略设计，并协同海外团队进行讯息与通讯技术以及博物馆的典藏与数位化计划。在此之前，他曾在2011-2015年间于纽约库柏休伊特设计博物馆领导数位更新与转化计划，其设计的App更成为该馆首项数位永久典藏。2000年代，他曾率先推动了雪梨动力博物馆开放存取（OA）的工作，进行大规模协作和数位体验的开创性工作； 并曾于北美、欧洲和亚洲等地机构担任博物馆顾问。 他的作品曾获得美国博物馆联盟（AAM）、One Club、D＆AD、美国财经杂志《快公司》（Fast Company）和Core77等奖项。此外， Seb Chan现为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RMIT）社会情境与设计学院的传播与媒体研究兼任教师，亦担任新加坡艺术科学博物馆、澳洲国家博物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哈默博物馆和旧金山探索馆的顾问，并拥有盖蒂领导力学院（GLI）和萨尔茨堡全球研讨会的校友身份，徜徉在数位艺术和电子音乐的平行生活。
Seb Chan is Chief Experience Officer at the Australian Centre for the Moving Image in Melbourne. He is repsonsible for holistic strategic design and oversees teams responsible for experience & digital, ICT, as well as the museum’s collections & digitisation programs. Prior to this he led the digital renewal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oper Hewitt Smithsonian Design Museum in New York (2011-2015). At the Cooper Hewitt he also led experiments in the acquisition of digital design including the first ‘App’ to enter the Smithsonian’s permanent collection. He drove the Powerhouse Museum’s pioneering work in open access, mass collaboration and digital experience during the 2000s. He has also worked as a museum consultant with institutions across North America, Europe and Asia. His work has won awards from 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 One Club, D&AD, Fast Company and Core77. He is an Adjunct Professor,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in the College of Design and Social Context at RMIT, and is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 of Art Science Museum (Singapore), and advisory committees for the 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 Hammer Museum at UCLA, and the Exploratorium. He is an alumni of the Getty Leadership Institute and Salzburg Global Seminar, and also leads a parallel life in digital art and electronic music.
数码文化遗产作为公民基础设施?机会和失败
Digital cultural heritage as civic infrastructure? Opportunities and failures
[mks_dropcap style=”letter” size=”52″ bg_color=”#ffffff” txt_color=”#dd3333″]在[/mks_dropcap]过去的20年里，博物馆和图书馆一直在调整他们的做法，从收藏转向公众参与。与此同时，这些组织一直在以不同的速度将其资产和业务数字化。这两方面的发展都需要我们对这两类组织的运作方式进行重大的重新定位和改组。在这次演讲中，我将展示一些自己工作项目中的例子，这些项目桥接两方面的发展，同时通过线上和博物馆内的体验，使数字化收藏成为公众参与的一种方式和机会。博物馆或图书馆拥有“完全数字化”的收藏意味着什么?这本身会改变机构吗?这对机构的社区又意味着什么?
For the past two decades museums and libraries have been reorienting their practices away from collections and towards engaging their publics. Parallel to this, these organisations have been working at various speeds to digitise their holdings and their operations. Both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required a significant repositioning and restructuring of how these types of organisation operate. In this talk I will present some examples in my own work of projects that have attempted to build a bridge between these developments – making digitised collections a means and opportunity for civic engagement through both online and through in-museum experiences. What does it mean for a museum or library to have a ‘fully digitised’ collection? Does this, in itself, transform the institution? And what might this mean for the institution’s communities?
报告正文
时间：2018年11月21日
地点：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报告厅
文字整理：魏珊
大家好，我是赛博·詹（Seb Chan）。在这里我要讲的是智慧博物馆，我将尝试提出: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设计问题。
智慧城市的观念是严重量化的，快速、方便是其设计的出发点。然而或许博物馆和图书馆能给智慧城市提供另类的想象，不是由加速驱使，不是注重打造个人化的体验，不是可量化的，而是探寻其它更人性的特质。我们都知道，全球城市的公共空间正在流失，公共空间被转化为数字空间。昨天我乘高铁去上海，感觉到公共空间的消失，所有人都在看自己的手机，令人震惊的是，他们还将手机声音外放出来，大声讲话，这搅扰了高铁空间，对我来说非常陌生。
我们对于监视的观念也习以为常，这是2012年，伦敦市里的垃圾箱可以定位人们手机的Mac地址（媒体访问控制地址），当他们经过时，网络识别并追踪人们的运动，基于他们即将经过的地方给他们投放定制的广告。它在英国首次出现时曾引起了相当的震惊。昨天我穿过车站，无处不在的摄像头意味着它不再让人大惊小怪，我们生活在城市，已经将它接受为城市的一部分了。
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可量化的城市，城市仅通过数字而被成功地管理着，在这样的世界中，重要的只是可数字量化之物。我们说新自由主义的西方是一种量化的文化，艺术价值的量化，文学价值、电影价值、情感价值都成为了可量化之物。
当我在美国工作时——我的工作主要是观察迪斯尼乐园最初是如何部署的——他们成立了一项计划，名叫“我的魔法+” ，那是在2008年。这是一个将智能城市的想象运用于主题公园的计划，上海的迪斯尼乐园也是这样。“我的魔法+”是这样设置的，它为迪斯尼乐园的所有游客建立一个数据库，给十二三岁以上的游客每人一个魔法手环，他们穿越乐园时，手环捕捉他们的位置，乐园就能在园区向他们发送个人化的服务。另外，由于固定员工费用高，乐园可以十分及时地雇员工到餐馆、咖啡馆，因为游客在乐园里产生的任何流量都被他们捕捉，程度就如我们所知的在这个城市（杭州）对交通的调控一样，最大化城市交通的流量。这听起来不错，却也是一个在城市里简化、量化快乐的方式，迪斯尼乐园很反讽地自称为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但它也是世界上最被量化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APP和API（应用程序接口），蓝牙、WIFI、智能手机捕捉在当前是非常普通、正常化的社会现象。在十年前这些情况一点都不正常，是最近变成这样的。
纽约艺术家亚当·哈维（Adam Harvey），2014年做的项目“大数据当铺”非常有批判性，将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的蓝牙控制器局域网（Bluetooth becan)的位置公共化，使到访观众能有一个中介去决定自己是否愿意被捕捉，以及他们作为参与者实际上的角色是怎样的。
我曾做过一件非常相似的事。 2010年我在悉尼工作，我是最早一批在博物馆里运用WIFI捕捉数据来分析观众如何在馆里移动的人。这个项目发生于一个蕾丝时装展览，虽然很粗糙，但可以评估人们穿越空间的方式。这是一项被广泛应用于购物中心的技术，特别是在迪拜，2010年到现在，几乎已经10年过去了。我最喜欢的澳大利亚博物馆之一MONA（澳大利亚古今艺术博物馆）在2011年也做了非常相似的事情。
进入博物馆，你的手机就被追踪了，当你离开时会得到一份手机地图显示你都到过了博物馆的哪里，你喜欢什么。这在2011年时还显得很新颖，令人激动，但我认为它现在已经是某种歹托邦了，不是什么好事。
回到我2000年的工作，当时互联网、网络社会还给人感觉是乌托邦，我们已经开始感觉到一些不好的面向，但总体上相当正面。我当时在悉尼电厂博物馆工作，那是一个科学、技术、设计博物馆，我们对于馆藏做了很多早期的数字化工作，3D、2D的数字化，而对馆藏进行数字化是如今博物馆的基本操作，倘若任何人想要在博物馆工作或与博物馆合作，那博物馆数字化是一个你一定要学习的核心内容。
很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将这些数据放在互联网上。2005年，针对所有的馆藏，我的团队建立了在当时复杂而如今很基础的数据库。我们使用早期语义网的技术，早期的文本挖掘技术，查阅了所有关于藏品的数据。
这是藏于电厂博物馆的梳子，被登记员很好地编目，所以策展人可以对其进行详细的阐发。
我们将数据库开放，当时名为“社群标签”（Social Tagging)，让公众提供答案的理念在2005年显然是很激进的。某天早晨，有人给某标签加了网址，这是一个匿名的标签。有趣的是，我打开链接后发现它不是一个垃圾链接，而是接入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数字馆藏，那个链接接入的是一条关于1950年代博物馆取得那把梳子的新闻。这是互通收藏的开始，开始形成一个很让人激动的全球网络的意识，全世界所有的博物馆馆藏成为我们共同分享的梦想的一部分，我也是2008年在那里结识李士杰的。当然它现在成为一项很基本的操作，常常由大公司经营。在2008年，我的团队建立了可下载的数据和公共API，是最早的一批（并非第一个），这在当时很令人激动。
我们看看其他项目，这是一个政府主导的市政项目，基于所有馆藏的国家新闻开发了一个语义学浏览器，这项目运行了三年，是一个实验性的项目，它也与公众数据相关，很多人也开始注意由博物馆掌握的数据与由城市、政府掌握的数据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将市民数据与文化数据关联起来——数据由城市收集，运用于被量化的市民，于是就有处于文化之中的国家的角度以及市民的角度。
在这前后，智能手机也兴起了，我们的团队也早早地开始利用二维码。这是我们曾使用的早期的手机，现在看起来很初级。与博物馆技术领域中的很多人一道，我开始将关注点落在如何让有限的博物馆接通馆外的世界，我们如何将藏品从仓库中解放出来，让它们回归来处，一种“数码遣送”，我们利用现实增强做了一些实验。
这是2009年，我们拿出馆藏的摄影，将它们放回所拍摄的地方。都是一些很老很琐碎的照片，你能够使用一个2小时的头戴式受话机，完全没啥难度。我们也在实验，如果完全不用手机会怎么样，你可以用纸质的，这是我们曾经常备的地图，实际上效果非常不错，它的优点是其他媒介不一定具备的易用性。
我们认为博物馆根本上是一个民主的空间，是一个大家的空间；如果它能够真正有效地运转，那么它也是一个好奇心的机器。相对于通过搜索工具回答问题，博物馆能够培养出强烈的好奇心。为了让你对世界愈发好奇，博物馆应该向你提问，将你习以为常的东西问题化。
2011年，我去了纽约与史密森尼博物馆合作，它是一个美国国家设计博物馆，在曼哈顿中心，往下在尽头处右手边是古根海姆美术馆，那时还有蓝牙控制器局域网；距古根海姆北边两条街是库帕休伊特国立设计博物馆，澳洲咖啡在这两者中间，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来纽约主要为翻新这个博物馆，它是一个有历史的博物馆，拥有丰富的馆藏，基本上还未进行数字化。这个建筑在设计上不是一个公共空间而是一个私人居所。我们将这个博物馆的物理存在理解为一个界面，在物质层面它是一个界面，在数码层面它拥有界面。我们将它改造为公共界面，成为档案，从物质和数码两方面来运营。
为了重建这一传统的博物馆，需要思考的是，对于历史性的物质来说，博物馆网络优先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将博物馆所有的东西都数字化，放在网站上使其可访问，访问者如何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来使用？它不再是一个一般的观看问题，因为一切都数字化了，而是去体验的问题。你实际去到一个博物馆的目的不仅仅是看，而是调动所有感官去体验，这是我们作为设计者需要面对的挑战。即便馆里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在网站上免费访问，我们如何坚持说，来到博物馆是重要的？你如何使这种体验变得独特？
我们设计了一个魔杖。非常像一张借书卡，一张超级卡。它不是一张卡片，它的概念在于整个博物馆本身变成一个科技空间，沟通馆内与馆外之物，例如你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造出一个可移动的NFC(近距离无线通讯）阅读器，NFC标签，将信号与入场券配对。
研发过程中有一些挑战：如何创造可欲性？如何加工制造？如何答疑 “我正确地使用它了吗？”我们与美国一家设计制造公司GE合作，他们帮我们设计物理产品，我们用3D打印制成了这支笔；这支笔的交互设计的理念是纽约一个名为“在地计划”（ Local Projects）的部门做的。关于这支笔的整个故事，我与同事一起写了一篇长文忠实记录了我们克服种种困难造出这个设备的过程。
进入博物馆，你会得到一支笔；你到处逛，可以触碰并且保存里面的标签，来到这个大的交互桌面，可以自己设计并储存3D模型——所有你在博物馆看过、制作过的东西都会被保存，然后当你在家里、学校、工作室的时候可以读取。这是你可以浏览而非搜索的屏幕界面，它不是对观众搜索的东西进行预期，而是创造有趣的东西，一个丰盛的界面，容许其他事情发生。对此我们当然做了API，这就把它变成了公共的、可骇进的，就好像骇进城市一样，这是一个可被骇入的博物馆，人们可以在我们之上架构自身的经验。
当然，我们对于监视非常有意识，所以这些操作都可以匿名进行，你不需说明是谁就可以访问博物馆，不用身份证，可以使用现金，不需要提供邮箱、电话。你在馆里使用这支笔，离开后可以通过你的入场券匿名访问博物馆网站，下载你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你可以选择从数据库中删除关于你的记录。
设计这些当然不止于设计这支笔、设计API、屏幕的交互设计，这是在设计经验，训练与观众打交道的人，使他们更好地工作。这也并非是在创造一个无缝衔接的系统，而是创造断裂，那些缝隙让观众可以互相提问，反思数据的漏洞，存在于博物馆收藏中的缺口与漏洞，进而去反思一个国家博物馆应该给人们带来什么，因为那是他们的博物馆。而经验设计的挑战在于它没有终点，你给出一个产品，消费者使用这个产品，以完全让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去使用。
博物馆重新开馆的那天，这支笔投入使用，问题层出不穷，我的团队必需在现场解决问题，面对观众我们必须高强度地工作，因为城市中的人——在这里我们讲博物馆中的人——并不总是可预测的，这也是人类的伟大之处。这意味着从2011年开始，我的工作多是为机构进行设计，而非只是展览本身。
2014年至今我在墨尔本。墨尔本是一个通讯发达的城市，数字化程度很高，甚至将其数据向树木开放——你能向墨尔本的每棵树发邮件，树木还会回你邮件。有趣的是，人们给树写诗，政府官员据此再创作信息进行回复，形成对话。 这就是一个人和物的关系，有很多故事，很酷，很美，而且对于都市规划很重要。这些树营造公园，使城市宜居，另外你能下载完整的3d城市模型，这也非常关键，它使规划和建设能够更好的进行。
墨尔本针对电车也立项了一个艺术计划，利用AR技术，你对着电车拿出手机，电车经过的时候会播放音乐，这是对于公共交通的一个有趣应用。
我现在在澳大利亚移动影像中心工作。它是国家博物馆，收藏电影、电视、游戏——一个游戏博物馆，有点奇怪——数码文化和艺术，位于墨尔本城的中心，就在地铁站旁边，附近有很多非常棒的咖啡馆。咖啡馆很重要，在墨尔本有很多中国游客，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但我昨天在上海看到了一家墨尔本范儿咖啡馆。了不起！连上海都有了墨尔本咖啡。
这是一个很大的博物馆，年访问量一百五十万。这个数据来自政府年度报告，是从测量的角度去看一个博物馆，是政府视角。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数字，而是观众在这学到了什么、批判素养是否有所长进，这很难测量。
我们办展览，这是关于一个游戏设计师的展览，在全世界巡展有7年了，去过台北、首尔，等等，现在在北美。
这是梦工厂动画工作室的一个展览，也曾在亚洲巡展，现在在欧洲。
我们做vr展览。我们也将项目委托出去，2015年做了一场虚拟现实舞蹈，委托给悉尼舞蹈公司，在这个作品里观众自己变成了景观。有很多委托项目，丹尼尔·克鲁克（Daniel Crookers），萨尼·贝格（Zany Begg），邀请澳大利亚媒体艺术家来这里做相当精彩的创作。这个博物馆始于2001年，我们有很多澳大利亚媒体艺术家的作品，菲利普·布罗菲（Philip Brophy）,有斯蒂拉克（Stelarc）的档案，有朱利安·奥利弗（Julian Oliver）非常早期的作品。我们有大量澳大利亚电影、媒体的馆藏，还有国家电影档案中一些历史性的材料。我们有一个协作中心，邀请技术人员（他们自己运营着公司）与艺术家和博物馆的工作者一起工作，那是一个有60个席位的工作空间。
我们意识到一个博物馆的通货就是时间，我们是一个时基媒体艺术的博物馆，人们观看、游览、体验都得花时间，所以我们博物馆团队就得珍视观众、市民给我们的时间，加倍回馈给他们。
我们通过做新的展览去引导和测试新的可能性，从而去设计观众的体验。我们观察观众在博物馆使用手机的方式，通过用户体验地图观察人们在空间中移动的方式，反思馆内的规划以及服务的问题。
这是最近的一个大型巡回展览，关于电影和电视中的路易斯·卡罗（Lewis Carroll），刚刚在墨尔本结束，下一站去新加坡，然后去欧洲。有很多著名的图像、大型的影像装置、电影中的物、空间中的大型建筑投影，营造沉浸式体验的环境。
在这个展览中我们设计了一个有NFC的纸质地图。它能导示，观众人手一册，拿着它到处游览；它是一个虚构的地图，含有一些叙事写作，在一些特殊的时刻，这个地图还能活起来，这就是它运用NFC的部分，像是突然有了魔法，当你经过某处的时候它开始讲述其他故事。当然因为这是一种数字化的体验，是一种量化了的博物馆体验，它并未告诉我们由这场展览所引发的观众的好奇心。
我们目前也在进行一个博物馆重建项目，为什么要重建？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是一个电影、电视、游戏博物馆，这意味着我们是一个手机上的博物馆；如果你在博物馆见到的一切都能出现在手机上，那为什么还要到馆里来呢？所以我们开始重新考虑机构本身，针对博物馆与社群之间的多种关系，关注博物馆里的事物与观众的手机之间的关联，而非仅仅考虑藏品。
我的工作基本上介绍完了，这是在技术转型、组织结构转型、文化转型之际的工作状况，策展人、教育者、观众、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要一起工作。我引用一位纽约大学的教授的话作为结束：
哪种形式的文化记忆放不进图书馆的书架和城市的服务器呢？表演性的知识，例如舞蹈、仪式、烹饪、体育；氛围参数，例如光影、微风、斑斑锈迹。这是无法量化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