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奥布莱恩二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维护线上言论自由和隐私。在英国，他抵制反加密法的镇压，协助创始英国数字人权组织 “Open Rights Group”。2005至2007年间作为电子前沿基金会（EFF）活动家的丹尼.奥布莱恩于2007年-2009年任该组织国际推广协调员，2013-2019年任该组织国际主任。他现在主管 EFF 的中长期策略，致力于维护该组织的国际影响力及其国际声誉。
上个世纪，丹尼创作的关于 Usenet 的一场单人秀在伦敦西区大获成功。他的技客 Gossip 杂志 “Need To Know” 在首届英国电影学院交互作品颁奖会中（first Interactive BAFTAs）获新闻收集特别推荐服务奖（a special commendation for services to news gathering）。他是“life hack”概念的提出者：自他首次被委托撰写一本关于抵抗拖延症的书以来已有十多年了。
Danny O’Brien has been an activist for online free speech and privacy for over 20 years.In his home country of the UK, he fought against repressive anti-encryption law, and helped found the Open Rights Group,Britain’s own digital rights organization.He was EFF’s activist from 2005 to 2007, its international outreach coordinator from 2007-2009, and international director from 2013-2019. He now supervises EFF’s medium and long-term strategy, with an eye to maintaining the organization’s global impact and reputation.
In a previous century, Danny wrote and performed the only one-man show about Usenet to have a successful run in London’s West End. His geek gossip zine, Need To Know, won a special commendation for services to news gathering at the first Interactive BAFTAs. He also coined the term”life hack”:it has been over a decade since he was first commissioned to write a book on combating procrastination.
界面非界限：如何通过竞争性兼容保证网络多样性及其主权？
文 / [英]丹尼.奥布莱恩[Danny O‘Brien]
译 / 房梓
编 校 / 翠玉
摘要：我们正在现实世界中为何物划定界限？为个人，国家，或是平台？是否反对的声音总是我们封闭自我的原因？我们可以构建我们梦想中充满连结而非分裂的网络吗？
Abstract：Where we can draw lines in a virtual world: for individuals, nations, and platforms.Will disagreement always cause us to lock ourselves away from each other? Or can we fulfill the dream of the Net, and create connections, not division?
“嘿，你们能听到我吗？”
“如果能听到请轻轻挥手！”
大家好，我是丹尼.奥布莱恩，我来自电子前沿基金会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简称EFF）。EFF成立于1990年,旨在捍卫数字隐私、言论自由和在线创新。
互联网的第一批用户和EFF创始人之一,约翰·佩里·巴洛 （John Perry Barlow）是一位非常著名的音乐家，他为 Grateful Dead 乐队作词，但他在互联网领域最著名的事迹是撰写了《网络独立宣言》。这份鼓舞人心的文件写于1996年，它不是技术指南，也不是一套法律。说实话，我不确定 EFF 作为一个组织是否会完全同意其创始人之一所写的诗歌的每一部分——或者至少同意其中任何一小部分；毕竟，如果逐字考据，这份宣言在某些方面是有瑕疵的，即便在它被写作的那个时期也是一样。但作为对互联网某种思考方式的描述，它很适合在深夜阅读——尤其是当你对去中心化互联网的未来感到非常兴奋时，你可能就会想起宣言中的某些片段。而我们所担心的互联网数字技术所不能实现的承诺，也早已被写在这份略带乌托邦式的《网络独立宣言》之中。
这份宣言提出了一个关于“边界”的观点，即流行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互联网是一个完全没有边界的地方”。这是个非常强大的想法。从第一次使用互联网时，你就能感觉到，试图在互联网这样认为的东西上强加地理边界是错的。我现在在旧金山，而你们在你们所在的地方，可能在上海或非洲——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说话时你可以听到，而我也能在聊天窗中看到你的问题。于是，距离、山川、海洋的阻碍不再重要了。早期互联网的参与者也正是充分利用了“早前的通信形式”和“数字世界的可能性”的差异。去中心化的互联网所提供的让人们合作的力量正多亏了“网络没有边界”这一事实。而我认为，“对某特定话题或项目充满热情的人们可以与世界另一端的人们平等地合作和工作”正是去中心化项目之于大型中心化项目的竞争力所在。
当然了，这样的竞争力难免与地理因素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互联网及其用户在过去三四十年间遭遇的部分问题。确切地说，互联网“没有边界”的事实令包括中国、欧洲各国和美国在内的国家在面对如此开放的互联网，需要重新划定法律管辖权和国家主权边界时陷入挣扎。对一些人来说，能同时听到每个人声音的所谓“优势”也可以是一种不和谐——最靠近你的人看起来最陌生，而离你很遥远的人则在观看和批评你所做的一切。互联网这一特殊内在属性所带来的影响是好坏参半的。
我今天要讲的“边界（borders）”和“障碍（barriers）”不是国际边界，也不是国境——这些东西对数字技术来说似乎太不自然（unnatural）了；我要说的，是在某种程度上非常自然（nature）的边界，由我们所创造的技术自然地（naturally）展现在网络社会的发展中；它们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就像前几个世纪地球上的民族国家一样。我要说的是横在英文世界所谓的“世界花园”（the world gardens）之间的“墙”。
每个国家都有互联网用户生活在这些世界花园中。现在，无论是 Twitter，Facebook，亚马逊，苹果，还是阿里巴巴和腾讯，在这电子前沿的前沿，我们纷纷意识到，我们其实是在高大的“城墙”（city walls）后面生活。墙可以保护人们的安全，也可以阻止人们离开城市，而正是作为人类文明标志的“城”令人们聚集在一起工作。就考古记录来看，“城墙”的出现通常表示有什么不对劲的事情正在发生；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罗马帝国的灭亡都是这样。而人们所谓的早期互联网那种“开放的网络空间”的感觉，恰恰是一种无墙的感觉。
约翰·佩里·巴洛在这个新世界中对抗政府的造墙运动；但是，一来，墙的建造者不仅是政府，二来，政府建立这些界限也不是为了创造全副武装的巨头。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早期数字世界确实存在有墙的城市。在美国，像 America Online 这样提供计算机系统的公司让同系统间的电脑可以连接，但不同公司所开发的系统是相互独立的。早期互联网在欧洲、北美、苏联、中国有很多不同的协议和标准，而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存在一个人人都可以使用的互联网协议。大获成功的 TCPIP 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着手将所有其他协议连接在一起。
“互联网”（Internet）一词指的是一张网络的网络（a network of networks），我们今天使用的互联网协议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即便你将外星拓扑和外星网络连接在一起，它们也还是可以通过 TCPIP 传输。虽然在今天的 TCPIP 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些较旧的专有技术的骨架。不过它们现在不再被需要了，毕竟，只需提供一个足以连接其他一切的协议，相对小型网络（smaller network）的优势就消失了。然后，所有人就都开始使用普通的调制解调器互相连接起来。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网络的竞赛（the race of the web）中。第一个网络浏览器确实理解了 HTML，但同时，它也理解并显示了当时世界上所有的网络及其早期的竞争性标准，例如文件传输协议 FTP、Gopher，以及 Usenet 的特殊协议。早期的网络浏览器提供了通往每个网络城邦（包括那些有墙城邦）的道路，它提供了一本护照，让你可以去到那些与世隔绝的遥远的地方。而现在，我们正处于另一个战争王朝，“城墙”又升起了；但为什么没有任何新互联网，或新网络浏览器来承担“联合”（unite）的工作呢？之所以说到这儿，是因为我认为现在的人们已经被困在了 Facebook 和微信这样的“城”（cities）中，只与在这些平台上的人对话。人们当然可以在这些封闭的“数字城邦”之间移动，但她们在不同软件里的信息和所有物很难被随身携带，而要在这些首府（giant metropolis）之外创造新“城”也同样困难。我想，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些首府和新城联系在一起？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早期互联网协议和早期网络浏览器一样，超越我们的前辈呢？
创造新协议当然是十分复杂的，像现在，Facebook就花了很多钱来改变其系统的工作方式；不过，他们并没有公开他们“改变系统”的方法。
每个巨型网络城邦（giants）中都有一群相似的村庄，它们通过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和在“城墙”上工作的佃农（cropping peasant）们进行着共享，而这些接口是在“城”里生活的前辈们慷慨地提供给他们的。当然，这从很多角度上看来，都称得上是“好生活”。举个例子，在你小小的、受保护的封建王国里，你可能会拥有一个能与微信、谷歌集成、安卓应用程序或 iPhone 应用程序接口的、棒棒的 APP。但是，要是没有公司本身的帮助，想要逆向地破解某些公司目前吸收，输出用户信息的模式，再将用户重新连结在一起将会是很繁重的工作。更何况，这些公司也许也并不想付出帮助，毕竟，“墙”把客户留在城里的同时也赋予公司权力——他们想让客户留下来，让客户永远呆在城墙里头——看看网页浏览器Chrome和它兄弟姐妹系统的复杂程度就知道了，它们的复杂程度都快赶上操作系统了。现在，你甚至不能在网络浏览器之间轻松地移动；他们已经变成了封闭的“城”。
要说是“现代技术的复杂性”让打破壁垒变得更加困难，那么“法律”也是如此。相信我，我知道一些公司有很多律师，EFF也有律师，我们会在必要时利用他们来应对政府和总统，也会利用他们来对付其他公司；但我们没有谷歌和 Facebook 那么多的律师。在美国，公司们总是声称在没有适当权限的情况下连接其系统不仅违反他们的服务条款，还违反法律。
你可能听说过，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唱片业 RIAA 要求 Github 取消 youtube-dl
如果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公司就通过起诉阻止互联网先驱的大胆行为，互联网是永远不会发生的；我们将生活在上一个时代的，被城墙包围的城市中。如果 Gophe r和 Ftp 的制作者和万维网的制作者像Tim Berners-Lee那样大胆使用一种新的客户端软件，万维网就不会出现了。幸运的是我们生活在当下，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如今，我们也将阻止其他互联网巨头这样做。这些巨头们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数字技术的理想，也不曾思考过那些体现在《网络独立宣言》中的，今天在场的几位演讲者对技术的看法——正是这些理想让我们所有人作为同伴自由地交谈，不必受边界（borders）或“墙”的阻止。
但为什么《网络独立宣言》中描述的理想世界还没被实现呢？程序员要拆掉的“墙”是中国的防火墙吗？是特朗普总统和他的高墙？还是有关 TikTok 的诉讼？当数字领域的墙在现实世界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时，我们对数字墙的恐惧似乎被稀释了；但实际上，我觉得理想的不可实现是“我们还没有打定主意要从这些新的被围上城墙的城邦（new walled city state）中宣布独立”的结果。
我的手机上有44个互不兼容的聊天应用——除了微信、Whats app 和 Signal，还有 Youtube、Twitter 、TikTok 和 Instagram 的内部聊天系统……实际上，Facebook 有三个互不兼容的聊天系统正被试图放在一起，而且非常肯定的是，谷歌有更多这样的系统。我拥有的每一个 APP 都允许我在上面说话，但如果我编写一个能把所有这些聊天服务联系在一起的 APP，也许谷歌或苹果会阻止它进入他们的应用商店。这是个问题吗？我不知道。我想让他们的应用商店见鬼去吧！让那些把垃圾应用商店安装在手机上的公司见鬼去吧！我们需要的是将所有其他应用程序商店连接在一起的“人民应用程序商店”（People’s APP store），无论他们是否授予你权限！
放眼望去，我们还有更多的墙要拆。EFF 目前正在与在美国和欧洲的监管机构进行沟通，这些监管机构确实希望减少对谷歌、Facebook 和苹果的垄断控制，使程序员作为一名企业家可以中断与这些巨头的合作且不用担心受到法律制裁。我们将允许他们这样做的原则称为“竞争性兼容性”（competitive compatibility ）或“对抗性互操作性” （adversarial interoperability）；目前，我们还在这两种说法之间摇摆。事实上，立法者是喜欢这个原则的！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明白，这个原则有助于消除他们所看到的、出现在网上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种“重建去中心化网络（decentralized web）”和“重建去中心化互联网（decentralized internet）”的方式。
我看到了“中心化”的那些“中心时刻”（central moments of centralization），那像是一种政体中的血块（blood clots in the body politic）。我认为，溶解这些血块的最好方法是让抗体与之接触，也就是让程序员和技术人员进入系统，提取我们需要的东西，重新连接和重写我们不需要的东西。我知道这在技术上很有挑战性，我们也一直在和那些正在试图打破这些墙的、单打独斗的人们联系。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需要新的协调水平，需要去中心化式的努力。即使在所有这些技术都唾手可得的时刻，这也是一种技术挑战，但我认为我们是擅长用技术解决技术问题的。比如，如果你和逆向工程师们聊聊，就会知道他们真的能做出很棒的软件。如果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可以在不断变化的视频中看到一张脸，也许它们也能在不断变化的二进制可执行文件中看到一个稳定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也困在我们的虚拟机中研究一番——就像它们把我们困在他们的应用程序中一样。
约翰·佩里·巴洛在给20世纪90年代各国政府的信中写道：
我赋予你们的权威永不大于自由本身的言说。我宣布，我们所建造的全球公共空间不被你们强加于我们的专制所约束。你们在道德上无权统治我们，也不拥有让我们真正恐惧的强制手段
原文为：“ I dress you with no greater authority than that which liberty itself always speaks. I declare the global social space we are building to be naturally independent of the tyrannies you seek to impose on us. You have no moral right to rule us, nor do you possess any methods of enforcement we have true reason to fear.” 。
我认为，面对21世纪的中心化企业水晶般脆弱的借口，我们也该这样宣言。
让我们一起建造那些可以解决上述问题的道路和桥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