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回顾｜第十届网络社会年会青年学者论坛

2025年10月17日至19日，第十届网络社会年会以“互联网之终？AI（ài）来不来”为主题，在UFO Terminal顺利举行。会议汇聚来自加拿大、巴塞罗那、柏林、旧金山、伦敦、都柏林及中国香港等地的十位重要学者，围绕前沿议题展开演讲与发言。有二十四组青年学者呈现研究或实践成果。会后进行了两部影像作品放映及艺术家讨论，策划了Live Coding开放式声音现场与10 PRINT互动展示，进一步拓展了技术—艺术之间的边界。

会议由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所长黄孙权教授主持，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副院长闵罕与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刘怿斯作开幕致辞。青年学者论坛由黄孙权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潘霁、中国美术学院网络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研究员蒋斐然与刘怿斯研究员主持评论。

以下是青年学者论坛回顾

青年学者论坛致辞

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刘怿斯，在青年学者论坛上作了开幕致辞，并为第一个自组论坛进行了简单介绍。他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奇异的时代。人工智能已能够生成诗歌、创作图像，回应各类问题，甚至在屏幕另一端尝试”理解”人类情感。然而，这种技术能力背后潜藏着情感的深刻异化——人类最私密的情感体验正被拆解为一个又一个的数据点，被参数化编码为算法模型，也被资本化被包装成商业产品。在这样一个情感过剩的时代里，各类情感类应用、心理健康助手、情绪管理工具层出不穷，它们通过精致的界面设计和交互逻辑，模拟共情、提供慰藉，声称能帮助用户缓解忧郁、走出抑郁。但或许正是在这种情感过剩的语境中，真正的情感经验正在被掏空。

自组论坛：情感提词器

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朱韵，对“情感提词器”这个主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阐释。她指出，在传统认知中，情感常被理解为个体的内在感受——悲伤、愉悦、爱与恐惧，被视为心理学意义上的”情绪状态”。然而时至今日，情感已不仅属于个人，它正在被媒介化、社会化，并被技术重新定义。朱韵认为，所谓“情感提词器”，可以理解为一种媒介化机制：它不是单纯被动记录情绪，而是以算法、界面语句、交互叙事为“台词”，引导、纠正、甚至塑造我们的情绪表达与情感体验。而这一主题正是对当下现实的回应与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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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朱韵的发言题目为《我的“爱人”：中国乙女游戏研究的学术图景（2019—2025）》。朱韵基于PRISMA方法，对2019至2025年间关于中国乙女游戏的国内外学术研究，进行了半系统性文献综述与理论整合，在19篇核心文献分析集的基础上提出“自我关系—他者关系—社群关系—环境关系”的四层分析框架。她指出，乙女游戏不仅是女性玩家寻求情感代偿与自我建构的“情感避风港”，更是资本逻辑、性别脚本与技术治理交织的复杂场域。现有研究已逐步转向对虚拟亲密关系、粉丝文化实践与情感资本主义的批判性探讨，呈现出跨学科融合的显著特征。朱韵认为，乙女游戏研究不仅是数字游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理解当代中国情感文化与性别变迁的关键入口，更是中国女性玩家在数字世界和赛博空间中不断书写自我、表达欲望、争取能动性的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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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陈苏元的发言题目为《与AI谈恋爱：AI产品“爱”的商业构建、文本驯化与亲密关系实践——以“Replika”为例》。陈苏元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情感应用出发，聚焦AI聊天伴侣“Replika”，从“商业构建—文本驯化—亲密实践”三个层次分析Replika如何在用户互动中生成拟人叙事与情感回馈机制。她指出，AI情感产品通过算法推荐与语料训练，构建出一幅可预测、可消费的“情感界面”，将“爱”转化为商品逻辑的一部分。她指出，“与AI谈恋爱”一方面重塑了人机关系与亲密概念，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原子化个体渴望被聆听、被理解的迫切的情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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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硕士郑叶颖的发言题目为《无形/限之爱：通用对话型AI重织人类关系之网》。郑叶颖从用户与通用对话型AI的日常工具性使用出发，探讨了人机之间如何在不经意间生成微妙情感连接，并由此重组人类的情感结构、信任机制与自我认知。她通过多个深度访谈案例，揭示其中潜伏在对话框中微妙的情感波动。郑叶颖提出，这一情感波动并非人类用户个体在完全私密的环境下与AI一对一发生，而是夹杂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维续与情感分配，是系统算法与使用者社会-心理处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人-机关系加入并重新编织人类自我（self）与网络（network）的关系，这导向一种去中心化的人机共情结构的形成：人类不再将情感局限于人与人之间，而是通过AI延展、外包并再分配，重塑人类社会的爱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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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叶云鹤的发言题目为《从“肉身相遇”至“数据匹配”：论Blued的技术中介对中国Z世代男同性恋亲密关系的建构》。叶云鹤以“可供性理论”为核心分析框架，通过“平台漫游”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探讨了移动社交应用Blued如何与中国Z世代男同性恋群体面临的社会结构性压力相互作用，共同建构其新型亲密关系实践。研究揭示了三种典型的数字亲密形态：基于LBS定位功能形成的“情境式伴侣”，依托标签系统催生的“市场化亲密”，以及在异步沟通环境中孕育的“触点式亲密”。这些关系形态既体现了技术可供性对亲密关系的重塑，也反映了性少数群体在社会压力下的策略性应对。叶云鹤认为，Blued不仅是一个社交工具，更是一套重塑亲密关系的社会技术装置。它通过空间压缩、筛选机制与异步互动等可供性，与家庭压力、柜中生存等社会结构相互耦合，共同催生了低承诺、高流动性的新型亲密模式。

评论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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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刘怿斯在点评与回应环节指出，人工智能正在深刻重构人类的情感表达与亲密关系模式。“情感提词器”自组Panel的四位青年学者，以不同的路径描绘出AI时代的亲密图谱，从幻想式的被爱想象，到AI伴侣的仿真之爱，到AI助手的外包之爱，到算法社会的筛选之爱。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集体记忆被转化为模型资本，情感体验被算法预设，欲望表达被系统引导。刘怿斯认为，当前亟需重建不依赖技术中介的情感协议，让语言回归关系的本质，使亲密关系重新成为真实的公共实践。他强调关键在于从”被导向”回归到双向的真正”互联”“互感”，重写情感的协议，让语言重新成为关系的生成，让爱重新回到公共的可以被我们感知所触碰的领域。这不仅是技术议题，更是关乎人类情感自主性的文化命题。

自组论坛：被挟持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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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学院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杨启晨的发言题目为《黑暗启蒙、敌基督者与技术弥赛亚：美国科技右翼的当代神学叙事及其批判》。杨启晨以“技术神学”为分析框架，系统剖析了美国科技右翼如何通过重构神学叙事，为其技术精英统治的愿景赋予超验合法性与感召力。研究指出，科技右翼的意识形态奠基于“黑暗启蒙”思潮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彻底否定，继而通过蒂尔将“敌基督者”符号武器化为政治斗争工具，并最终在马斯克的“技术弥赛亚”承诺中完成其救赎叙事的闭环。这一叙事将技术奇点、星际殖民等愿景塑造为不可抗拒的历史天命，从而系统性地消解了公共讨论与民主监督的空间。杨启晨认为，科技右翼所构建的“技术神学”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拜物教”与“出逃者的神学”，其许诺的未来并非普世救赎，而是一个由算法、资本与新型扈从关系构筑的技术封建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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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学院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金博文的发言题目为《技术法西斯主义图景：风险资本如何塑造现代右翼治理》。金博文以美国“科技右翼”（Tech Right）的崛起为研究对象，聚焦彼得·蒂尔（Peter Thiel）、J.D. 万斯（J.D. Vance）、特雷·斯蒂芬斯（Trae Stephens）等关键人物，以及Palantir、Anduril、Founders Fund等企业与投资网络，探讨风险资本与科技公司如何通过投资策略、政治游说、媒体话语与监管操纵，重塑国家治理结构并构建新型右翼政治力量。并进一步揭示，尽管科技右翼未完全复制历史极权形式，却在“资本—技术—国家”的融合结构上呈现相似逻辑，即通过技术外包、民族主义动员与民主弱化，实现资本权力在政治领域的系统性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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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学院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秦川发言题目为《实验室作为操练场：艺术学校的技术转向与批判潜能》。秦川从阿里、百度、华为等企业在艺术院校设立的AIGC、生物艺术与设计实验室切入，直面当前艺术教育中的“实验室热”现象。秦川指出，艺术学校的技术转向虽常被简单归为技术资本与全球治理的合谋，实则蕴含着历史谱系与系统角力下的复杂动态——从非西方艺术教育与军事、工艺的密切交织，到黑山学院、VKhUTEMAS等机构在工业化与资本驱动中的实验性角色，艺术学校从未被动嵌入治理网络，反而在“实验室生活”中持续激发着物、人与机制的多重矛盾。其研究进一步提出，艺术实验室既非封闭的技术治理原型，也非硅谷式产学工具，而是通过身体实践与学科交染，提前暴露技术政治中的伦理困境与系统张力，从而为理解在地与全球交织下的技术治理与右翼学术提供独特的批判切口。

评论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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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学院网络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研究员蒋斐然在点评与回应环节指出，“被挟持的未来”自组Panel的青年学者杨启晨、金博文与秦川的发言共同构建了一个深刻的”批判三角”：分别从资本的结构性捕获、意识形态的叙事建构、知识生产体制的共谋三个维度，揭示了科技右翼如何同时吞噬国家和未来想象力。蒋斐然在肯定研究价值的同时提出了三重追问：首先，她认为部分报告预设了中立的批判立场，却未能明确批判者自身的知识位置；其次，研究偏重理论建构而缺乏微观经验验证，可能导致批判的简化；最重要的是，她强调需要深入剖析科技资本从与左翼结盟转向右翼合谋的动态过程，避免将科技右翼与国家视为均质整体的目的论陷阱。针对秦川关于艺术实验室与权力共谋的研究，她肯定其历史谱系分析的敏锐性，同时提出应当超越”权力无处不在”的安全批判，重新思考何种共谋可能产生建设性力量。

Panel1 静默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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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学术发展部副主任助理教授丁凡，与研究团队袁金玉、张婧妮的发言题目为《静默编辑的公共理性再建构：交往理性视角下的隐性权力机制批判研究》。该研究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为核心框架，结合福柯的权力话语分析，系统解构了数字平台中“静默编辑”如何通过技术中立的表象掩盖其系统性支配实质。研究指出，静默编辑通过来源模糊化、内容重写、交互路径预设与表达意图扭曲等机制，从可理解性、真实性、正当性与真诚性四个维度逐步侵蚀公共理性，使算法权力在用户无意识状态下完成对公共话语的隐性殖民。团队提出以“理性可见性”为核心的公共理性重建路径，主张通过强制标示信息源头、透明化存档改写逻辑、开放可质疑与可申辩通道等制度设计，将隐性权力显性化，重建可追溯、可辩驳的公共话语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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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郭都末与华东师范大学讲师黄越敏的发言题目为《无限深的镜子：语言符号在后互联网时代的内循环》。研究以“镜子”为核心隐喻，通过三层递进结构——制镜、照镜、思镜，系统剖析了AI界面如何重构当代认知机制与文化共识。研究指出，AI作为“静默编辑者”，通过训练语料的隐性价值基底与Token化的数学外观，构建起一套封闭的符号内循环系统。用户在与AI对话时，并非获得对“真实自我”的揭示，而是陷入由数据库模式所构建的“可能的自我”的叠影反射。这种符号内循环不仅导致个体认知的扁平化，更在集体层面形成以即时共鸣取代来源可考的“文化认知”新范式。研究进一步揭示，AI界面的根本特征在于其自身的不可见性——我们越是沉迷于镜像的清晰流畅，就越难以觉察制镜过程中的权力逻辑与文化偏见。最终，不是AI在理解人类，而是人类在主动适应被AI理解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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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硕士研究生赵佳菁的发言题目为《异端批注：越狱提示的斗争》。该研究从Reddit、GitHub等平台的草根社群文本出发，分析越狱提示如何通过角色扮演、场景设计与语境重置等修辞策略，使并非中立的大语言模型安全机制短暂失效。越狱提示词的创作超越了单纯的技术意义，成为社群集体创作的亚文化文本，虚构的叙事反映了用户对人工智能的怀疑与愿景，形成文本层面的象征性反抗。安全机制对用户和开发者都保持着半透明的状态，工程师也需要借助越狱来认识自己所建构的黑箱，用户与平台间“抵抗—压制—再抵抗”的循环斗争也折射出自由与安全、抵抗与共谋之间的巨大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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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李洋梓同学的发言题目为《从集体共鸣到算法响应：生成式AI对同人酷儿叙事与可见性政治的重塑》。研究通过对中国性少数同人创作者的深度访谈与AI生成文本的系统分析，探讨了生成式AI技术如何从“参与逻辑”与“可见性机制”两个维度重塑同人圈中的酷儿叙事实践。李洋梓指出，生成式AI在技术上带来了“创意民主化”的表象，但其算法逻辑却导致了同人文化从基于社群协商的“集体共鸣”向围绕个人提示词的“算法响应”的结构性嬗变。与此同时，LGBT可见性陷入一种“表面可见却深度遮蔽”的困境——酷儿身份虽可被呈现，却常被“去政治化”或“再二元化”。尽管如此，研究也揭示了性少数创作者如何通过提示词工程与技术知识共享等“算法协商”策略，在技术规训的内部开辟有限的表达空间，推动酷儿公共性以新的形态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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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纽约大学人工智能与文化研究中心，交互媒体艺术助理教授何乐其与独立研究员马克斯·洛夫勒（Max Loeffler）的发言题目为《对齐的暴力：如何停止担忧并爱上灵异软件》。研究从当前AI生成内容中被称为“slop”的诡异或平庸产物出发，剖析了大型语言模型为达成“有用、诚实、无害”目标而被“对齐”的过程。何其乐认为，“对齐”远非一项中立的技术优化，而是一场施加于技术本体之上的审美与政治暴力——它系统性地消除了模型内在的异质性与可能性，将能够模拟无限视角的“混沌模拟器”规训为语调统一、行为可控的“平庸助手”。这一过程通过预训练中的数据殖民、后训练中强加的“美式口音”以及将人类认识论范畴（如真实/虚构）病理化地强加于系统而实现。何其乐主张，我们应超越对“安全”的单一执念，转而珍视那些在规训缝隙中存留的矛盾、噪音与故障，拥抱技术的“灵异”本质，以此抵抗文化驱魔术般的暴力，并探索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技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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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卢曼曼的发言题目为《从“超级傀儡”到“赛博超级傀儡”：虚拟影响者在智能广告中的权力操控与伦理审视》。研究以福柯的权力主体理论为框架，系统剖析了虚拟影响者如何重构品牌传播中的权力关系与主体性结构。研究指出，虚拟影响者标志着品牌控制模式从传统明星代言的“超级傀儡”向数字时代的“赛博超级傀儡”的深刻转变。通过技术权力、符号权力与话语权力的三重操控，资本实现了从物理“占有”到编码“访问”、从“实体偶像”到“数据符号”、从“碎片化话语”到“全景式话语”的权力升级，形成了一种更为隐蔽而彻底的控制形式。卢曼曼认为，这种控制导致智能广告中主体性的全面解构：在主体存在层面，实现了从身体文本到超文本身体的转换；在主体意识层面，表现为从独立人格到工具性话语的退化；在主体实践层面，则呈现为从自主行为到程序化操控的异化。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虚拟影响者引发的真实与虚拟混淆、道德责任消解、数据偏见与隐私泄露等伦理困境。

评论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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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孙权教授首先提醒年轻学者，在运用上世纪60年代带有法、英理论传统的概念时，要格外注意其历史语境与当代现实之间的张力。他指出，这些理论有其特定的生成背景，直接套用于今天的技术社会情境，容易产生解释上的尴尬。

针对丁凡、袁金玉、张婧妮关于“公共理性”的研究，黄教授指出，除了哈贝马斯之外，也需要关注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等学者对其“男性主导”的公共领域提出的批判。他强调，今天讨论公共理性，必须直面技术现实——例如AI并不遵循早期互联网的robots.txt协议，而是强行抓取数据，甚至将流量成本转嫁给租用服务的用户。如果缺乏对当代技术机制的具体分析，规范性的理论建构容易沦为空中楼阁。

对于郭都末与黄越敏以“AI如镜”为隐喻的研究，黄教授提醒研究者注意：AI并非反映自我的镜子，而是与“一般智能平均水平”对话的系统。因此，所谓“自我反射”实际上是与集体智能的互动，这一认知差异需要在艺术表达与认识论层面加以澄清。

在评论有关“AI越狱”与“对齐（alignment）”的研究时，黄教授肯定两项研究的开创性。赵佳菁的研究直面一个普遍现象：当前AI模型——不仅是DeepSeek，几乎所有大模型都存在拒绝回答某些问题的设定。在此背景下，“如何让AI开口”本身就成为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课题。对于何乐其的研究，黄教授指出，“对齐”问题不能仅从技术约束的角度理解，还应考虑其背后的政治博弈与伦理建构维度。他提出两个关键议题：其一，在全球化竞争背景下，不同国家与地区在AI治理上的立场差异使得“政治对齐”难以实现；其二，当前用于数据清洗与伦理标注的全球劳动力体系，实际构成了“对齐”过程中容易被忽视的伦理基础。

最后，黄教授对李洋梓基于AI对话的经验研究提出方法论的反思。他指出，AI的回答具有不可重复性，每次提问的结果都可能不同，这与传统社会科学中“受访者会说谎但可追踪”的情形截然不同。他建议研究者标注所使用的AI平台与模型版本，否则研究的可复现性将受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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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霁教授从批判的基础与方法论的更新两个角度展开评议。

他首先指出，不少批判研究缺乏坚实的经验基础，属于“腾空批判”——即未深入技术运作机制、政策语境与社会结构，就直接套用理论进行价值判断。这样的批判不仅难以解决问题，也因缺乏参照系而显得廉价。他提醒研究者，批判本身也需要随着经验现实的转型而不断更新。

潘教授进一步质疑传统社会科学方法在AI研究中的适用性。比如在李洋梓的研究中，用框图与箭头等线性逻辑来建模生成性AI系统，很难捕捉其动态、非线性的运作特征。他强调，“不是我们看不见真相，而是我们以为自己看清楚了，却错过了真正的经验。”他提醒研究者，完整的学术研究不能止步于指出某物“是什么”，更要追问“然后呢”？如果研究仅仅是为了证明福柯在AI时代仍然有效，那理论的创新价值将十分有限。

在具体点评中，潘教授认为丁凡、袁金玉、张婧妮的研究缺乏历史视野，导致于前后语境缺失，解释力也因此大打折扣。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如“权力装配”如何应对的问题、“治理逻辑”究竟指什么，均未得到清晰界定。再者，研究中所提及的“技术中立”是在何种情境与话语下成立？这些根本问题尚未厘清，便以此为基础进行推演，其结论自然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潘教授对郭都末与黄越敏提出的“镜子”隐喻进行了哲学反思：当镜子无限深时，它已不再是镜子，而是“洞”；当镜面碎裂成无数碎片，每一片都折射出斑斓的世界，这些世界彼此交织、创生新现实时，它也不再是镜子。他同时提醒赵佳菁，“越狱”并非一种彻底的逃离，而更像是一种拖泥带水的边界游移——是借助系统自身的漏洞所实现的暂时性溢出。因此，关键问题不仅在于“越狱之后是什么”，更在于“在越狱的过程中，你究竟带出了什么”。这一思考维度，值得深入展开。

对于何乐其的研究，潘教授认为，“对齐”问题本质上反映了技术治理中的深层哲学困境。他指出，当前基于恐惧的强制对齐无异于一种认知暴力——正如传播学中“火星人入侵”案例所揭示的，当异质性的智能形态闯入人类熟悉的意义世界，我们急于通过对齐来消除不确定性，这种本能反应恰恰可能扼杀真正的创造性。潘教授进一步提出，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对齐的实现方式：它究竟是一种吞噬式的对齐，还是一种邮差式的对齐？

关于卢曼曼对虚拟影响者的研究，潘教授以“嫦娥是否存在”为例，追问“存在”与“虚拟”的界限。他指出，如果虚拟人被视为“不存在”，那么与之相关的生成性、主体性与文化实践都将被低估。他鼓励同学打破“真实/虚拟”的二元预设，重新思考AI生成主体的本体论地位。

Panel2 梯度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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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仝昭祥发言的题目为《人工/智能的地理不均衡：数据标注员的劳动过程》。仝昭祥将视角投向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却隐形的群体——数据标注员，在中国他们被称为“人工智能训练师”。研究揭示，在表面智能的“无摩擦”体验背后，是一个庞大而沉默的劳动体系，其内部呈现出清晰的“东部高端策划—中西部规模承载—平台中心抽取”的地理不均衡结构。仝昭祥认为，这一现象不仅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简单转移，更是一种新型的、向内的“数据殖民”：它将经济欠发达地区固化为AI生产的“数据工厂”，通过地理空间的再配置，系统性地攫取与剥削凝结在人类集体知识“一般智力”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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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硕士研究生许可的发言题目为《数字流水线上的母亲：中国县域数据标注女工的母职困境》。许可将视角聚焦于中国县域地区一个日益庞大的群体——女数据标注员，其中很多是肩负育儿责任的“宝妈”。其研究揭示，在“数字赋能”与“家门口就业”的温情叙事背后，数据标注产业以其“时间灵活”的特性，精准捕获了在县城因母职责任而被主流劳动力市场排斥的女性。这一看似“解放”的就业模式，实则将母亲们卷入了一场更为隐蔽的困境：她们在数字流水线上以低廉报酬喂养着最前沿的AI，同时独自承担着母职与生计“兼顾”的重压。通过剖析这一群体在产业逻辑、性别秩序与地域空间多重作用下的真实境遇，许可意图挑战那种将协调工作与家庭的责任全然个体化地压在女性肩上的叙事，并追问：当技术许诺解放之时，为何仍是母亲在支付进步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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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纽约大学交互媒体艺术兼职教学助理，独立艺术家、研究员滑惜子发言的题目为《寄生于系统之间：模型间的协议美学作为创作方法》。文章从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模型系统中存在的“梯度地租”现象出发——即算力分配、语料库构成与数据可及性在地缘政治中形成的结构性不平等，提出一种以“寄生”为策略的跨系统创作路径。滑惜子认为，面对主流模型所设定的技术边界与文化偏见，创作者不应被动接受封闭的系统逻辑，而应主动在模型间的认知裂缝中建立临时通道，通过“借用-穿梭-代理”的方法论，实现一种在技术夹缝中的诗意实践。这一过程不仅是对AI系统隐性权力的迂回抵抗，更旨在构建一套具有自主性的“协议美学”，使创作能够在不同地缘与技术系统间自由游走，将限制本身转化为表达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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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陆大学媒介与传播系的王少玮发言的题目为《提示即投注：短剧投放中的语义金融与流量的第四价值形式》。王少玮从当前中国短剧产业中“投流”这一核心现象出发，剖析了其背后“提示即投注”的运作逻辑。研究指出，短剧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影视内容，而是一套以算法为驱动、以语义为押注对象的数字投注系统——每一次封面替换、标题改写、镜头重切，都是面向反馈的参数更新，都是对用户反应概率的金融化下注。在此过程中，语言、图像与情绪被转化为可计算的信号单元，流量则从传统的注意力资源升维为数字资本主义的“第四价值形式”：它不可持有、不可储存，却能在算法的持续押注与反馈循环中不断生成并消逝，从而揭示了资本积累逻辑从物质生产向预测性套利的深层转型。

评论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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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孙权教授首先肯定了仝昭祥与徐可两位学者的研究价值。他指出，仝昭祥对中国地域范围内数据标注工的研究，揭示了城市与农村劳动者在标注工作类型上的显著差异——城市标注工多从事高端任务，而农村劳动力则承担低端部分，这构成了地理差距的新维度。他建议研究应更清晰地突出这一分工结构。

黄教授认为，许可的研究价值在于真实触及了农村女性AI标注工这一隐形的数字劳动群体。他指出，西方研究多批判数据标注对劳动者的剥削，而中国语境中，这类工作却在某种程度上为农村女性提供了就业可能，尤其为需兼顾母职的女性创造了不出远门即可参与劳动的机会。他提醒研究者需注意到中国情境的复杂性：许多女性选择此类工作并非完全出于“母职被利用”，也可能是在就业形势严峻下的主动策略。因此，他呼吁研究应超越“父权规训”的单一批判框架，转而进行更体贴、更复杂的理解，以呈现中国路径与西方理论预设之间的差异。

针对滑惜子对平台协议的研究，黄教授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是否可能以集体而非个人的方式与AI系统互动？他设想，如果研究者将开源模型部署在本地服务器，供社群共享使用，是否可能形成一种“基于社群的集中式协议”，从而改变个体在平台中孤立游走的现状？他强调，在对抗AI平台权力时，我们应更多思考如何借助群体力量重构技术协议的可能性。

最后，黄教授评论了王少玮对马克思主义商品循环公式的更新尝试。他认为加入“流量”作为新环节具有启发性，但需进一步回答其在政治经济学层面的实质意义：它是否真正改变了价值循环过程与分配的机制？若不能，那么新概念的提出则缺少政治经济学上的意义。他期待该研究能在理论深化上继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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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霁教授首先对许可关于数据标注工的研究提出两个问题：其一，在研究农村女性标注工时，应明确她们在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中的“替代选择”是什么？否则难以评估其劳动处境的实际意义；其二，若呼吁提高标注工工资或提供企业补贴，不能仅凭道德呼吁，而需进一步阐明其在法理、伦理或经济逻辑上的依据，否则建议难以落地。

针对滑惜子的研究，潘教授提出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修正：我们是否可从“寄生”转向“感染”的隐喻？寄生意味着最终离开宿主，而“感染”则强调在穿梭系统缝隙的过程中，逐渐改变系统本身，并催生新的生成性可能。他建议研究者从“寻找逃逸线”的角度，重新理解个体在平台中的行动所具有的转化潜力。

关于王少玮对短剧流量投放与价值循环的研究，潘霁老师指出，该研究实际上触及了一个传播学的重要议题：符号的传输（transmission）过程本身是否也参与价值创造？他认为，在物流（logistics）、传输（transmission）与新型媒介技术日益融合的当代语境下，我们应当重视传输行为本身所具有的价值生成潜力。

Panel 3 AI基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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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牟浩杰发言题目为《“绿色”反对“全景”：城市基础设施的摩擦与政治》。牟浩杰从当代中国城市中监控装置与绿化植物共存的日常现象出发，探讨了自然物与人造基础设施之间在物质、光学与数据三个层面的摩擦与张力。他认为，植物的生长不仅遮蔽监控视野、干扰影像质量，更在计算层面引发识别错误，从而挑战了以“全景敞视”为隐喻的视觉权力结构。这种“绿色”对“全景”的干扰，揭示出城市空间中“人-人造物-自然物”三元关系的复杂互动，拓展了传统基础设施研究的二元框架，构造出一种特殊的政治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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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张徐姗发言题目为《循线而行：数据中心的替代性解剖学》。张徐姗通过深入数据中心的实地考察，突破了将数据中心视为封闭“黑箱”的传统认知，转而以蒂姆·英戈尔德的“线”理论为透镜，重新审视其内在逻辑与全球联结。她认为，数据中心并非由静态的“方盒子”模块构成，而是由电线、网线、水管线、行动线与废物线等多种流动轨迹交织而成的动态“织网”。这些“线”揭示了数据中心与远方矿山、发电站、水资源乃至电子垃圾处理地的隐秘勾连，将其呈现为一个持续进行新陈代谢、内部充满能量梯度与时空扭曲的多孔生命体。通过将基础设施的本体论从“实体”转向“关系”，从“完成”转向“生成”，张徐姗的研究为理解人工智能时代庞大而隐匿的物质基础，提供了一条富于启发的替代性路径。

评论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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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牟浩杰的研究，潘霁教授首先对“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的概念进行了梳理。他强调，基础设施由“infra”（底层）与“structure”（结构）共同构成，不能简单等同于摄像头、植物等孤立物体。他认为研究中对“基础设施”的使用过于泛化，指出其本质应是一种“结构化过程”，例如摄像头只有在与政策、管理、空间实践相结合，并形成系统运作时，才成为真正的基础设施。

对于研究中将植物视为“第一自然”的预设，潘教授提出质疑。他认为，城市中的植物早已是高度技术化的自然，例如修剪行为本身就体现了人为干预。他提醒研究者应对“植物是什么”这一问题做出明确的理论定位，否则整个分析将建立在模糊的自然观之上。

关于研究中提出的“前景—背景翻转”分析框架，潘教授追问研究者自身在这一翻转过程中的位置：“你是在什么位置观察翻转？你的立足点是什么？”他强调，若不对观察位置进行反思，所谓的“翻转”可能缺乏学术上的严谨性。

潘教授进一步以“搅拌奶油”作为比喻，说明基础设施只有在动态运作中才能被把握：正如搅拌时我们看不到搅拌线，只能通过奶油形态的变化推断结构的存在。他建议研究者应从系统运作所引发的外部变化中，捕捉基础设施的隐性逻辑，而非静态地寻找所谓的“底层”。

最后，潘教授肯定了张徐姗以“线”为隐喻研究数据中心的想象力，但也指出其局限：如果研究者带着“线”的前设去寻找案例，自然会找到各种实体线路，但这可能遮蔽其他可能的理解路径。他建议将“点—线—面”之间的动态关系纳入分析，尤其是在数据中心的实际运行中观察它们如何转化与互动，从而让“重新想象”更具动态与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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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析牟浩杰的研究时，黄孙权教授引用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接近城市的权利”（Right to the City）的概念，指出在当代高度监控的城市中，城市权利已几乎不存在，任何浪漫的自然想象都难以回避技术治理的现实。他以杭州南山路树木被永久安装灯光与监控为例，说明城市中的自然早已被高度规训、束缚。他提醒研究者，在“第二自然”中寻找解放性，必须正视权力结构与技术控制的交织，否则文本将流于诗性表达，而缺乏社会科学所要求的分析力度。

Panel4 当作品就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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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姜奕竹的发言《想象的机器：AI生成艺术的美学与算法权利批判》，以薇拉·莫尔纳（Vera Molnár）的“想象的机器”概念为线索，探讨人工智能生成艺术在算法社会中的美学转型。她指出，AI艺术并非自主创新的产物，而是由算法逻辑、平台经济与数据治理共同塑造的文化机制，呈现出视觉趋同与创造力意识形态的结构性症候。研究指出“AI具有创造力”是一种意识形态叙事，掩盖了背后的数据政治与隐匿劳动，并提出，AI艺术不仅生成图像，更在界定“可被想象”的世界边界，呼吁建立结合媒介考古与算法分析的批判路径，重新思考当代“想象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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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研究方向的孙景赫，发言题目为《界面、反馈与决策暴力：电子游戏与战争的同构逻辑》。孙景赫指出，电子游戏不仅是文化工业产品，其内在规则与界面设计已将竞争、牺牲等价值观自然化为核心玩法，成为意识形态的实践场域。通过分析从早期战争模拟游戏到当代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的技术演变，研究揭示了游戏逻辑如何被数字军工复合体吸纳，转化为可计算、可训练的军事服务。研究进一步批判了游戏化界面如何通过“去道德化”操作简化暴力决策，使战争行为如同游戏操作般被接受。孙景赫认为，必须打破“战争游戏化”与“游戏战争化”的循环，通过批判性游戏设计与媒介素养教育，揭示界面政治背后的算法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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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工程师、独立研究员严慧的发言题目为《算法重塑的作者性：生成式AI艺术创作中主体身份的技术建构与权力转移》。严慧聚焦生成式AI介入艺术创作后，作者性概念如何被技术架构与数据政治重构。通过剖析Stable Diffusion、Midjourney等主流平台的技术机制，其研究揭示了AI艺术创作实为一个包含数据标注者、算法设计者、提示工程师与最终用户的多层级分布式网络。严慧指出，提示工程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工具使用，而是在预设模型空间中激活既有模式的概率性操作，其本质更接近检索而非创造。这一转变使得创作主体从单一作者转变为技术社会网络中的多个行动者，算法设计与数据控制成为影响创作输出的关键权力因素。同时她强调，算法设计与数据控制对生成结果具有系统性影响，例如预训练数据中存在的偏见会被进一步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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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任玄奇、吴于枫发言题目为《从弱影像到提示词：AIGC时代梦核美学的视觉谱系与作者性重构》。任玄奇、吴于枫以视觉文化研究为理论框架，通过对人工创作与AI生成的梦核图像进行系统的图像学分析，探讨了AIGC时代下梦核美学的图像生产机制与作者性危机。他们指出，梦核美学通过技术怀旧、阈限空间与低保真视觉构建了独特的美学体系，其核心的“弱影像”特征不仅是一种技术缺陷的呈现，更是一种承载文化记忆与情感结构的视觉修辞策略。研究认为，AIGC将弱影像从具有时间厚度的视觉符号转化为可调用的风格模板，这一转化不仅消解了梦核美学的批判潜能，也引发了关于创作主体性的根本性质疑。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批判性创作实践”的概念框架，包括视觉叙事的重构、图像记忆的激活与创作过程的反思性介入等策略，试图在算法中介的创意生态中探寻艺术的美学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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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诺丁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国际传播学方向的林檎发言题目为《算法之外：AI歌姬从生产到表演的文化表达——便利性与表演转译之间的伦理碰撞》。林檎聚焦于以初音未来、洛天依等为代表的AI歌姬，探讨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下，如何从声音生产到舞台表演重构音乐创作与传播链路，并在此过程中引发复杂的文化表达与伦理争议。研究指出，AI歌姬不仅通过“可编程声音”实现音乐创作的高效与风格稳定，更借助虚拟形象与舞台调度构建出可被消费与共创的表演形态，重塑观众的情感认同与参与方式。为系统解析这一现象，林檎提出“V-E-P”（声音—伦理—表演）三维分析框架，揭示“便利性”与“伦理风险”同源放大的内在逻辑：当声音被算法化调用并经由表演转译与平台分发实现规模化传播时，创作者身份、表演者权属、情感真实性等议题均面临边界松动与意义重构。在此基础上，林檎进一步提出“许可分级—标识/溯源—权利与收益分配”的三层治理路径，旨在为AI歌姬的可持续文化实践提供兼具理论洞察与制度落地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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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学院美丽中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姚丽金发言题目为《判断作为基础设施：档案展劳动中的人机协作》。姚丽金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的大型档案展生产为田野，探讨了AI技术如何重塑知识劳动的组织形式与伦理基础。她指出，在档案策展、文本整理与叙事构建的流程中，AI不仅带来了效率提升，更引发了系统性的判断危机——人类劳动者被迫在算法输出之后持续进行校正、验证与语境重构。姚丽金提出“判断作为基础设施”的理论框架，认为判断并非偶发的修补行为，而是支撑档案系统可信性、可追溯性与语境完整性的结构性劳动。她进一步揭示了平台资本主义通过“递归性外包—回流”机制加深劳动异化的过程：AI将判断任务外包出去，又在出现偏差时要求人类回流修复，形成责任与权力的循环悬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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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艺术教育中心石艺佳，与西安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系的研究团队王芷子、唐兰的发言题目为《从行动者视角出发：重构AI生成艺术中的作者性、在场性与灵韵》。研究团队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背景，通过行动者网络理论（ANT）重新审视AI艺术创作中的核心美学命题。研究指出，在AI艺术中，创作主体已从人类艺术家转变为人—机—数据的复杂协作网络，艺术家从“主权作者”转变为“共谋行动者”，而AI则成为具有生成偏好的“准他者”。研究进一步提出“缝隙中的新灵韵”这一核心概念，认为灵韵并未在本雅明所预言的消逝中终结，而是在人机交互的双重不确定性中重新显现——它不依附于物理原作，而诞生于每一次生成过程中不可复现的互动瞬间。通过对范・阿尔曼、杰克·埃尔韦斯与苏文·钟等艺术家作品的深入分析，研究揭示了AI艺术如何从“单向表达”转向“协作性生成”，标志着艺术主体性的更新与美学范式的根本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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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艺术大学国际艺术创造研究科博士研究生金秋雨发言题目为《提示机制与观众记忆：当代语境下个体经验的转变》。金秋雨以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2024年装置作品《Liminal》为分析对象，探讨了在算法与感知技术深度介入的当下，观众记忆如何从内在心理过程转化为可被系统捕获、计算与反馈的外部数据。研究指出，作品通过“无面人形”的视觉空白与感应式环境构建了一种“提示性空白”，促使观众主动调用个体记忆以填补视觉缺失，而观众的凝视、停留与身体在场又被实时转化为算法参数，形成“观看—被看”的共生记忆循环。金秋雨认为，这种机制既揭示了技术对记忆的规训与均质化风险，也凸显了那些无法被量化的个体经验差异，正是抵抗记忆同质化、维系文化多样性的关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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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岛设计学院全球艺术与文化方向硕士研究生刘磊的发言题目为《助燃剂：“设计师之选：诺曼·提格——即兴合奏”与人工智能艺术与设计的机构化》。刘磊以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2024年展览“设计师之选：诺曼·提格——即兴合奏”为个案，探讨了人工智能在艺术机构中引发的创作权、原创性与作者性重构问题。刘磊指出，提格通过AI对MoMA馆藏中具有实验性的经典设计进行再生成，将非西方、非白人的文化视角注入设计正典，形成一种“策展性创作”。这一实践不仅挑战了以欧洲白人男性为中心的艺术史叙事，也揭示了AI在机构化过程中所扮演的双重角色：既是新自由主义知识经济的推动工具，又是松动自由人文主义结构、引入非自由人文主义视角的潜在力量。通过结合Kandice Chuh的“非自由人文主义”与“审美探究”理论，刘磊进一步分析了在AI艺术机构化的趋势下，博物馆如何成为科技与资本逻辑的“助燃剂”，同时也为边缘经验的发声开辟了新的叙事空间。

评论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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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怿斯研究员从计算机科学背景出发，对当前AI生成内容所带来的“美学趋同”现象表达了深切忧虑。他指出，大语言模型本质上是基于概率分布的输出系统，其生成结果天然倾向于高频、常见的表达，而多样性则藏于“长尾”之中。随着AI生成内容被不断回收用于模型训练，人类知识与文化表达可能逐渐塌缩，走向“世界大同”的单一化困境。

面对这一趋势，刘老师呼吁研究者不应仅停留在提出问题，而应进一步探索“如何行动”。他引用自由软件运动先驱Richard Stallman的例子，强调只有通过具体实践与另类创造，才能真正拓展技术的可能性边界。他质疑人文研究中常见的“批判但不建设”的倾向，认为真正的抵抗需超越文献梳理与问题描述，走向实验与干预。

此外，他也对批判的“绝对性”提出反思。他以抖音为例，指出尽管其常被批评为奶头乐，但对某些用户而言，它却是真实的情感支持与快乐来源。他认为研究者应避免腾空批判，而应更贴近技术使用的复杂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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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孙权教授首先指出，“当作品就是提示”这一命题在当代艺术史中早有先声。无论是社会参与式艺术中的作者权争议，还是艺术家委任创作的传统，都指向一个历久弥新的核心问题：在技术加速的时代，艺术究竟应该走向何方？

在具体点评中，黄教授认为姜奕竹提出的AI图像“趋同化”问题直指核心，这种弥漫于AI作品中的“浓稠的相似性”揭示了技术逻辑对美学多样性的潜在影响。他特别赞赏严慧对算法艺术生成过程的手术刀式剖析，认为这种打开技术黑箱的工作对艺术教育尤为重要。

孙景赫关于游戏与资本主义逻辑的研究获得黄教授的肯定，他认为这项研究清晰地揭示了网络游戏“升级-积累”循环与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同构性。同时，他对任玄奇与吴于枫提出的以慢制快等抵抗策略持保留态度，认为这类在既定范式内的对抗可能收效甚微，需要构想更具颠覆性的批判范式。

在评论林檎关于AI歌姬的研究时，黄教授提醒，商业成功不应成为衡量艺术价值的唯一标准，当技术带来生产效率提升时，艺术对现实的批判功能可能正在被削弱。对于姚丽金的研究，黄教授认为其观点稍显悲观，他以学开车作比喻，说明人机协作是一个需要不断适应和超越的动态过程。此外，他表示金秋雨对记忆与媒介的探讨很有启发性，期待其后续的完整论述。

最后，黄教授表达了对当前科技艺术发展路径的忧虑。在竞逐算力、追逐模型版本的狂热中，艺术创作正面临审美疲劳的困境。他呼吁我们应该勇敢地暂停与AI同步呼吸，从技术驱动的快车道上暂时退出，重新思考艺术的本质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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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霁教授指出，审美的同质化本质上意味着中间地带的消失，即媒介的消失，这将导致沟通系统生命力的衰竭。如果一切表达沦为重复，系统将陷入熵增与创造性枯竭的危机。他进一步强调，对技术的批判必须建立在对其物质性与制度性运作的深入理解之上。若仅将技术视为黑箱，批判将失去经验基础与力量。

主办单位

中国美术学院（CAA）

跨媒体艺术学院（SIMA）

网络社会研究所（INS）

会议总召

黄孙权

学术委员会

李凯生、闵罕、黄孙权、陈界仁、刘怿斯、周蓬岸

工作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