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7年12月8日 周五 下午2:00-5:00
地点：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4-405
主持：黄孙权教授
讲者： 谭贝林（Pelin Tan）
主办：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
本讲座将探讨艺术研究（Artistic Research）及其方法。方法论不仅是描述现实的一套系统，更是参与知识生产过程的政治工具。从整合了都市、教育与当代艺术的关系性实践出发，那种在跨地域的知识生产和即刻联盟中的集体经验如何创造共同空间？横截式的方法学又怎么运作其中？正如瓜塔里所说，一个跨越多重领域的分析方法经常会结合知识模型与教育学，例如“群聚（assemblage）”的方法。在理论及实践层面，无论是促使日常生活的知识介入到机构体制中，或是将另类教学法导入不同平台，这类过程都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在地域性极强的空间之间产生出开创性团结形式。
学术研究与行动教育学能够影响社会转型吗？艺术研究的方法如何引发社会转型？身为艺术团体Artikisler Collective的成员以及建筑与当代艺术的研究者，谭贝林将介绍她在影像档案、另类教育平台方面的项目及其方法论的问题。
谭贝林简介
社会学训练出身的谭贝林以“全球化与1990年后的当代艺术”为论文题目，于2003年取得伊斯坦布尔理工大学（ITU）艺术史硕士学位，2010年获艺术史博士学位（ITU），论文主题为艺术实践介入社会之“地方性”概念，包括2006-2007年间她于德国柏林洪堡大学艺术史系完成的部分研究。
谭贝林曾于柏林工业大学教授建筑与都市研究的硕士课程。2011至2013年期间，她担任伊斯坦布尔卡地尔哈斯大学（Kadir Has University）新媒体系副教授，2013至2017年则担任马尔丁阿吐鲁大学（Mardin Artuklu University）建筑学院副教授及副院长。2016年于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系担任客座教授。谭贝林同时是艺术团体Artıkişler Collective （此團體在vimeo上的頻道）以及难民移民教学平台The Silent University的成员，长期致力于关注都市冲突、区域政治与劳动条件的艺术与建筑的项目。她也曾任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研究员、香港信言设计大使资助计划研究员、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及都市规划系ACT项目研究员，目前则是荷兰乌得勒支BAK当代文化中心研究员。
谭贝林是《Towards an Urban Society》的主要作者，该书为社会进步国际论坛（IPSP）的出版物（由Saskia Sassen与Edgar Pieterse编辑，预计于2018年出版）。她近期针对建筑、都市主义及艺术发表的文章包括：〈2000+: Urgencies of Architectural Theories〉（GSAPP, 2015）、〈The Silent University: Toward Transversal Pedagogy〉（Sternberg Press, 2016）、〈Autonomous Archiving〉（2016）、〈Camp as Trans-local Practice〉（Refugee Heritage, e-flux architecture, 2017）。
谭贝林曾与Anton Vidokle合作导演三集科幻系列电影《2084》，并曾参与多届国际展览，包括奥斯陆建筑三年展（2016）、威尼斯建筑双年展（2016，塞普路斯馆）、伊斯坦堡双年展（2007、2015）、蒙特利尔双年展（2014）、里斯本建筑三年展（2013）。
学术研究与行动教育学能够影响社会转型吗？艺术的研究方法如何引发社会转型？身为艺术团体Artikisler Collective的成员以及建筑与当代艺术的研究者，谭贝林将介绍她在影像档案、另类教育平台项目及其方法论的问题。
讲座内容
听译：程艺嘉（中国美院跨媒体研究生）
黄孙权：我们非常欢迎贝林教授来，大家知道她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研究者。她本来是念社会学出身，毕业后在不同的地方教书，也在建筑学院教书。前段时间她在香港理工大学建筑系做客座教授，她也跟深圳那边的建筑师合作。这次深圳双年展，她会有一个小作品参展，一个老前辈做的一个竹子的雕塑，在核心展区。如果各位有机会去深圳双年展，可以看到她的作品。她做过很多有趣的事情，故事太多我就不讲了。我们上次请她到台湾的合作社来，演讲后大家吃饭喝酒，她讲了很多大卫哈维的八卦。大家知道我们有一个项目叫“诸众之貌”， 他们在土耳其也有一个类似的项目。另外就是他们做的那个寂静大学（silent university） 。同时她跟其他艺术家合作的一个科幻三部曲也非常精彩，等下大家会看到其中一部。她是一个很随和也很有趣的人，等下讲完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她。我们现在欢迎贝林教授。
[mks_dropcap style=”letter” size=”52″ bg_color=”#ffffff” txt_color=”#dd3333″]我[/mks_dropcap]这次的讲座内容有很多的概念，十分的概念化，可能会很枯燥。在讲我实际做的项目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关于研究方法和艺术创作方法等的思考。我大概会花二十分钟去解释一些术语和概念，对你们来说可能会有点难以理解，但是别担心，之后我会介绍一些实际的项目并给你们观看一些影片，助于你们理解。另外如果你们想了解更多，我也有很多的pdf资料可以分享给你们。
我的专业背景是社会学，我在九十年代研究社会学也研究艺术，之后我进入体制成为了一名建筑学院的教师。我也在街头工作，与很多团体一起工作，等下我会给大家看一个我们做的街头活动的资料库。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都是以跨学科的方式在工作。现在在土耳其的东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地方，我的朋友建立了一个难民学院，我在那里有一些工作。在那里的一些经验使我思考了很多关于艺术研究和建筑研究的问题。今天我会把介绍的重点放在艺术研究上。另外，我在博士期间研究的是艺术社会学和空间社会学，我研究各种艺术团体，他们在社会社群中的作用，例如在移民社群、难民社群和乡村社群。在我的这些经历中，我发现在学院知识和实际经验之间有很大的隔阂，于是我做了一些相关方法和方法论的研究。
九十年代的土耳其，社会学和艺术研究之间的交集是很少的，社会学者认为社会学有十分成熟的研究方法、研究技巧，而艺术社会学要怎么研究呢？这是一个问题。其中会有很多斗争，例如美国的社会学实证研究，对人类学和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的讨论。所以我的研究也就是在讨论方法论的建构如何可能以及建构的方法。谈到实践方面，我们有一个项目是silent university, 这是一个针对难民的大学。分布在多个城市，如希腊，约旦，欧洲和香港。
向着一种跨越边界的教学法：寂静大学的原则和要求
我们的学院是在一个被政治长期监控和压榨的环境之中，所以我觉得可能需要一些外部的机构介入到学院中来，带来一些现实的信息和需求，特别是介入到艺术跟建筑教育中。我们可以让校外的团体与学生一起学习，互相交流。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我现在工作的这个学院，是教艺术社会学的，设计的空间也是实验性质的，工作室和教室，整个教学区是没有间隔的。大家互相干扰。我觉得这不是个很好的主意。但这是我们学院的一个老师提议的，他认为这样可以打破等级。第二个信息是关于视频制作的，我有一个视频制作团队，我的朋友和我拍了很多街头视频，我们做了一些研究。关于难民、移民、劳工、独居者等等。从叙利亚到土耳其到希腊到柏林。我们也有一些中国社会的视频。各个地区的民间生活和运动。从中可以看到团体是如何组织和合作的，如何收集和分享经验的。我和我的朋友联网工作，可能一年都没机会见面。这是我对于视觉材料的一些实践。
艺术社会学的历史是比较短的，但现在这个领域的讨论越来越多了。九十年代的时候大家讨论最多的还是艺术社会学的学院化。之后研究社群和邻里的艺术社会学，发现有很多东西是反体制化的。我们研究艺术家如何自发合作，松散的社群如何合作。另外我认为艺术社会学的产出可以使用各种媒介，而不仅仅是视频或者文本。九十年代发生的社会学介入艺术，往往都还是局限于学院内部。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些改变，就是社会学介入艺术开始在一些社群中体现出来。在日本有很多的艺术劳工。我们越来越聚焦于难民劳工、移民劳工。另外我在研究的是艺术如何服务于劳工斗争。
不久以前，我在香港进行了一次街头阅读，在油麻地。有大约十二个人集合在一起，是一些活跃的艺术家。在那条街上有很多商场超市，其中的一间超市的一半用作公众集会，他们就在那里播放录像、阅读、创作很多的视觉材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们在被消费所充满的城市，它的商场和街道上还能有这样的空间去让传播知识。我与这些艺术家合作，他们其中也有农民，他们保护土地。他们坐在街道上阅读，吸引路人的注意，很多路人包括周边商场的一些人也加入了进来。我想说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回到方法论上来，我想很多的社会学家都认为艺术研究并没有被很好地组织，基于社会学的艺术研究是很新的领域。我九十年代在大学期间，社会学对于艺术依旧是比较边缘的，经常会被问“社会学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但现在就不会有人问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因为对我来说，艺术体现于日常生活的各种现实之中，不可能去分开它们。最近这些年，很多社会学家开始感兴趣于什么样的精神可以创造出社会学知识，什么样的艺术知识可以带来社会学知识。我与社会学家进行了很多相关讨论，也被他们困扰，因为他们认为绘画是唯一的艺术形式。但是可以发现二十世纪的艺术家，在创作之前，普遍会做很多的研究，研究始终是艺术实践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21世纪开始基于社会学去研究艺术，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艺术跟社会学研究的连接早已存在，艺术与社群、艺术与社会、艺术与现实的连接，早就存在了。例如艺术家或者建筑设计师对于城市空间的思考，给了社会学家很多启发。现在艺术家和社会学家的合作越来越频繁。
我可以提供很多资料佐证这一点，有些pdf的出版物也可以分享给你们。维也纳艺术学院（Vienna Art Academy）出版了一本新书，叫作《共同的空间》（Space of Common），我给这本书写了导言（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tWNt9i 密码: jp7c）。参考资料是基于瓜塔里（Felix Guattari）的实践和文本, 他是法国的一个艺术实践者和哲学家，我参考了他超越普遍性的这样一个研究方法的讨论。传递知识方法论的方面我是参考2004年出版的社会学家约翰·劳（John Law）, 的一本书《方法之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混乱》（After Method: Mess in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他批判社会学学院研究对于社会的简化。关于精神的讨论参考了托马斯·库恩和其他七十年代的社会学家，他们批判学院生产知识的保守主义和非常系统化的方法论。我需要强调assemblage“群聚”这个概念，它减少了定量和定性知识生产方法论之间的隔阂。理解这个概念要基于两种语境，第一个是把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从普通大众不太理解的那个他性，或者是还未被我们认知的那个群体之中，重新开启一条探索的道路。还有一个语境是社会学内部对于研究方法论的分歧，就是超越量化和质化的分野。所以assemblage也可以被翻译为“方法的拼凑策略”，它的重点在于在过程之中寻找方法，所以它是一个逐步生成的过程，这个方法本身就是方法论。所以关于情感的讨论，情感的教学其实都是在这个范畴之内讨论的。
在我年轻的时候，你必须去选择用什么方法论研究社会学。现在对于建筑学或者艺术学生来说，他们可以综合应用各种方法论去支持他们的创作和研究。在创作和研究的过程中，他们会意识到方法论的联系。当人们在集体中时，互相学习方法论。我想这里可能会有些让你们很困惑的概念，鉴于英语也不是我的母语，所以我们可能要花点时间在讲座之后多交流一下，我有些资料可以给你们。
接下来我要展示一个我的项目。这是一个讲述社会运动的视频资料库。做这些视频其实是受到了一个印度团体的启发，有两位德国黑客建立的系统，主要上传印度社会运动的视频。 我们与他们取得了联系，他们给了我们很多材料。我们也从其他例如劳工运动什么的获取材料，丰富我们的资料库。我们花了两年时间去整理上传这些视频，确实挺费时间，因为我们只有四个人，以何种方式编辑存档也是个很重要的技术问题。我有个视频叫《Residual Space》，讲那些滞留在土耳其境内的战争难民所在空间，大家可以去我们的资料库看。这个视频的制作，我们也使用了assemblage(群聚、拼凑)这种方法，把新闻等公共媒体上的资料结合我们的资料进行重构，集合成社会文本。这个项目之中，很多时间我们都在跟垃圾回收者保持着联系，也跟他们共同居住了几年，想了解这种弱势群体究竟是怎么生活、合作的。观察黑市劳工的生存状况之后，我们也做了一个影片，叫《Surplus of Istanbul》。艺术如何介入社会学知识的生产呢，我们做这些项目的过程中就进行了探索。我们拍摄这些视频可以与艺术家进行合作，各自都可以拍，然后定期通过网络去分享，然后集合成为讨论一个主题的视频。
所以就回到了跨语境的工作方法论。我与我的建筑学学生一起工作。这是很好的跟踪城市空间中劳工问题发展的方法。我们聚焦于战争、移民等，这些工作刚开始四个月，你们可以follow我们的网站去了解信息。 做这些事确实需要掩护，以排除政府的干扰。我与艺术家团体的联系比较紧密，去了解他们的批判和对抗。
我们合作在线项目。你们可以在youtube上看到我们跟难民的访谈，我会给你们链接。你可以看到难民们居住工作在一起，互相学习，通过网络学习。我也研究渔村，包括中国的，我们到中国南海周边的一些渔村，试图去了解渔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对女性渔民的状况也很感兴趣，她们织鱼网等等。
我有一个关于这些的电影。但是这也只是展现了他们生活的部分而已。我们与广州研究城中村的学者合作进行研究，建立民族志等等。
接下来要给大家看的这个电影，是我跟艺术家Martha Rosler合作的。大家可以在youtube上找到《Semiotics of the Kitchen》这部小片子，是她自己在1975年拍摄的。我们共同关注城市更新的问题，例如驱赶居民等等，她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Housing is human right”（居住是人权）。
Martha Rosler，一分钟动画“居住是人权”，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幕，“给公众的信息”系列，公共艺术基金赞助。
我们相识于2004年，在此之前的十七年我在不同的国家和城市工作，做田野研究接触艺术团体。这些艺术团体有自己空间。我在2003-2004年在荷兰就目睹了艺术团体的自治，这也影响了身在其中的艺术家的实践工作，之后我在欧洲继续做这项调查。2005年之后，我更多的是在土耳其、黎巴嫩、中东地区和希腊。在2011年我去日本研究艺术团体一到两个月。我的关注点在于这些艺术团体如何进行他们的艺术实践，如何可持续，如何自治，如何赚钱，而不接受艺术基金资助，他们有些人开咖啡馆，有些人种田，比如种大米。还提到的是另外一个艺术家，Anton Vidokle，他在2005年建立了两个工作坊，在伊斯坦布尔我们一起运营工作坊，之后在贝鲁特和柏林。后来我们与一个加拿大的艺术团体联系，在之后的六年拍了三部电影。接下来要播放的就是其中一部，《The Fall of Artist Republic》，讲述艺术家团体成立了自己的共和国，但最终崩溃了。这部电影试图去预言艺术的未来。为了做这部电影，我们研究了很多的科幻片和科幻小说。另外也研究了动物和人及其他们之间区别的定义，在艺术中，动物如何重现。对我来说，这部电影并不算是艺术，因为我不是艺术家，但我想展示的是新的思考方式，如何分享知识。拍摄地在贝鲁特的一个建筑内，这个建筑是巴西的现代主义建筑师奥斯卡·尼梅耶（Oscar Niemeyer）设计的，但在建设过程中遇到了战争就被遗弃了，现在是个废墟。
影片字幕翻译：李佳霖
备注：翻譯今天Pelin Tan講座播放的影片字幕時，發現除了片尾明確列出的引用文本之外，還有其他事件也夾在裡頭，整理了一份hackmd筆記包括這些文本具體的出處跟一些冷知識，不確定字幕翻得是否準確，歡迎大家指教、補充！hackmd文件登入後即可編輯！
Further notes on The Fall of the Artists’ Republic, the film that Professor Pelin Tan shown us in Today’s talk!
https://hackmd.io/s/H1-y7p01f
问答环节
黄：佩林老师做过很多工作，经验丰富，大家现在可以开始问一些问题了。
问题一：《The Fall of Artist Republic》这部电影是怎样生产出来的，您刚也提到这部电影是受之前做田野所观察到的艺术家团体自治的启发，而不是只是为了做这个电影。我很好奇这部电影为什么会被做成这样。这部电影里提到的话题和元素是如何与艺术家的自治方式联系起来的。比如您刚才提到了研究动物和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没有详细展开。
答：这部电影是个科幻片，2084就像是在向1984致敬。刚开始准备了两天，在柏林，做了一下公开招募，也没有做什么宣传，就是做了一个招牌说我们要谈一谈艺术的未来。有艺术家过来念了一篇诗，说了一些话，比如有人说“在未来，艺术只会是某种情感”，这句话就在刚才的片子里出现了。其实大家如果看了我们这三部曲的第一部的话，那么就会更清楚一点，第一部是在记录当时公开招募演员的现场视频。很有趣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原本陌生的艺术家一起喝酒吃饭聊天，进入了一种社群关系。于是我们也就进入了这样一个艺术家的社群内部，我们尝试去理解他们。之后，也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三部曲的第二部，其中有一半是有剧本的。其中有片段是植物与动物交流，就是在表现刚才那个艺术家所说的，在未来，艺术只会是某种情感。接下来的第三部就是全部都变成了演剧本。刚才这部里还借用了很多上世纪俄罗斯先锋派的身体动作。这个电影的制作，我们也就是在实践assemblage方法论，把现场采集、视频、符号、历史文本等进行转化和应用。
问题二：我之前在微信的消息看到，你们这个项目是涉及到教育学方法。想请佩林老师多讲一点艺术教育学在这些项目里发挥的作用。
答：我分两方面说。一方面是基于你自己的情况，在你和学生、你和同事之间建立学习的联系；第二个方面就是倚重于外部各式各样的教育平台，教育机构，像大学之类的，进行集体学习，用不同的方式学习。单就教育学来说，是有很多学术研究的，我们在此按下不表，我们讨论的是集体学习，没有老师和学生这种身份的划分，其次是创造各式各样的教育平台，而不仅仅是大学，学院这些。比如，中国美院的你们，就可以创造出你们自己的院中院，你们在学院里是学生，你们可以发明你们自己的教育平台，运营它。非正式的机构代替正式的教育机构。比如在柏林艺术学院，有学生就这样做了。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平台，自学自教，借助柏林艺术学院的资源，去建立准教育平台。另外就是在难民营，人们也自发形成了教育机构，他们根据自己的职业去交换学习。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不需要学位认证，人们不应该为了学位去接受教育。大家很熟悉托福雅思这种英语考试，语言总是人们去接受教育的障碍，对于进入西方主宰的社会去接受教育。那么在难民营里，这种障碍就不存在了，接受教育不必先通过语言考试。比如大家可以访问silent university这个网站去学习。另外我觉得有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在巴勒斯坦的一个难民营，他们建立了校园和教育平台。他们做很多事情，包括出版，邀请学者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我想这对于理解集体学习和共同学习是个很好的例子。他们不收费，谁想举办演讲、集会和会议都可以。他们内部形成了一系列的工作方法，大家会根据平台建立者所提出的主题去各抒己见，贡献自己的特长，但是没有非常明确的系统工作方法。这个平台是由两个建筑师建立的，由里面的难民运营。我常常去那里，带我的学生去跟那里的人沟通学习，一起做工作坊。
问题三：您是如何平衡学院研究与社会行动工作的，您在学院里的职位是否会是您进行社会工作的掩护。
答：首先我不是站在行动者的立场上去做这些事的，严格来说我的身份应该是教育者。我认为社会上发生和存在的各种激进活动，其实是与教育有很大关系的。如果我忽略了社会问题，也就是忽略了教育本身。我现在作为建筑学院的领导者，我有权力，有些人认为进入体制很可笑，但是我觉得除了研究教育理论，还要去研究和改造教育机构以及课程本身。其次就是我们土耳其的教育体系是非常政治化的，研究课题的选择等也都会涉及到一些敏感话题。另外也有学生和我的同事本身很保守，习惯并相信阶层和等级的划分，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崇拜者，舒适地去经营他们的人生，不喜欢游行等，即使这可以为他们争取权利。关键是你需要一个团队去做事，例如设计新课程，局部改变机构设置等。大学就目前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好地方了，但是你们可以去做一些改变的尝试。有很多需要你关注的方面，不仅仅是你自己的问题，还有教育方法，社会政治背景等等，你需要去在很多地方施力。在这个过程中，你要告诉人们，这么做是很正常的，不是激进的。这就是我认为的从事教育的老师应该做的事。另外在伊斯坦布尔的城市规划机构里，我的前同事同样也是我的朋友，他和他的学生一起为难民盖房子。他们都是很平凡的人。这种事很常见，大家帮助难民和移民等等。这些人也不是社会运动行动者，我认为的activist是二十四小时都在策划游行来为各种团体争取权利的那种。而我不是，我有全职带薪工作。
问题四：首先您和您团队的建立的那个社会运动视频资料库，令人印象深刻。我的问题是刚才播放的电影跟之前的资料的收集工作是如何衔接起来的，希望可以请您多谈一点。
答：刚才播放的那个影片确实是比较艺术化的，导致我的同事和朋友都不敢相信那是我拍的。确实在我之前收集资料的过程和拍片之间完成了一次大的跳跃，这个过程也锻炼了我。那个资料库，经过我和朋友们的实践经验，确实可以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拍很多东西。但是电影就很不一样，我拿了双年展的钱，拍摄只用了两天，但是剪辑就用了一年，之后修改又用了一年，这个跟我之前的工作方式差别也很大。另外影片拍摄所在的那个建筑本身的确是有隐喻的意涵在里面的，象征性很强的、几何的现代主义建筑空间，建筑师设计它，是带有未来的乌托邦的愿望的，但是它后来因为内战而中止建设，并且有很多平民在那里被杀害，堆积尸体。所以这个建筑的历史本身也与电影有了很多的联系。愿望和现实的对立，显示出人类的失败。
黄孙权：我补充两点。第一就是她讲到“教育传送的过程”，大家都是老师也都是学生。最明显就是难民营的故事，有些可以教编织有些可以教木工，这样大家同时都是学生也都是老师。第二个就是她讲到collective跟common，她一直在讲就是用集体去建构一些新的东西。另外她就是讲不要那么快的把社会学知识生产跟艺术知识生产很快地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其实有很大的鸿沟，要去填补。佩林做了很多研究，发现二者有不同的知识系统。现在的局面是艺术家想偷用社会学的概念，而社会学家很不情愿。比如你看她跟踪调查那些劳工很久，但你们在座的各位都没有问，她跟这些人的关系是什么，这其实就是社会学研究者会问的问题，但是你们没有问，你们不关心，所以你们还是很艺术家思维的。大家要明白其实艺术和社会学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连接起来的。所以我们要尊重不同系统的知识生产方式，不要那么快地下判断哪个好或者哪个不好，没有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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