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co “Bifo” Berardi｜Counterculture, Cyberculture, Semiocapital
文／Franco “Bifo” Berardi （弗朗科·“比弗”·贝拉尔迪）
整理翻译／马雅
校对／黄孙权
早上好，下午好。很抱歉我不能和大家在上海见面。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反文化、賽伯文化和符号资本》。我将从早期60年代的学生运动讲起。反文化在美国、欧洲、中国有截然不同的形成过程。在一本名为《数字乌托邦 : 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的书中，作者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将60年代学生运动的历史视为我们习惯称之为“数字革命”的技术变革的先兆。在这本书中，你可以读到一个名叫马里奥·萨威尔（Mario Savio）的学生运动领袖在1964年12月在伯克利的演讲，1964年是越南战争的开始，美国学生正在抗议这场战争并反对利用科技对越南进行帝国主义侵略。马里奥·萨威尔在演讲中谈到了智力劳动和机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关系。他说到：
终有一天，这个机器的运转将变得如此讨厌，让你心生憎恶，以至于有一天你难以置身其间，即便是保持沉默也不行。你必须将身体趴在这个机器的齿轮和轮子上，趴在它的杠杆上，趴在它的所有部件上，你必须让它停转。你要向那些操控并拥有这个机器的人表明，除非你们得到自由，否则这个机器甭想启动！
1964年12月2日，这是马里奥·萨威尔演讲的日子。对我来说，这些话预示了我在接下来的六十年中所经历的事情，包括学术、政治和艺术方面的诸多经历。自60年代以来在西方蔓延的文化运动的关键主题，特别是1968年的学生运动，关键主题在于知识、技术和资本主义剥削之间的关系。萨威尔的话特指机器对知识的征服和吞并，但也涉及其中的主观方面，它们也指向这种征服所暗示和引发的心理痛苦。请记住，萨威尔是在1964年说出这些话的，在我看来，这些话中包含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问题：谁是知识的所有者？这是意大利自治运动的关切：知识的自我组织，技术从资本主义中获得自治，政治行动必须被视为摆脱资本主义、摆脱机器支配的可能性。
然而，在上个世纪后几十年，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导致了自治项目的失败。数字网络，在90年代被视为在大型私营企业控制下平等和自由的空间，如今已经变成了一系列技术语言的自动机群集，塑造了人类交流的协议，甚至影响了认知硬件，也就是人脑。
但让我们回到70年代。在70年代，我所在的一代新学者和激进分子发现了一篇以前未知的马克思文献，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这个文本中（特别是在机器论片段一章中），马克思使用了“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在网络化的活动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一般来说，机器、认知和有薪劳动之间的关系是意大利后工人自主派（post-operaismo）阐述的核心内容，在六七十年代我们称之为意大利左翼马克思主义。一般智力的概念对于自动化过程（用机器替代体力劳动）以及智力劳动被纳入生产领域的过程的描述非常关键。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机器是一般智力的智力活动产物，但它也具有使人们免受异化、免受有薪劳动剥削的潜能。一般智力处于一个矛盾的位置。一方面，它是主观性、创造性的表现，但另一方面，它又是剥削人类劳动的工具。在传统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劳动的知识化被视为人类生活从资本主义剥削中解放的一种情形。之后，科技发展，从工业机器过渡到数字机器，在90年代改变了社会关系的格局。在90年代，当数字技术打开了通向全球网络创建之路时，我与我的同事、同志们都认为这是社会从有薪工作中解放的开始。1994年，我和博洛尼亚大学合作，在我的城市组织了一场名为 Cibernauti 的国际会议。我当时的意图是从解放劳动、充分发挥一般智力潜能的角度，提前预见互联网的发展。我认为网络的发展可以使社会平等和社会利益为主导的期望成为现实。
但我错了。
网络的历史证明技术的发展并非一个孤立的领域。网络的发展取决于能够塑造它的社会力量。数字化社会活动的影响是我所称的符号资本主义（Semiocapitalism），即基于符号生产和流通的资本主义，这导致对认知工作者——诗人和工程师，艺术家和技术人员的神经能量的剥削。符号资本主义将神经心理能量投入工作中，并将其置于不断加快的速率之中，迫使认知活动跟上网络化生产的节奏。结果就是，与认知相关联的情感领域被压缩至极限。这是马克思无法想象的，也是在六七十年代的我们无法想象的，新技术可能激起生产力的加速，同时也会影响生产的主观方面。当我提到主观方面时，我指的不仅是知识和社会活动，我也指的是社会活动中的情欲和情感领域。因此，在符号资本主义的创造过程中，不仅我们的生产和交流活动受到威胁，我们内在的进行思考和处理问题的心灵能力也受到威胁。
赛博空间超载了赛博时间。赛博空间是一个无限的领域，其速度可以无限加快，而赛博时间（关乎注意力、记忆、想象的有机时间）在一定程度上无法被加快，否则就会崩溃。我们的大脑、心智和身体无法被迫生活在无限的加速中，否则我们会生活在越来越痛苦的境地之中。
实际上，人类，作为集体的人类正在崩裂。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象。社会心智在超级生产力的压力之下崩裂。在一种普遍流行的恐慌与焦虑之中，抑郁症正通过社会大脑的网络在全球蔓延。在中国、美国、意大利，乃至全世界，新一代的社会大脑在我们大脑不稳定活动的加速影响下出现了崩裂。马克思曾谈到过度生产，意为可用商品过剩，无法被社会市场所吸纳。今天，是社会大脑受到一大批抢夺注意力的商品的压倒性供应的冲击。社会工厂已经变成了不幸的工厂：网络化生产的流水线正在直接剥削认知阶层的情感能量。
我要特别强调心理活动的有机限制问题，这个问题常常被对技术无限潜力的强调所掩盖。加速过程超出了神经容量的极限，这在现在这“最后一代”之间普遍蔓延的心理病理上得以显现。“最后一代”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表述。在欧洲、英国，许多年轻人称自己为“最后一代”——我们既不会创造，也不会让位给下一代，因为在这种环境下的生活已经变得无法忍受，在这种心理病理的情形之中，生活不再值得继续。因此，我们决定成为最后一代。精神医生谈论着心理痛苦、恐慌危机、抑郁等不断蔓延的流行病，年轻人欲望下降、出生率降低……这些都是需要解读的症状。
传统精神分析框架对于痛苦的解释已经不再奏效。问题不再是弗洛伊德时代所说的那种个体的神经官能症问题，你会想到他讲到文明的疾病，神经症是个体受到压抑的结果，诸如此类，但现在的情形完全不一样了！不再是神经官能症的问题，不再是个体的神经症问题！而是大规模的精神病，是一种符号资本主义超级加速状态的新病态效应。神经系统充当着接收终端，整天都对符号刺激非常敏感。这种不间断的认知电击带来的认知压力对我们的情感心理造成了怎样的生存代价？“电击”（Electrocution）是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创造的概念。我不知道在中国是否有人读让·鲍德里亚。我强烈建议读读他的书。早在80年代，他就已经在写一些现在对每个人都变得明显的现象，即病态加速的效应、符号资本主义的效应，加速主义、网络技术、一种普遍的劳动不稳定状态以及对认知劳动的依赖，都在社会心智中引发了病态效应，占据了注意力的时间，压缩了情感和感性的领域，导致了躁郁症的激增、最后一代工人自杀问题的愈演愈烈。
时间的殖民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现代历史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资本主义在人类思维和日常生活中产生出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变异，资本主义首先改变了人们对时间的感知。信息工作者/认知工作者（info-workers）——艺术家、工程师之类的——他们暴露在不断增长的神经刺激中：加速导致经验的贫乏。信息越多，意义越少；信息越多，愉悦越少。信息传播得太快，愉悦就会消失。当我们被迫接受广告宣传的节奏，被不断启动欲望时，我们变得无法真正享受愉悦，无法与信息领域和自然建立起令人愉悦的关系。感性在时间中被激活。感性是缓慢的。当刺激太快时，深入、强烈的阐释变得不可能。因此，在电子赛博空间与有机赛博时间的交织中，一种麻木化的过程(desentizaiton)正在进行。赛博时间是有机的，它是我们身体的时间，是我们情感大脑的时间，而赛博空间则是元素的加速。
在此背景下，个体主体化和社会主体化的前景必须重新审视，这引发了一系列激进的问题：
在当今条件下，是否仍然可能设想一个集体主体化和社会团结的过程？在普遍的不稳定和加速的赛博时间中，社会团结还是否可能？是否仍然可能想象一种对现实进行智力与政治转型的集体过程的“运动”？在符号资本主义的心理经济框架下，是否仍然可能实现社会自主权，摆脱资本主义的支配？
对于这些问题，我并没有答案。但这些都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必须要去问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是艺术研究的关键主题。艺术是对我们与所处环境之间愉悦关系的敏锐的、理性的研究。艺术关乎节奏，是我们身体、大脑以及周围物理环境和信息环境的节奏。这些一直是艺术的主题！德勒兹和瓜塔里（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 ＆ Félix Guattari）在他们的作品中谈到了这些，尤其是在他们合著的最后一本书《什么是哲学》中，这是非常美妙的一本书。在书中他们提到了宇宙（Cosmos）。什么是宇宙？实际上，宇宙并不存在于世界上。我从未遇见过宇宙，你也从未遇见过宇宙。宇宙是我们的大脑、思维、身体与信息和情感刺激的超载速度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你被迫承受的情况下。宇宙就是这种关系。而这种关系就是一种节奏。一切都关乎节奏，这种关系的节奏是痛苦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在这种不稳定、加速的刺激轰炸中找不到愉悦。因此，我们需要找到节奏。这是当代艺术所面临的问题。宇宙节奏（cosmotic rhythm），这是菲利克斯·瓜塔里创造的一个词。宇宙是根据我们的诗性和艺术活动创造的新节奏下，重新演绎宇宙的能力。我认为认知工作者如今是唯一可能进行社会重塑过程的主体。他们是创造新国际主义的唯一可能主体。
“国际主义”这个词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中至关重要，它是和平与创造的唯一条件，却在20世纪末被击溃了。新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新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是一丘之貉。民族自由主义正在摧毁这个星球。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不宜居、越来越难以生存的星球上。我们生活在一个被人类破坏的星球上。我们生活在一个蔓延着战争和侵略的星球上。看看现在中东正在发生的事情，看看以色列鼓动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灭绝，看看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为什么战争占据上风并在全球蔓延？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大脑被新自由主义的加速所摧毁，因为国际主义已经在每个人与每个人相互对抗的战争中被取消。 我们 ─ ─ 认知工作者 —— 诗人、工程师联合在一起，在政治和存在层面形成一种联盟。我们必须要找到一条通往新型国际团结的途径。我们必须要将我们的创造性工作从金融公司和军事体系的控制中剥离出来，逃离这个正朝着混乱的战争之路前进的星球。只有认知工作者、知识工作者、艺术工作者才是可能创造超越当前宇宙的新宇宙的社会主体。非常感谢。
问答环节
提问1：如果艺术以及其他知识工作者也在重复病态符号资本主义的行径，我们作为知识工作者可以做怎样的自我警惕与反抗?
Bifo：这个问题问的是，我们如何抵抗？其实，我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政治上的答案，因为在我看来，政治是一门太过古老的艺术或技术，在今天已经不再有用。政治是什么？这是个好问题。我引用一下16世纪意大利哲学家尼古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的观点，他认为政治是一个男人（不是女人），一个王子，去驾驭不可预测的未来、多变的事件。这就是在现代五个世纪中政治的情况——权力能够掌控各种多样的事件。但是如今，事件已经变得对人类意志来说太快、太复杂了。
所以政治意志是无力的。无力是今天政治的真正主角，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那么怎么办？我们怎样抵抗？不是从政治上，而是从艺术家的方式。因为在我看来，今天的抵抗本质上属于艺术家、精神分析师和工程师，他们之间的联盟是可能使我们从我们所处的终结中解放出来的条件。诗人有感知一切的能力；精神分析师有处理心理痛苦的能力；工程师有改变机器、根据诗人的建议以及社会思维需求重新定义机器功能的能力。
其实我并不提出政治解决方案。我不相信这种方式。我提出的是一种集体的抛弃行为，一种撤退、放弃，退出战争，退出工作，退出市场，退出一切逼迫你们的东西，摆脱符号资本主义，摆脱心理依赖。这就是我的答案。
提问2：您如何看待政治性抑郁对人们情绪带来的影响，以及在人们尝试避免政治性抑郁的时候便不去关注政治新闻与信息的做法？我们如何关注当下社会和政治，如何来夺取属于公民在社会控制权以便形成世界公民？
BIFO：我用“不稳定”（precariousness）这个词来定义我们目前生活的状态。什么是不稳定呢？实际上，不稳定的工作是新自由主义实施的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关系。但不稳定意味着工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对明天持续不断的不确定性。但我认为，不稳定不仅仅局限于生产和工作领域，它还指一种永久性焦虑的情绪，一种被永久性地推向信息领域加速和依赖机器节奏的感知，一种被卷入人造的需求漩涡的感觉，诸如此类，这就是“不稳定”。这种不稳定的情绪有时候会助长攻击性，有时候会助长消极性。坦率地说，我认为在西方和东方经历新自由主义加速的80年代、90年代、本世纪头十年成长起来的人，很多时候已经失去了自我再造的任何可能性，被这种迫切参与市场的焦虑所吞噬。我不期待上一代人带来什么好的改变，我期待着来自最后一代、千禧一代的一些变化，那些在数字市场内出生长大的人。
一位名叫路易莎·穆拉罗（Luisa Muraro）的意大利女性哲学家，曾谈及新生儿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母亲的关系，母亲的声音。她表示现在在意大利，新一代的孩子们从机器学到的词语比从母亲的声音中学到的词语还要多。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千禧一代从是从机器中学到更多的词汇，而非从母亲那里。
他们正在经历真正的后人类状态，他们将塑造人类应对这种后人类状态的免疫方式。只有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他们才能发明一个超越人类历史的世界。我知道他们可能会失败。我们可能无法克服机器节奏带给我们身体和心灵的焦虑。也许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就灭绝了。是的，是的。我们正在走向灭绝。灭绝是我们时代的起源。灭绝可能由气候问题引起，可能由导致核战争的政治斗争引起，可能由人类的政治军事自杀引起。我们能逃脱当下这些非常现实的前景吗？这并不容易，但可能性是存在的。而这种可能性比政治更富有诗意，更富有艺术性，更富有技术性。只有这种诗人与工程师的结合才能重塑技术的结构。而技术的结构，正如你们非常了解的，已经变得在主体性的塑造中至关重要。因此，如果技术成为军事和金融系统末端的缩写，那我们就完蛋了。但如果艺术家和工程师的社会主体性能够从零开始重塑机器，我们就能重新发明我们的未来。
讲者介绍
Franco “Bifo” Berardi 1949年出生于博洛尼亚，是哲学、媒体和数字文化领域的重要人物。他积极投身于1968年学生运动，直到1972年都是“工人权力”组织的一员，于1975年创办杂志《A/traverso》。于1976年联合创办意大利第一家自由电台“RADIO ALICE”。比弗出版著作二十余本，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代表作包括：《终结的现象学》（2014）、《英雄、大屠杀与自杀》（2015）⋯
Franco “Bifo” Berardi was born in Bologna in 1949. He is a leading figure in philosophy, media, and digital culture. He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the ’68 student movement, was part of the Potere Operaio (Worker’s Power) group until 1972, and founded A/traverso magazine in 1975. In 1976, he co-founded Italy’s first free, radio, RADIO ALICE. He is an accomplished author with around twenty books translated into multiple languages. His notable works include Phenomenology of the End (2014), Heroes, Mass Murder, and Suicid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