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14——4月5日，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器道”实验室发起人许煜博士为大家带来了西蒙东技术思想系列讲座、研讨、工作坊。这次课程接续着去年“论中国的技术问题”系列课程，从西蒙东的技术思想出发，展开对技术物件的分析，以期达到一种更高的综合性思想，发展出一种能回应当下问题的思想方法。
第一节：技术物的进化 录音整理：安阳
我发展这门课有一个框架。2015年我参与到中国美术学院的网络社会研究所（INS），当时我提出要设立一个实验室，也就是“器道”实验室。我先谈一下为什么叫做“器道”实验室。我希望发展出的课程或计划，是发展一种综合的思维，不仅是要学习西方的哲学和中国的哲学，然后证明我们中国也有技术思想，这种是没有作用的。
而是我们要去发展一种综合的思想，但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其实我们还没有弄清楚中国传统的思想中究竟有没有技术思想。今天人们会谈技术哲学，但到底技术是什么呢？在第一时间我们就会遇到这样一个难题，因为“技术”这个词的定义非常狭窄。我们可以说，全世界在做技术哲学的人，谈论技术的时候只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古希腊人所说的techne。对于古希腊人来说，techne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的，而且techne具有一种诗意（poiesis）地去制造，诗意地将某物带到眼前的意思。这也就是海德格尔在1953年的演讲《对技术的追问(die frage der technik)》中所指出的：现在的技术或者科技（technology），其本质已经不是古希腊所说的techne了，而是座架（gestell），在西方的现代性中、欧洲的现代性中，有一种新的东西产生了，是古希腊的techne的变形，就是现代科技。
如果我们按着海德格尔的分析，我们中国大部分的哲学家或者做技术研究的，都跟从海德格尔的分析的话，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只有两种关于技术的概念，一种是古希腊的，另一种就是现代技术。
难道在中国或者南美、印度、日本就没有技术这个概念？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也是没有人提出来的问题。我去年提到过中国一个有名的做技术哲学研究的教授。他对着中国听众谈技术或者科技的时候，他是用普罗米修斯来解释的。为什么中国技术的源头会追到普罗米修斯或希腊呢？这正是我所说的一种彻底失向（dis-orientation 也是去东方化的意思）的现象。中国在不断地现代化，但我们对技术，对我们赖以促进经济的东西，其实是非常缺乏思考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提出“器道”实验室的原因，要用这个实验室当做思考框架，“器道”是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发展出来的一种对于技术的思想。但如果我们只是发展出这种思想也是不够的，我们不能说西方有西方的技术思想、我们有我们的。我们必须要处理的是一种综合的思维，这种综合的思维让我们能够去面对现在的挑战。
当然，我们可以去发展中国思想与印度、南美、非洲的关系，但当我们处理技术问题时，它其实是一个西方的问题，扎根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我们不可能避免技术这个问题，在一百多年前，中国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想法，一百多年后，我们要怎么回应这个问题，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去年我的讲座已经出版成书了，《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当时我只讲了书中内容的三分之一。
在我参与到网络社会研究所前，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我已经搭建了一个网站，也是希望在中国可以发展出一种综合性的技术思想。
我相信如果要超越现代化的问题，我们必须和技术、科技有一个直接的碰撞。比如说特朗普为什么会赢得选举，为什么英国会脱欧，这些跟整个技术的发展和现代化的发展都有关系。为什么特朗普会说想要将美国输入中国的工作拿回美国呢？因为中国的技术、科技的生产力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它将以前的单边全球化扭转了。所以说在美国、欧洲，特别是美国，已经出现了一种所谓的“西方堕落”的思想。比如说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他是在魏玛时期，也就是在第一战到二战其间的一个德国知识分子，写过一本书就叫《西方的没落》。但是为什么到了今天，过了差不多一百年了，西方又出现了同样说法，而且这个说法变成了右翼崛起的一种强烈情感。
但今年（去年的课程是“中国的技术思想”）我们会做另一个研究，这也是去年的一个延续，下一年如果有机会我们会再进行综合。这门课要发展一种方法，来分析技术世界。这个方法要同时是历史性的、实践性的、物质性的。而且这个方法必须是独特的，也就是必须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如西蒙东所说的：每一个时代都必须去发现异化的源头在哪里，进而发展他所说的一种技术人文主义，但是这并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一种跟技术物可以共存的思想。如果我们要和技术物、机器人一起共处的话，那么首先什么是共处？我们必须要克服的是对于技术的不了解和漠视。也就是说，我们要找到一种新的人和机器之间的关系。因为技术一直在变化，比如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去面对家里的机器人呢？
所以我们需要发展的问题和方法，对我们来说必须是独特的，singular的。这也是为什么我的第一本书《论数码物的存在》是对西蒙东的一个回应。所以我在这里想讲的不仅是对西蒙东的介绍，而且是希望和大家一起去发现一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自己本身的研究，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的问题，理解之前，首先要发现当前的问题。
因为对我来说，首先要问什么是做研究？一般来说，研究好像就是做一个我感兴趣的题目，我描述了一下现在发生的事情，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好像做什么都可以。但对我来说做研究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它首先要去发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一个question，而是一个problematic，是一个难题，是我们没有办法立刻去回应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做的每个研究，都必须首先去发现一个难题，它可以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西蒙东所说个体化（individuation），通过这个研究，我就自我个体化了，我研究的项目也个体化了。我们通过这个研究项目，解决了某一个问题。无论你是做一个艺术作品、软件、还是写一本书，做任何研究都要去回应一个对你来说很重要的问题。
巴丢（Alain Badiou）在帮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写书评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每一个哲学家一生中可能只回应一个问题。其实一个研究也只能回应一个难题，这个问题必须很清晰，必须被克服。能找到问题已经很幸福了，很多人花了一生都找不到问题。很多哲学家做了教授，到了退休还没有找到问题，他们只是教书。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一问题，克服这个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产生一种所谓的个体化，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产生一个量子跃迁，从一个能量级跳到另一个能量级，否则我们只是在同一个能量级上流连。
个体化的问题对于西蒙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他作为一个哲学家在他一生中想要回答的问题，其实他所有的书写都只是在回应一个问题：什么是个体化。他是一个个体化的思想家。
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也有一个他自己的问题：什么是第三持存。他过去的三十多年一直都只是在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希望在我们的课程（一共三次课、三次讨论会、一次工作坊）中，也可以做一种个体化的尝试，这不只是大家吸收了我所说的东西，然后发生一个跳跃，而是说我和你们，我们大家一起个体化，这是个体化发生的条件。大家需要思考、问问题、互动，这会是最理想的效果。
今天这一堂课我们不会说到Individuation，而是要谈Individualizition，这两个概念有区别。比如我们会讲到技术物的Individualizition，我暂且将Individualizition翻译为个化，与个体化（Individuation）区分开来。我正在翻译西蒙东的《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也还没有想到更好的中文翻译，希望大家能给我意见。
那这两个概念有什么分别呢？我们先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个体化好像我刚说的，是一个能量级之间的跳跃，也就是说我必须在我自己本身找到一个难题，而当我克服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上升到了另外一个层面，这就是所谓的一个跃迁，而且这个难题不仅存在于我身上，也存在于作为集体的我们之间。所以，个体化同时是个体的和集体的，两者都不能单独存在。
但是个化就有另外一个意思，可以说是一个心理和身体的图示化（psycho-somatic schematization），或结构化。比如说在我们的进化过程中，我们的身体器官之间的连接或者互动的机制出现了改变就是一种个化。比如说我们制造电脑，电脑的内部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我们会说在电脑的发展过程中，有一种持续的个化过程，是结构化、图示化的。这只是一个很基本的区别，之后的课程中，我们还会再回到这个问题。
以上这些是对去年课程的总结和我对今年的期望。我们不仅要在哲学的这个层面来处理技术问题，斯蒂格勒和我都一直在做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从存在论上来了解技术的问题，另外一个是从认识论上来理解。之后我们会再谈到认识论的问题，它不仅是理论论述，而是说，当有一个认识论转向时，其实会带来非常大的冲击。也就是说，每一个软件的发展、每一个技术系统的发展来看，都有一些假设，也就是认识论上的假设。如果这些认识论上的假设是有问题的，那有什么后果呢？而通在认识论上研究技术，我们可以将这些软件、技术系统发展中的不足之处显露出来，这很重要。不仅认识论框架可能是有问题的，它的存在论框架也可能有问题。所以我们不只是要做一个哲学史上的论述，也要思考怎么通过这样的研究去介入技术的发展，包括经济层面、技术层面、政治层面、社会层面的介入。
西蒙东写了几本书，有主要的两本书。他在去世前就病得厉害，他和阿尔都塞在同一个精神病诊所，所以他的事业在他50多岁的时候已经停下来了。他仅出版了两本论文。那时候在法国念哲学博士或其他博士都需要出两本论文，一本主论文，一本是副论文。《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是西蒙东的副论文，另外一本主论文叫《在形式和信息概念下重新思考个体化（L’individuation à la lumière des notions de forme et d’information）》，也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这个题目的意思是说，人们对个体化的理解，其实是被那个时候的科学、哲学框架所限定的。如果有一个认识论的突破，有了形式的概念（那时候在德国出现了一个叫格式塔心理学的学科），有了他所说的信息概念（40、50年代在美国发展出来的信息论）， 也就是有一个新的认识论框架时，我们怎么样去思考个体化的问题。
西蒙东在世时只出版了两本论文，其他都是课程的笔记，也有些论文集，例文去年才出版的《论哲学（Sur la philosophie）》，其实就是收集了他没有发表过的文章。斯蒂格勒所做的就是沟通西蒙东的两本论文。因为这两本论文表面上看起来是断裂的，而斯蒂格勒做的就是将《论技术物存在方式》的第一部分和《在形式和信息概念下重新思考个体化》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联系起来，第二部分谈的就是心理和集体的个体化。由此斯蒂格勒发展出了他技术和个体化的理论。
《论技术物存在方式》的第三部分是很奇怪的，他谈论的是一个宇宙的问题，我们后面再说。斯蒂格勒告诉我，在1980年代的时候，德里达在巴黎成立了一个国际哲学学院，斯蒂格勒在那边教书，某次课程以后有另外一个哲学家拉怀勒（François Laruelle），他告诉斯蒂格勒其实你所做研究其实有一个人已经做了，那个人就是西蒙东，斯蒂格勒当时吓了一跳。他的《技术与时间第一卷》其实就是跟西蒙东的对话。
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去学习西蒙东的技术哲学？这本书是在60年前写的，而60年前连电脑都没有，为什么我们还要去理解这本书呢？
几乎可以说西蒙东是第一个对于技术有非常深刻反思的人。在西蒙东之前，比如在19世纪的德国，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写过一本技术哲学的书，他将技术描述为器官的投射，这大概是最早的关于技术哲学的书。还有编辑谢林全集的哲学家曼弗雷德·施罗德（Manfred Schröder），他在20世纪初也写过一本技术哲学的书。但是西蒙东几乎是第一个指出（其实斯蒂格勒在这个问题上比西蒙东更深刻）：如果今天我们要去做哲学的话，是不可能脱离技术问题的。技术问题应该是哲学的核心问题，技术哲学不是自然哲学、技术哲学、科学哲学中的一种哲学，哲学不应该有这样的区分。西蒙东和斯蒂格勒都将技术放到了哲学的中心。比如西蒙东在《控制论与哲学》(cybernétique et philosophie，收集在《Sur la Philosophie》一书)一文中说：哲学是一种反思性、反身性（reflexive）的思维。比如说，有一个问题引起了我们的哲学思考，但所引发的哲学思考又会重新进入这个问题而改变它。并不是先有了哲学然后再有（古希腊的）城邦的，而是说有了政治问题，引起了哲学的反应，哲学发展出了一个关于城邦的政治理论。并不是有了理论才有城邦。而在20世纪的时候，哲学已经没有办法不去面对技术的问题了。
而为什么哲学或者说人文学科在20世纪前一直都回避技术问题呢？这来自对于技术的漠视和不理解。西蒙东看到了技术和文化的对立。他问到，难道技术不是文化的一部分吗?为什么会对立呢？他认为文化一直都不了解他所说的技术现实（technical reality）。文化对技术的认识很笼统，会认为现在科技对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问题。为什么文化对技术有这样的态度呢？对于西蒙东来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理解技术现实，我们就会很笼统的说机器已经全自动化了，它们夺走了我们的工作，工人都失业了。这时我们就会将所有问题归咎于机器。比如在19世纪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其实也是一种对技术现实的不理解，我们下面会说到为何西蒙东认为马克思对于技术和机器的分析是有问题的。
我一开始说，我们要发展出历史性的、实践性的、物质性的方法。要历史性地去理解技术的发展，并不停在历史性的理解上，而是要通过历史性的理解而走向另一个方向去。我们需要对中国的技术思想、西方的技术思想有一个历史性地了解，才有希望打开一个通道，去到另一个方向上。所以我们需要很历史性地来了解这个话题。
但正如西蒙东所说，技术物的进化不一定会将我们的社会变的越来越美好，这种进化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不断演变走向历史的终结。技术物的进化也可能造成灾难。比如在18世纪末期的时候，欧洲开始出现了一种想法，认为技术和自然是对立的，好像技术在强暴自然一样。为什么18世纪末期特别地会有这种想法呢？这种想法并非一开始就产生了，而是18世纪末期才出现的。这种突然出现的想法，也就是技术跟自然、跟文化的对立，最后造成了一种对技术的不理解或者误解。
西蒙东在《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的第一页就提出了：
我们要明确指出，“机器人”并不存在，“机器人”只是一种想象，而非真的有这种机器。说机器人是机器，就好像说雕塑是活人。机器人纯属虚构，是幻想的产物。然而，在今天的文化里，机器这个概念很大部份地包含了机器人这个神话式的象征。
大家觉得奇怪吗？为什么说机器人不存在？现在我们的社会生产出来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为什么西蒙东要证明机器人不存在呢？西蒙东认为，机器人作为我们的奴隶，帮我们工作，是一个错误的形象。我们要用另一种方式去理解机器人、去理解技术物的进化以及技术物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但西蒙东那时想象的机器人和我们今天想象的不同，他那时候想象的机器人是在工厂里面的自动化机器，但我们今天在日本见到了可以做男朋友、女朋友的机器人。大家可以把这个问题留在脑海中，之后再回到这个问题。
那么18世纪末期为什么出现文化和科技的对立呢？这涉及到两个思想家，一个是卢梭，一个是狄德罗。
狄德罗和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编了一本百科全书，其中有很多关于技术的描述。比如如何做玻璃、如何铸铁等等知识。这是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将技术知识公开呈现出来。以前的情况都是在作坊里学徒跟着一个师傅工作十年、二十年才能学到的。但《百科全书》在历史上第一次将技术知识公开出来，这就引来了卢梭的批评，他说在这本百科全书中没有自然。《百科全书》中怎么可能没有自然呢？他说的“没有自然”是什么意思呢？技术肯定是要作用于自然的，如果没有石头和树木的话，那么技术就不能施展了。那么他为什么觉得《百科全书》中的技术知识里没有自然呢？对于卢梭或者西蒙东来说，所谓的自然是联通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所说的自然的。比如赫拉克利特谈的火，阿那克西曼德谈的阿派朗（apeiron）或无限。前苏格拉底的思想家们（他们都是生理学家、自然哲学家，他们说这个世界由火这种元素、水这种元素或阿派朗构成），是要将文明要和自然连接起来，他们谈的一种宇宙发生论和文化是相连的。西蒙东认为，对于卢梭来说，当他批评百科全书时，他觉得里面缺少了一种宇宙意识。那么他说的宇宙意识是什么意思呢？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说的并非实体的实在的火、空气、水，说的是一种和自然、宇宙的连接。如果我们今天说整个宇宙是由水、由火构成的，会立马被当做谬论。但问题不在于对错，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谈的是一种思考方法，这种思考方法将我们的文明发展和宇宙论连接在一起。而十八世纪末到今天，我们的整个技术发展缺乏的正是一种宇宙论。
在《论中国的技术问题》一书中，我引用了劳伦斯（D.H Lawrance）的一句话，在《启示录apocalypse》中他说：当我听到现代人抱怨自己孤独的时候，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失去了宇宙。
这并不是说现代科学不研究宇宙，我们有天体物理，但那不是宇宙论。天体物理是科学，而宇宙论必然是和神话连接在一起的。
卢梭对于百科全书的批判，说的就是它缺少这种宇宙意识。西蒙东这样说：
“对于卢梭，人和世界的关系不是关闭的。个体和元素（水、火、无限）、个体和世界的关系，就好像这个世界直接地接触到我们。在百科全书中，似乎有一种对于神圣的亵渎。百科全书主义缺少宇宙意识，它所相信的是一种工具性的思考，它将人和自然的关系拉开了。”
所以说在现代技术中，特别是由百科全书派所描述的现代技术中，我们见到了宇宙元素、宇宙成分的消失，同时也是自然和技术的脱离。在这个情况下，技术变成了一种对于自然的主导。通过技术发明、技术带来的力量，人类主导了自然，比如我们现在很容易就可以穿山开路。
这种文化和技术的对立，在20世纪初期更加明显了。比如在德国，就出现了所谓的文化（Kultur）和文明（Zivilisation）的对立。所谓文明也就是技术。我之前说到的斯宾格勒和扬格（Ernst Junger）是那个时候主要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他们想要克服这个对立，但是他们的方法是什么呢？在18世纪的末期，德国兴起了浪漫主义，包括谢林、施莱格尔兄弟等思想家，而斯宾格勒和扬格将德国的浪漫主义和工业合并在一起。但结果是他们加入了希特勒的纳粹运动。他们不理解技术，但同时他们又必需承认技术的存在，那时德国工业化非常厉害，他们无法回避技术，同时他们又要回到大自然，因为他们是浪漫主义。他们一方面要保存自然，另一方面要发展技术，两者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纳粹主义的一部分。这个方面海德格尔有谈过，西蒙东也提到过，但西蒙东很少提及海德格尔。
这些是欧洲的历史，在这个上下文，我希望大家去思考一下中国的技术的历史。因为中国也有百科全书，比如说《天工开物》，写于1637年，比法国的百科全书早一百年。但《天工开物》有什么特点呢？它其实回到了一种道德宇宙论，回到了自然的元素。如果只看《天工开物》这本书的话是难以看出这一点的，但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们发现《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还写过几篇非常重要的哲学文章。其中一篇叫《论气》，谈到了张载，而张载发展了气论。气论中说，气发展出五行，五行结合为物、化物，而技术也就是化物的过程。所谓“天工开物”就是如何用技术将自然变成一个技术品。宋应星所说的技术，其力量是来自我们刚提过的那种自然的元素，也就是卢梭批评狄德罗所缺乏的那种东西。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比较，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