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菲·波恩（ALFIE BOWN）
Alfie Bown is Assistant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at HSMC, Hong Kong and the co-editor of the Hong Kong Review of Books. He has written two books on digital media and psychoanalysis, Enjoying It: Candy Crush and Capitalism (Zero, 2015) and The Playstation Dreamworld (Polity, 2017).
阿尔菲·波恩是香港恒生管理学院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香港书评》的合作编辑。他出版过两本数码媒体和精神分析研究著作：享受它：糖果大爆险和资本主义 (Zero, 2015)。游戏平台和梦幻世界(Polity, 2017)。
报告摘要
This paper returns to the work of Debord and Lefebvre, arguing that while architecture might have been the principle way in which the city was managed and regulated at the time of their writing, today this job is primarily carried out by the mobile phone. Debord famously discussed the ‘pscyhogeographical contours’ of the city, and if such contours exist today they are carefully managed by innovations in app technology, mapping systems and predictive online tools. Discussing a range of mobile features from ubiquitous apps like WeChat and Pokémon Go to lesser-known state and corporate tools like ‘See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and Shopify, the paper compares the psychogeographical contours of several global cities. Using a psychoanalytic framework it seems to understand the ideological ways in which our cities and psychologies are managed and regulated in the anthropocene of post capitalism.
本文回到居伊德波和列斐伏尔的工作，提出在他们写作的年代，建筑曾是管理、调控城市的首要方法，而今天建筑的工作已经被手机所取代。众所周知德波讨论过城市的“心理地理学轮廓”，如果这种轮廓在今天仍然存在，那么它已经是由应用软件、图绘系统和在线预测工具方面的技术创新细致管理的。本文讨论的范围从尽人皆知的应用，如微信、宝可梦，到不流行的工具，如“See Something, Say Something”和Shopify，对比了数个全球城市的心理地理学轮廓，用精神分析的框架来理解在后资本主义的人类纪里，管理、调控我们的城市和心理的意识形态手法。
报告正文
时间：2017年11月11日
地点：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报告厅
翻译：地球
校对/编辑：李佳霖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尽管列斐伏尔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经常被直接引用，但他的确是本文背后的重要驱动力。 本文由来自列斐伏尔在《书写城市》（Writings on Cities）一书中的观点，该书由埃莱奥诺尔·考夫曼（Eleonore Kofman）和伊丽莎白·莱巴斯（Elizabeth Lebas）合编，选文有些零碎但详尽，其中包括他于1947年、1962年和1981年出版的《日常生活批评》（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三卷本，以30多年考察巴黎日常生活的成果。考夫曼和莱巴斯尽其可能地总结了整个项目，写道：
列斐伏尔提及了那种不满和危机的感觉，以及进入一个新社会的过渡时期。在那个差异的社会中，他看见危险和积极的面向，但也清楚地提醒我们，我们仍然面临着具有同质化权力的机构，特别是国家。
列斐伏尔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有些不同。例如，国家与尼克．斯尔尼克（Nick Srnicek）所称的“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扯上关系而变得更为复杂，在东方和西方，权力都从传统的国家机器转移到与社会治理新方法密切相关的跨国公司。然而，列斐伏尔的研究仍或多或少描述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情况。这是一个危机与不满的过渡时期，它为社会变革提供了巨大的潜力，也带来了日益同质化和国家/公司对我们的行动，以及最终对于意识的更多控制的巨大危险。
从宝可梦现象谈起
首先，我想从“精灵宝可梦Go”现象这个题外话，来谈待会将要讨论的有关身份的重组问题——一种通过我们的手机发生的意识本身的破坏、变异和进化。
1981年，法国理论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写了关于城市的“心理地理学轮廓（psychogeographical contours）”提到，即使我们觉得自己是在物质空间中自由自在地漫游，但实际上，城市控制着我们所走的路线。
在1981年那时，建筑是管理和支配城市无形轮廓的主力军。建筑是城市的无意识，它决定了我们走的道路，以及我们进入（入口）和退出（出口）的区域。而今天，这项监管工作是由手机完成的。
“精灵宝可梦Go”的制作方Niantic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手机心理学和社会组织方面的研究，而“精灵宝可梦Go”中所实现的许多内容，已体现在其较不为人知的前身“Ingress” （iOS和Android，2011）中。
“精灵宝可梦Go”和“Ingress”在过程中扮演着某种测试角色，它们展望所谓“智慧城市”（smart city），维基百科将其准确定义为“以安全的方式整合多信息和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的解决方案，管理一座城市资产的城市发展愿景。”简而言之，这意味着控制人们的行为和路径，以最大限度地为这座城市创造利润，而现在这主要是通过我们的手机和娱乐来实现的。
比“精灵宝可梦Go”早5年发行，“Ingress”是近年来最重要的游戏之一，也是谷歌的一个关键意识形态工具；与“精灵宝可梦Go”不同的是，“Ingress”很少被宣传。截至2016年，“Ingress”拥有700多万玩家，但与“精灵宝可梦Go”的1亿玩家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
在“Ingress”中，玩家将在真实环境中移动，捕捉地标、纪念碑和公共艺术以及城市其他不太知名的特征所代表的“传送门（portal，或译门泉、能量塔等）”。玩家需要在“传送门”的实体范围内才能捕捉到它，因此游戏会通过GPS持续跟踪玩家。它反映了手机应用程序（包括谷歌地图和优步，以及其他知名的应用程序）设计开发来规范和影响我们城市的经验的趋势，将手机变成一种新型的无意识：一股意识形态的力量驱使着我们的移动，而我们对是什么推动着我们，以及为什么我们会被推向现在的方向，仍然只有一知半解。
然而，重要的是，与其说它在监测我们的去向，不如说在引导我们走向它想要我们前进的地方。
当然，谷歌的算法早就决定了我们会去哪家餐馆、我们知道哪家咖啡馆，以及我们的路线。现在，谷歌正在开发一种新技术——谷歌Now——它可以根据时间、GPS定位，以及储存在其功能强大的记录系统中的习惯性路径历史来预测我们想去哪里。这就像“Ingress”一样，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手机控制着我们在城市中的路径，并鼓励我们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养成习惯和重复的路径模式。
“精灵宝可梦Go”的发布很快就引发了一系列滑稽并引起关注的事件，就像之前Ingress的情况一样。学术界一直致力于研究这样的事情：天黑后，这款游戏会把年幼的孩子送到没有灯光的城市公园。随着“精灵宝可梦Go”出现的一些影响包括：警察不得不面对一群宝可梦玩家试图进入警察局捕捉里面的神奇宝贝、人们发现了一具尸体而不是一只神奇宝贝、许多人在盯着手机看的时候发生了车祸。然而，我们对这两种游戏的更大关注不应该是偶然出现的离奇故事，而是心理与技术效果对每个用户体验的影响。
这些“游戏”（以及所有手机游戏）的主要吸引力之一便是它们的重复模式。电子游戏的这种重复功能可以用一个古老的哲学思想来解释：“德罗梅娜（dromena）”。“德罗梅娜”的字面意是“遭放任运行的事物”，但也可以从它的拟声词义来理解：喋喋不休（drone on and on），在无穷循环中不断重复的事物。在罗伯特．普法勒（Robert Pfaller）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快乐原则在当代文化中的作用的书中，他举了一个例子，作为对上课乱动的惩罚，小学生被迫反复写下“我不会在课堂上乱动”这样的句子。在写了一百多次之后，我们似乎可以想象，这个想法会以一种比只写一次更无意识的方式深植心中，孩子在课堂上将不再坐立不安。同样，在资本主义模拟游戏（如Virtual Beggar或Cookie Clickerker）中点击数千次也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鼓励你在工作电脑上更有效地点击。
然而，普法勒也提出了与这一论点完全相反的更有趣的观点：“符号的重复也可能导致人们对这些符号及其描述的情况尽可能少的关注。”齐泽克（Slavoj Žižek）也写道，在经历dromena的过程时，“它的美妙之处在于，在我的心理内部，我可以想任何我想要的东西”。
这种见解对于电子游戏的讨论尤为重要，电子游戏也可以非常清楚地被看作是一种重复的dromena，有周期性的重复，一层接一层的重复，一级接一级的重复，我们选择强制重复。电子游戏吸引我们的不正是这样吗？通过邀请我们参与dromena的过程，我们可以在心理上走到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因此游戏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这种方式甚至超越了最令人投入的书籍或电影。
无论是dromena通过重复将其符号植入我们体内，还是反过来dromena使我们不再需要思考它所重复的符号的意义，两个观点似乎都不够充足。相反，正是在这两种明显相反观点的关系之间，我们找到了第三种关于dromena作为主体如何作用于我们的、也是更令人满意的答案。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正是这些过程给我的自由感，邀请我把内在心理送到我想去的地方，这使得意识形态能够被经验中重复的模式有效地强加。是的，游戏之所以吸引我们，并不是因为它给了我们一些值得关注的东西，而是因为它让我们从其他的担忧中解放出来。然而，当我的大脑从游戏中游离出来时，我“自由”思考的东西并不像它看起来的那么自由，所以我无法在心理上真正“去我想去的地方”。
这里我认为，“精灵宝可梦Go”等产品，以及之后会提及的其他无处不在的移动应用程序，如微信和谷歌地图，他们的设计主要是为了诱导出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用弗洛伊德概念来说是一种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心理状态，和一些特定的技术场景。这里我试着用 dromena来描述它，上文我用心理地理轮廓来描述，接下来我将通过前意识的概念来探讨。
我们的游戏机、手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技术进步，假装要满足我们的每一个欲望，为我们提供无尽的娱乐（游戏）、便捷的交通（优步）和即时获取食物和饮料（OpenRice、JustEat），甚至近乎即时的性和爱（Tinder、Grindr）。然而，比我们可以通过手机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这一事实更可怕的是，我们想要的东西本身就有可能由我们的手机所启动。当我们认为我们在做想做的事情时，就好像我们的欲望已经存在，我们只是用手机来帮助实现，事实上谷歌有一个更大的力量，一个真正革命性的力量：创造和组织欲望本身的能力。在这里，谷歌是传统无意识观的盟友，因为它鼓励我们把欲望看作是我们自己的内在冲动，谷歌是我们的好朋友，它促进了这些欲望的实现。相反，拉康的无意识观视谷歌为敌人，展示出谷歌建构我们欲望的能力。
“精灵宝可梦Go”的发展揭示关于科技和电子游戏的反乌托邦观点似乎完全错了。对反乌托邦电子游戏未来的描述总是倾向于将未来看成是每个人都与世隔绝，独自静静地坐在一个与电脑相连的小房间里，他们的生活完全通过电脑来度过。换句话说，我们预计物理环境的重要性会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想象中的电子世界。与这些对未来的预测相反，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反乌托邦中，谷歌及其子公司几乎不间断地在这个城市里疯狂地将他们选择的方向发送给我们，寻找我们想要的东西，无论Tinder上的情人、一碗正宗的日本拉面、还是难以捉摸的克莱仙女或皮卡丘。
其次，它显示了电子对象替换真实对象的可能性。 “精灵宝可梦Go”拥有的客观性在某种意义上与任何其他“物理”欲望对象的客观性是真实可比的。虽然神奇宝贝可能没有像一个Tinder上的情人或JustEat上的汉堡所代表的物理实体，但汉堡和情人肯定具有神奇宝贝的电子客观性。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只需要参考食物和Instagram之间的关系。虽然Instagram表面上庆祝或展示美味的食物，但它显然也在改变食物反复代表的味道方面发挥了作用。正如人们常说的，味觉70%是由嗅觉决定的。正如弗洛伊德所知，嗅觉并不是纯然自然的，它是所有感官中最具意识形态的。然后，Instagram上的重复图像使食物显示出电子客观性，通过无休止地重复分享图像来改变对象，最终对成分的实际味道产生具体影响。这些图像就像神奇宝贝的形象，必须重复才能发挥作用。举个例子，白胡桃南瓜或者牛油果。2016年，牛油果才得以展现出它的文化意义和美味味道，这是它在Instagram和Buzzfeed等社交网站上反复出现的图片循环的结果。当然，直觉上看，这种食材因为以更有趣的方式被使用而使它的味道被改变，这一情况并没有问题。但同时，围绕该成分的意识形态在食物接触味蕾时也改变了味蕾的反应。对象的渴望，获取对象的体验，以及重新分享自己对所消费图像的消费的能力，都已经被这些重复的技术循环所改变。同样地，在种种意义上，都适用于“精灵宝可梦Go”。让我们来看看谷歌及其盟友目前正在监管和重组的3个欲望对象。
- 食物 – 餐厅搜索偏好
- 精灵宝可梦 – 偏好
- 性 – Grindr 偏好
我认为你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三者之间的视觉和结构上的相似之处——重复循环。我接下来要谈谈超级应用，以及三个城市之间的比较。
超级应用，香港、伦敦和纽约
在去年（2016）的Melon HK活动上，来自中国和美国五家行业领先的技术开发商都认为，用不了多久，手机将会取代电脑，控制台将会成为过去的遗迹。手机“超级应用”在科技的未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腾讯的微信正是这种技术的开端现象——发布于2011年，目前在中国已经是最广为使用的应用——是这种“超级应用”的第一次真正成功，其基本前提是各种应用（聊天、社交媒体、博客、餐馆评论、旅游、网上银行等）都被整合到一个单一的程序中。腾讯的旧QQ只是微软MSN Messenger的翻版，而其最新软件将应用技术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微信最近已经走向国际，一些类似的微信超级应用正在全球各地开发。Facebook凭借其新的评论功能、日记、短信服务和即将推出的融资工具——正在努力占据西方的这个应用空间。微信是以增加用户便利性的名义行销的，但是这种全方面消费性应用的危险副作用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首先，它在数据收集和移动监视之间引入了一个新的综合级别，其中所有数据现在都直接在单个服务中收集。在它的11亿用户中，超过一半的人每天会访问微信10次或更多，而很多用户会一直使用这款应用，使用它进行导航、购物、银行服务、约会和游戏。微信的逻辑体现在其看似奇怪的“热图”功能上，该功能旨在让用户实时看到人群在哪里形成。这个功能被包装成一个方便的工具，好像它与控制无关：目的只是帮助我们进入最不拥挤的购物中心，避免人和车辆的交通堵塞。
问题是，这些移动数据对当局来说也是可见的，其真正的作用是作为一种预防抗议、占领和骚乱的措施。当人群聚集在错误的地方（例如，抗议或骚乱）时，这些数据可以提醒当局提前部署警力。此外，这些数据还可以为那些希望绕过封锁的人提供其他途径，这在香港尤其重要。在香港2014年“雨伞革命”等事件中，占领商业区是进步反对派的一种重要策略。有了这么多人的移动数据，当局可以通过预测封锁，将此类抗议活动的破坏性降至最低，削弱抗议活动的规模，从而减少反对国家的力量。作为附带利益，企业和政府都从中受益，因为这些数据当然可以使利润最大化，把消费者送到不那么拥挤的麦当劳或星巴克，从创收的角度来诱导消费者优化他们的消费行为。
美国和欧洲觉察到了一种危险，认为这种模式是独一无二的，典型的中国模式，但与他们自己本土的新技术的功能并不一样。例如，计划在北京实施的“社会信用”游戏系统，对每个公民的可信度进行评级，并奖励他们对国家进行奉献，这使得美国和英国媒体感到震惊。虽然在中国，新的“超级应用”和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直接，但在美国，对于隐私自由的幻觉仍然是最重要的。当WhatsApp去年宣布不再向警方传递信息时，香港媒体表示，这将会给政府工作带来困难，而在英国，则有相反的反应：媒体表示WhatsApp曾经分享过这类数据，这是一种对用户隐私的背叛。这意味著，中国和西方的主要区别可能不在于中国对自由的限制，而在于美国和欧洲对自由的幻想。而与这一幻想相反，在西方主要城市，地图绘制和控制用户移动的电子结构也已经按照类似的框架运作。
伦敦和纽约就是两个例证。正如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讨论过，伦敦交通局（Transport for London）的一个演讲提到了通勤的“游戏化”，讨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某一特定地铁站因其他延误而堵塞，伦敦交通局可能会为愿意使用其他路线的乘客提供“游戏内奖励”。虽然防止交通堵塞看起来不像是我们已经到达反乌托邦未来的证据，但它实际上显示了这种技术的危险潜力。如果市中心的拥堵能够得到缓解，那么对城市空间的潜在颠覆性利用也能得到缓解，就像刚才提到的那些。同样在纽约，尽管《纽约时报》称微信的“热图”是一个危险的反乌托邦功能，但它可能不知道，纽约的“Avoid Humans”应用为纽约人提供同样的服务，因此也面临着同样的风险。
此外，新的、快速发展的游戏内奖励文化具有组织公民的巨大潜力，并与为北京设计的社会信用系统相去不远。即便是在中国，私营企业（而非政府）似乎也在通过此类计划走在前面，在英国和美国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我们现在可能还处于起步阶段，但不难想象，在不远的将来，数字奖励和惩罚将成为未来“智慧城市”顺利运转的特征。在未来，所有的活动都将由中央组织，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并防止违规。就在上周，美国媒体报道了中国举报外国间谍所获得的巨大的经济奖励，但纽约已经有了一款官方的移动应用程序“看到什么，发送什么”，通过允许用户方便地举报任何可疑信息，将这一过程数字化。事实上，纽约有超过15个官方的政府应用程序，这坚决显示在美国应用程序也将消费者的便利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
在一个更微妙的层面上，虽然《时代》杂志报道了谷歌地图预测用户想去哪里的新功能有多有用，但是他们忽略了这样的程序会鼓励公民重复相同模式的循环的危险副作用。更多的无害的“预测性”应用程序像Spotify让用户维持听相同类型的歌曲，然后根据该聆听模式“销售”新歌，Google的新功能以同样的方式，确保人们更加习惯于自己的习惯，抑制自发的决策和不同路径选择的可能性，使得自发的路径选择变得更加不方便。与此同时，苹果公司的iBeacon和应用程序ShopDrop等鼓励人们对路线进行微小的改变。ShopDrop允许零售商通过GPS跟踪向用户发送附近的优惠和信息。一旦进入游戏内奖励的模式，人们就会一直留在那里。
尽管用户数据经常在不同的公司之间、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共享，但这一事实通常是由我们的思维模式决定的，我们将这些数据巨头视为各自独立的品牌。在中国，谷歌的审查意味着微信使用百度地图作为API，而国际版的微信则直接使用谷歌地图，显示出这些企业技术已经深度融合。这种集成意味着，如果认为不同类型的数据将流向不同的地方，而不是集中到一个状态数据库，那就没有什么好安慰的了。从2016年起，WhatsApp开始与Facebook（其母公司）共享数据，这意味中国的“超级应用”并非第一个将数据收集到一个地方。谷歌的高管们非常接近华盛顿权力的中心，我们也很难想象扎克伯格置身事外，考虑到他最近对一个政治档案有所隐瞒，这暗示虽然个人数据可能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直接传递给州政府，但这种联系已经存在。
那么，从美国或欧洲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如此明显的更为公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控制，将进一步巩固西方国家是不同的印象。但在中国，这项技术却更先进。微信的模式提供了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公司和政府不仅可以追踪每一个运动，而且可以影响和重新规划这些运动。最后在东方和西方皆然，从人群控制到“智慧城市”的利润最大化，应用程序将成为限制人们走在大企业和政治所允许的道路上最关键的存在。
更具侵略性的是，这些技术旨在提高城市居民主要通过手机做出决定的程度。在意大利哲学家弗朗哥·比弗·贝拉尔迪（Franco ‘Bifo’ Berardi）最近的书中，认为技术正在“改变”人类意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手机将发挥核心作用。这是应用开发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公开承认的，但用户很少考虑这一点。有了地图和优步（Uber）等程序，市民的路径就会被绘制出来，因此，虽然目的地暂时仍是用户的选择，但路线却不是。然而，随着用户期望谷歌能够预测你想去哪里以及如何到达那里，现状就可能会发生变化。如果事实如此，我们目前正处于手机干预个人公民决策能力的早期阶段。
“预测性”应用（包括Spotify、Siri和其他流行应用）正在崛起，并被广泛认为是应用开发领域的下一个重大事件，但我们对它们的看法可能是错误的。因为这些服务的目的不仅是预测，而且是影响，为我们决定我们想要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去得到它。“精灵宝可梦Go”（现在在中国被禁止）可以被视为一种测试阶段，看看谷歌可以让人们做什么。预测分析工具着眼于“训练数据”（收集你所做的和所说的一切），并使用算法来预测结果。虽然某些类型的决策算法已经普遍存在了一段时间，但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做出决策的是用户自己的数据，而不是更广泛的公开收集的数据，因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化决策算法。直观但也带著强大后果的重要一点是，这些预测的结果中有一些在算法预测之前是注定不会发生的。简而言之，手机将很快为每个人做出个人决定。
弗洛伊德评论道，“人类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假肢的神”，这些个性化的算法可能是这种赛博格特征中更重要的一个。这种情况可以与弗洛伊德的“前意识”概念联系起来考虑，这是意识和无意识思想之间的一种过渡空间。这种前意识的描述和欲望在特定的时刻是未知的，但是很容易成为意识。无意识驱力不经转化就进入前意识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应该清楚，手机不能让我们进入我们的前意识，除非所有的媒体都与无意识的想法相关。然而，当涉及到前意识时，手机可能会带来意识欲望和动力，否则这些欲望和动力可能会留在前意识中。是的，它们是个人历史和潜力（元数据）的一部分，但它们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在有意识的欲望中。因此，我们正在把我们决策技能的一个重要部分交给了被设计用来为了国家和企业利益而追踪我们的行动的终端设备。
拓展前意识
虽然思辨科学家和科幻爱好者不知疲倦地推测是否可以上传人类意识，但最可怕的想法可能是，从某个角度来看，意识已经外包给了我们的手机，这种设备有利于大公司的利益和国家控制。虽然西方似乎有意模糊这一认识，以假装保持完全个人选择自由的感觉，但中国似乎接受或至少承认企业和国家控制的这些增加。一方面，这甚至可能表明，中国的反应更加健康，但另一方面，人们也接受了这种发展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而在西方，他们还认为对于这种技术的未来，还有更多的抵抗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