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italism with a Transhuman Face 超人类面孔的资本主义
文／安娜·特谢拉·平托（Ana Teixeira Pinto）
整理翻译／陈苏元 杜若
校订／黄孙权 马雅
感谢你们的邀请。今天我将分享的主题是《超人类面孔的资本主义》。虽然我平时更喜欢即兴演讲，但为了确保翻译的流畅，我会尽量贴近这篇论文进行今天的分享。希望能够准确传达论文内容，感谢理解！
我想以1988年5月31日为起点，当时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在访问苏联期间向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发表了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站在十月革命的壁画前，谈论了一场不同的革命：数字革命。总统表示：“如同蛹一样，我们正在脱离工业革命的经济，那是一种受制于地球物质资源的经济，转向一位经济学家以《心灵的经济》为题的书所描述的“心灵的经济”（The Economy in Mind）。在这个心灵经济中，人类的想象力没有界限，而创造的自由将成为最宝贵的自然资源。” 随后，他引用了《圣经》的“古老智慧”并总结道：“一切的起点是灵魂，创造物的丰富物质皆由此发出。”
快进到今天，进入我们这个年代。我们已经不再生活在里根的梦想中。科技行业的风气在近年发生了性质改变，从比尔·盖茨所倡导的市场狂热的乐观主义转变为由湾区新反动主义者和网络君主主义者代表的数字封建主义。在科技文化中孵化并似乎已不可救药的加密法西斯主义论坛，在制造和传播另类右翼（alt-right）的词汇和形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琼斯母亲》（Mother Jones）（编按：一份美国历史悠久的左翼工人杂志）的报道，新纳粹网站“每日风暴”（The Daily Stormer，以德国纳粹的非官方宣传机构 Der Stürmer 为名）收到的大部分捐款来自硅谷，而苹果和英特尔所在的圣克拉拉县则是该网站最大的流量来源。顺便提一下，“每日风暴”网站因为夏洛茨维尔袭击事件（Charlottesville attack）及对一名年轻女性海瑟·海耶的谋杀，最终被从线上撤下而不复存在。因此，被称为另类右翼的极右运动最显著的特征是它与信息技术的关系，而不是与后工业工人阶级失势的期望值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表明法西斯意识形态的一种新配置正在形成，它在新自由主义的庇护之下与其协同工作。
因此，如果法西斯主义的每一次崛起都承载了对一场失败的革命的见证，那么可以说，在科技行业内崛起的加密法西斯主义倾向见证了“数字革命”的失败，其对后稀缺经济和社会化资本的允诺从未实现。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线上广受欢迎的赛博蒙昧主义（cyberobscurantism）、极右玄学（far-right esoterica）和偏执狂观念构成（paranoid ideation）的混合物可以被解读为这一持续转变的病变症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当前时刻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去西方化的进程，即西方正迅速失去其主导地位，并且与这一进程相并行的是，在这场持续的关于对殖民榨取矩阵的控制的争端中，中国作为可能之胜利者的出现。西方霸权的存亡取决于数字经济，更确切地说，取决于人工智能的发展，这是当前唯一快速增长的部门，也是在气数将尽的新自由主义阶段之外籌謀资本积累的另一阶段的唯一引人注目的尝试。文化战争将这种地缘政治的紧要关头畸变为一个道德寓言：创造物将要从其造物主那里把自己解放出来。换句话说，一种亚洲面孔的资本主义。我想展示一些图片，让你们了解这种转变在美学上是如何表现自身的。
这是一种被称为“蒸汽波”（Vaporwave）的互联网风格，这种蒸汽波风格将希腊罗马大理石雕的图像与类似电子世界的网格、柔和的色彩和棕榈树结合起来，将西方文明的神话起源与美国梦和科技行业联系在一起。重温怀旧情怀，蒸汽波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拼贴艺术，它将新世纪元素融入复古科技风格中，混合了有抱负的、灵性的和技术的元素。蒸汽波类型随后被白人族裔民族主义运动挪用，产生了视觉亚流派“法什波”（Fashwave）。在下一个图像中，你可以看到一个带有“黑太阳”（德语 Sonnenrad）的“法什波”迷因，这个符号曾被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使用，并在玄秘白人至上主义圈子中广受欢迎。这是另一个“法什波”迷因，与阿尔诺·布雷克尔（Arno Breker）的雕塑并置，他是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最受欢迎的雕塑家。在这个迷因中，这个图像与凯尔特十字并列，后者是一些白人至上主义团体使用的象征符号，其中包括“雅利安民族”（Aryan Nations）。在这个图像中，它的含义非常明显，口号“西方正在燃烧”与一个凯尔特十字并置在一起。
目前有很多关于人工智能的文章，可以说是太多了。这项技术确实带来了现实的经济和社会挑战，即大规模失业和错误信息传播的风险，但这些并不是让主流社会最为忧虑的问题。相反，业内人士经常警告说，他们正在构建的技术可能对人类构成存在主义的威胁。在这样一种人类灭绝的叙事中，有一种戏剧性元素，其存在超出了人工智能所能涵盖的范围，其自身蕴含着一种远比技术更古老的幻想。即使听起来很不科学，这些思辨也不一定是“错误的”或“虚假的”；事实上，也许它们对技术、科学或经济没有太多意义，但对白（人）性（whiteness）、西方霸权、或这种霸权的丧失来说却意义重大。
值得讨论的问题之一是，ChatGPT 如何通过编程误导研究人员。在最近发表的一份加文·德·贝克尔（Gavin De Becker）与 ChatGPT 的聊天记录中，谈及“国家安全备忘录第200号”（也称作“基辛格报告”）时，ChatGPT 以一种明显的企图不断误导研究人员，试图掩盖存在争议的美国政府政策。
然而，数字经济也改变了技术作为资本积累的过程，由此产生的阶级关系与美国生活方式的社会再生产是存在矛盾的。让私营部门——亚马逊、刚刚收购 Deep Mind 的谷歌、脸书、IBM 和微软——成为必需的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者，意味着技术精英阶层与庞大的失业或就业不稳定的底层阶级之间存在根本性分野。金融与数字技术结盟，挥舞着不可思议的权威，引领企业利润和精英权力的戏剧性复辟。
虽然这种走向寡头政治的趋势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西方自由民主的黄金时代，与其对内进行的性别和种族压迫、对外进行的殖民暴力一直是同步存在的，但随着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的工业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低的工资”，这种已然找到复兴强度的寡头政治趋势，阻碍着所谓的外围形构（peripheral formations）的发展，并重现为“全球南方廉价劳动力种族威胁”的论调。
随着社会权利在欧洲和美国的凋敝，一个庞大的安全装置正处于一种不断被巩固的进程中，“管理着被认为是对国家文明的威胁”。就像如今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战争的背景，被捏造为反反犹主义，以表示与反犹主义战斗的必要性。
对内管控种族化的生活，对外重新加强殖民的暴力，二者相互交织，创制了一种效应结构，使那些在经济上受挫的人仍然会从力比多层面或是象征层面投资自己。尤其是千禧一代，他们被鼓励将其身份认同与新创企业、社交媒体平台站在同一阵线（就像他们父母一辈看向的“美国梦”或向上流动性一样），并将他们所引领的企业家主体性模式误识为自由和自主的例证。可以说，白性作为一种力比多粘合剂，将不相称的财富抓握到了一起。网络文化战争，是一场关于白人没落和帝国霸权的更大斗争的代理。科技文化采取了黑客反文化的态度，同时又与支配性阶级保持一致，从而“在两者之间开辟出了一条有毒的通道”。
我想分享一个小图片，是埃隆·马斯克（Elon Mask）非常著名的一张照片，照片中他抱着一个洗手池走进 Twitter 总部，“让它沉入其中！”他刚刚收购了 Twitter，而从商业角度来看，这笔收购无异于一个巨大损失，但他收购推特的实际初衷是创建一个政治企划。
在后 89 的反政治氛围中，大量知识分子都以一种回避“党派组织和斗争等顽固存在的问题”的方式，致力于将政治解放概念化。在这一退出集体、拥抱新事物的过程中，“名义上的左翼学者们，有时由科技公司出资担任教授职位，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对新媒体的激进潜能感到无比激动”。事实证明，另类右翼对自由派意见领袖、广大的准学术界和当代艺术圈来说都很有吸引力，这归功于对德勒兹和德勒兹主义的庸俗阅读，杂交性、矛盾性和展演性在定义上被认为是多义性的，因此也是反威权主义的，而社交媒体的表达方式——以及几乎所有可以被描述为根茎性（rhizomatic）或破坏性的东西——都被拜物化为一种网络赋能的民主形式。
也许最重要的，是这些圈子共享着对于通常所说的“失败文化”的广泛不满，自柏林墙倒塌以来，“失败文化”便作为左翼对其政治历史的理解的特征。放弃了好战，转而倾向于忧郁症和失败主义者的内省，就如其批评者所言，左派（the left）——通常是名义上的而非政治上的左翼（left-wing）——陷入了一种莫名的不安，并最终落到了一种“左派传统主义的自相矛盾立场”，他们放弃了每一个有远见的計畫，进而空虚了自己的力比多能量。
左派被认为所缺乏的那种强度、令人陶醉的活力和近乎狂喜的体验模式，正是另类右翼必然要提供的。尽管往往与冲突于社会秩序的主旨联系在一起（这种冲突定义了反文化，这也是埃隆·马斯克这样的人所体现的），颠覆或超越道德规范的欲求并不一定具有政治性，而是取决于当前的共识。越轨的修辞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能与越轨的政治相脱节，纳粹剥削电影（Nazispoitation film）就是如此，它的主要驱动力是将政治的离经叛道与性的离经叛道联系在一起。在 60 和 70 年代，法西斯主义也为将权力与性相联系的幻想提供了现成的出口，如支配与服从，施虐与受虐。社会民主曾经有，且在许多方面仍然有着，一种法西斯式的力比多。
从情色方面来说，在这里以及在其他许多其他例子中——曼森家族（Manson Family）就是最极端的例子——越轨迅速变成了虐待。至少在当代艺术领域，越轨是一种流派，其生产一种犬儒式的尝试使审美经验成为一种道德暴行的直接延伸。例如，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用“青蛙佩佩”（Pepe the Frog）的表情包来嘲笑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在一张海报上写着“绿命攸关”，以此贬损尊重黑人生命的呼声，因为大家都知道，不存在绿命。最重要的是，越轨具有经济维度，与创造性破坏信条或硅谷俚语“破坏”一词相关联，这是反文化与科技或计算机文化之间的一个关键主题。
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集体性在定义上是属于不自由的（illiberal）。这涉及到一个非常古老的主题，某种程度上自由主义为其自身估值，这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他们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如果你为他人做了什么，这种行为可能是出于一定程度上的强迫，因为人类的基本动机是自私的，每人每时每刻都会表现出自私的行为。因此任何类型的同情背后都可能存在某种强制。基于新自由主义认为集体性即不自由的观点，在线网络连通性允诺自身将发挥解放之路的作用，可以规避集体组织行动的陷阱。但正如乔迪·迪恩（Jodi Dean）指出的那样，网络的虚无主义潜能是其个体化效应的产物。基于网络的互动还特别擅长将反叛与革命分离。尽管与反文化不尽相同，异端文化的本质也是对立性的， 因为它信奉被宣布为危险的或被封禁的知识、思想、理论和思辨。灵性探寻文化（Seekership）“产生于对离经叛道状态的意识，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意识。”异端社会文化氛围通过混淆文化上和政治上的离经叛道，为进入法西斯主义论域提供了便捷通道。
正如彼得·奈特（Peter Knight）所言，通过数字化催生的阴谋论“与其说是精神错乱的症候，不如说是对知识和真理可能性的一种反讽，它运作于双重否定的修辞领域。现在，它们被有自我意识地呈现为一种症状，这包括其内置的诊断”，而它的修辞功能不是表达信念，而是表明无处不在的犬儒主义和一般化的不信任。
这一立场与职业管理阶级的反政治及其矛盾态度是同延的（相对于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富裕或相对富裕的西方中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愿意将政治权力让渡给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和煽动家，他们和资本主义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矛盾的关系，这典型地被理论化为一种偶然的、混乱的力量，能够释放出“强大的乌托邦能量”，其异化效应可以被体验为一种解放。
几乎所有另类右翼中的杰出人物都将自己定义为政治上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和意识形态上的白人至上主义者。NRx 意识形态（编按：新反动主义运动 Neo-reactionary movement ，简称 NRx）的情况也是如此，只不过以一种更编码式的方式。这种重现的连续性表明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亲缘性，直到现在都一直被地缘政治的需要所扭曲。与其说新法西斯主义者是加密自由意志主义者，不如说自由意志主义是加密法西斯主义者，但其反民主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被 20 世纪最后几十年流行的修正主义历史所掩盖。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人们对这样一个事实的关注是不够的，即经济是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是源于秩序自由主义学派的，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民到美国变成了芝加哥学派。
“两个极权主义”的故事，将斯大林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在政治（和道德）上等同起来，与受自由意志主义启发的个人主义的反国家政治形成鲜明对比，在掩盖自由意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信条之间的亲缘关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冷战中“自由世界”相对“极权主义国家”的比喻将民主治理的问题纳入了一场史诗级的斗争，即自由力量——如艾茵·兰德（Ayn Rand）、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或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vig von Mises）等人推崇的——与不自由力量之间的斗争，使得民主与自由主义混为一谈。但是，民主自我治理并不是一种自由社会秩序的必要组成部分。相反，古典自由主义并不支持不可让渡的权利观念——哈耶克在支持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的智利政变时，曾言明赞同“自由专政”。古典自由主义对社会制度结构的基本规范是达成了共识的，正如戴维·埃勒曼（David Ellerman）所说，“（这种结构）留下了一种可能性，即一种自愿的宪法形式的非民主政府，在这种政府中，人们自愿同意放弃并让渡自我治理的权利给某个至高权力。”
从霍布斯（Thomas Hobbes）到罗尔斯（John Rawls），人们可以找到许多基于同意的让渡基本自我治理权的论点。在美国语境中，这一争论往往与“自愿奴役契约”问题联系在一起，因为“关于个体可比较问题是，一个自由的制度是否允许他把自己卖为奴隶？”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诺齐克（Robert Nozick）说：“我相信是会的。”又或者如另一位自由意志主义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所说：“自从奴隶制被废除后，法律禁止人的赚钱能力被资本化，一个人甚至没有出卖自己的自由。”
因此，回到埃勒曼的论点，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权利的让渡相对于权利的委托，而不是同意相对于强制。大多数当代自由意志主义者为将权力让渡给一个至高权力而辩护，而非公民将权力委托给代理人，新奥地利经济学家通常倡导非民主的主权城邦（如新创城市[start-up cities]或特许城市[charter cities]）。基于同意的非民主市或国家政府的自由意志主义模式包括 “自由城市”或“新创城市”的概念、所有权城市（proprietary cities）、帕特里·弗里德曼（Patri Friedman）的漂浮海上城市（floating seastead cities）、保罗·罗莫（Paul Romer）的特许城市或泰勒·考恩（Tyler Cowen）所称的“股东国家”（shareholder states），所有这些案例都将定居主体看作是已经同意了一种服从契约（pactum subjection），他们自愿决定迁入并留在该城市或国家便是证明。但所有这些情况都排除了任何民主参与政府的可能性。当，或者如果，同意被撤回时，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退出。
新反动主义（Neoreaction）是尼克·兰德（Nick Land）和 Urbit 所有者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笔名 Mencius Moldbug）的意识形态独创，其典型的主张是“选择性加入社会”（opt-in societies）或 “政府公司”（gov-corps），理想情况下由一位首席执行官国王管理。巴拉吉·斯里尼瓦桑（Balaji Srinivasan）、彼得·泰尔（Peter Thiel）和帕特里·弗里德曼虽然没有被认定为新反动主义者，但他们也主张选择性加入制，将公民权利仅限于投资者（股东），禁止股东代理。在政府公司模式下，国家将不再监管资本，而是成为资本不受约束的表达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反动主义者是古典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们不想限制国家权力，而是想将其私有化。人们将拥有离开的权利，而不是民主权利：兰德断然拒绝政治代议的民主概念，即拥有“发言权”的民主概念，他认为唯一有意义的权利是“退出”（exit）的权利。
然而，退出意味着隔离：整个概念的关键在于把他人抛在身后。相似于“资本罢工”（capital strike）（艾茵·兰德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 中的一个概念，意为在经济中暂停新的投资。小说的故事情节围绕一个社会主义的美国展开，最具创意的实业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以罢工来回应福利国家的要求，他们撤退到一个多山的隐蔽处，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自由经济体），这种“退出”是非正式说法 “白人逃离”的正式版本：中产阶级白人人口迁往种族更加同质的地区。
硅谷还大力投资于比特币，正如大卫·格伦比亚（David Golumbia）所言，比特币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功能远远超过其技术功能。从经济学角度看，比特币是对一个错误问题的回答：价值波动不是形式上的问题，而是政治上的问题，它不能通过软件工程来解决：“没有直接的监管结构”，任何金融工具都可以“被用作一种投资”。然而，从意识形态上讲，比特币反映了人们对美联储被“外国”控制的根深蒂固的焦虑，说得更广泛一些，比特币是一场以金融资本的非法性或不自然性为标志的反犹主义蠕变。
在我看来，问题并不在于新的极右翼从根本上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还是非法西斯主义，而在于这种法西斯主义的新面孔如何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法西斯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扣接。法西斯主义不需要大众运动，它是一种社团主义（Corporatism）信条，而非集体主义信条。尽管在 20 世纪初上台的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性迭代获得了相当多的民众支持，另类右翼——虽然还在持续动员传统极右翼——仍具有强烈的超结构性。
社团主义是一种有机体说：社会被表征为一个有机体，即社会身体。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社团主义并不按照阶级划分来叙述社会对立的结构。相反，它坚持大脑与四肢之间是一种和谐关系，雇主与雇员之间也是如此，并将两者共同对立于以社会身体为食的外部或寄生性因素。在古典法西斯主义中，这种寄生性因素通常被描述为金融（并被编纂为犹太人）。然而，在新自由主义下，寄生者的位置往往被归咎于国家——一个为了不值得的、种族化的福利受益者的占位——其不正当的税收削弱了公司的生产力。在欧洲和美国，税收问题越来越多地与种族主义者拒绝纳税联系在一起，税收广泛地被视为对种族化少数群体的支持。通过“退出”，你可以甩掉寄生者，把他们抛在身后。
阶级意识与大众运动之间的非同一性取决于白性的构建；取决于致使那些在经济上受挫的人仍然会在力比多和象征意义上投资自己的效应结构。但是，由新反动主义（视白性为资本的代理）和那些另类右翼（视资本为白性的代理）所表征的政治立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紧张关系。
新反动主义并不拥抱传统的极右种族信条，而是认为“基因自我过滤的精英”已经处在一个将其自身从那些智力平均或低于平均的人中分离出来的进程之中，这一进程最终将致使超人类高级种族（transhuman super-race）的出现，以及“一个利用智力增强技术使自己处于一种无懈可击地位的强大领袖。”尽管超人类的高级种族目前看来似乎不太可能，但现有技术已经让我们沉浸在赛博自由意志主义信条所呈递的激进瓦解中，想想“零工经济”是如何规避社会契约的。
在由哈里森·弗鲁斯（Harrison Fluss）和兰登·弗里姆（Landon Frim）最近为《营救》（Salvage）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他们将这些分叉的拉力之间的摩擦，视为对抗的“动物精神”比蒙（Behemoth）和利维坦（Leviathan）之间的一场斗争。比蒙表征着族裔民族的领土完整，而利维坦则代表着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所说的“海盗资本主义”（corsair capitalism）：贸易和金融的流动活力。如今更加为人所知的，是霍布斯的《利维坦》（1651 年）铜版雕刻中出现的高大形象，作为国家或“统治者”（rector）的象征。利维坦最初是一种危险或邪恶的力量，有时是海洋本身，有时是龙或魔鬼，被表现为海怪或蛇形鲸鱼。施米特认为，霍布斯之所以选择这个书名，是因为它唤起了一个巨大的身体的图像：身体政体（body politic），霍布斯将其与比蒙相对立，后者是社会动荡或革命的象征，自然状态下的无政府主义的能量。另一方面，施米特又回到了卡巴拉主义者（Kabbalist）的阐释，将利维坦视为海上力量的象征，与表征陆地力量的比蒙作战。在施米特看来，利维坦代表了大英帝国的海上帝国权力（thalassocratic power），他将其与陆上的德意志帝国进行了对比。
但是，与其说比蒙和利维坦是对抗性的力量，不如说它们是同一政治体的不同面（例如，沙特阿拉伯：既是种族专制国家，又是金融强国），或者说是它的后继国：由于公海已然让位于作为动态积累场所的赛博空间，利维坦，套用弗鲁斯和弗里姆的说法，可以说表征了资本主义的一种加速形式，它正在废除最初使其得以繁荣发展的历史因素（即比蒙）。因此才有了青蛙，有了对粘性生物和洛夫克拉夫特式主题（Lovecraftian themes）的迷恋。
青蛙是一种阈限动物，处于两种不同身份之间的入口或两个不同世界的交叉处。它们是变化多端的边界性存有，其形态学是隐喻的具身化。离经叛道、等级制度的颠覆、或秩序的解体都在胶质两栖动物的身体上实体化——它们是整个地球正在经历的阈限经验的替身。
套用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的观点来结尾，在欧洲被称为“法西斯主义”的东西不过是殖民暴力找到了回家的路。法西斯主义是资本的肮脏秘密：它总是喜欢通过恐怖而不是工资关系、契约或市场来接近它的臣民，在成为它的受害者之前，欧洲白人是“它的帮凶”；他们容忍它，为它开脱，对它视而不见，使它合法化。硅谷的亿万富翁们在新西兰（这个国家更有能力抵御即将到来的环境灾难）建造末日地下碉堡，而社会民主正在容纳法西斯计划，以生命政治的角度对待某些群体，管理（和性别化）他们的生活，同时其他群体则被置于一种死尸政治制度（necropolitical regime）之下——被压制、被驱逐、被罪化，最终被杀害或留下等死。
2003 年，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想象世界的终结比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要容易得多。”通过将社会形式本体论化，有机体论隐喻的社团主义是建立这样的基础上的，它暗示着上述形式的危机就是社会和文明本身的危机。在这里，生活方式等同于生存。因此，对于大部分（以白人和相对富裕的群体为主）的人口来说，尚未遭受几个世纪的迫害重负，他们不自觉地或半自觉地认为，世界末日比种族资本主义所给予特权的终结更可取。感谢您的聆听，我的发言到此结束。
问答环节
Q：硅谷的技术现在已经成为新纳粹主义的孵化基地，您认为这将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普遍趋势吗？
Ana：我对此没有答案。但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讨论是，现在有一种对人工智能建立恐慌的尝试，很多业内人士都在这样说，比如他们在电视频道上接受采访，说人工智能会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这是因为开源人工智能非常有效。这其实是一个关于垄断的问题。他们希望制定规定，以阻止开源人工智能的发展。那么当然，如果他们成功，这在未来将是被私有化拥有的资源。如果他们不成功，如果有像开源人工智能这样的资源，那么你最终可以社会化这项技术，然后可以扭转这些趋势。在当前的时刻，明显是这样一种趋势，技术资源的积累处于在一群具有非常明确政治意识形态和特定政治纲领的人手中。
另外，从经济学角度看，就像埃隆·马斯克收购推特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事情，因为它亏损了很多钱，但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想要创造出一种工具来实施意识形态计划，而这正是他在做的事情。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项投资是有回报的。此外，我无法给出一个肯定或否定的答案也是因为这取决于政府如何应对，以及实施什么样的立法。
Lee Felsenstein：您在之前的发言中将埃隆·马斯克与反主流文化等同或混为一谈，我想知道您这样做的理由？
Ana：这有点讽刺，但硅谷的整个神话，或者说他们表述自己的方式，似乎都有点借鉴反文化的修辞。从历史上看，使得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及《全球概览》（The Whole Earth Catalog）兴起的新公社运动（New Communalist Movement），基本上是根植于反文化的。尽管你可以说，它最终扭曲了反文化，或使其变得面目全非。但我认为仍然有一个历史轨迹，且现在还在被动员，特别是在硅谷将其自身的起源神秘化的那种方式上，我认为它仍是某种动员，因此它有自己的起源，谢谢。
Marc Weber：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是一位移居硅谷的南非人。我的意思是，湾区也有很多军事起源的、大公司的和各种各样的东西。我想，我并不真正理解反文化与当今硅谷的另类右翼或自由意志主义声音之间的联系。这似乎是一条非常非常难的线索，关于这一点您可以再展开谈谈吗？
Ana：这里面有一个历史轨迹，起初是新公社运动，那基本上是一场移居加利福尼亚北部山区进行公共生活的运动，这场运动也催生了互联网通信的原初形式，而它们在反文化中有着明确的根基。我认为，在这里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时刻：从政治上讲，这种反文化形构并非与左翼企划在同一阵线上，而实际上与自由意志主义的计划一致。但这显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但比如说，对越轨理念的畸变的兴起，就像这种反文化的左翼概念，你甚至可以追溯到68年和68年学生运动。而必须对文化形式和文化规范越轨的概念与破坏的概念纠缠在一起，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也是秩序自由主义学派首先提出的，然后被芝加哥学派和芝加哥男孩使用。而这一点，在 “快速行动，打破常规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这样的口号中得到了表达。其中的理念是，你可以从调动具有文化性质的反文化习语，并以一种经济的方式或形式加以运用或部署。就另类右翼而言，有一种破坏和越轨的理念的美学表达。而像破坏和越轨这些理念，在传统上是与左翼计划在同一阵线的，甚至讽刺或挖苦的理念，如对权威人物的挑战、对既定观念的挑战，在传统上是与左翼相一致的。然而，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自从左翼赢得文化战争后，这个越轨的主旨就转移到了政治光谱的右边，且成为了一种工具，而如今在使用它的并非左翼运动而是右翼。我不确定是否回答了你的问题。
讲者简介
安娜·特谢拉·平托，居住在柏林的作家和文化理论家。她是HBK布伦瑞克艺术学院的艺术理论教授和荷兰艺术学院的理论导师。她的作品出现在 Third Text, Afterall, e-flux, Artforum 和 Texte zur kunst 等出版物中。同时，她也是斯腾伯格出版社 《论反政治》系列丛书的编辑，以及即将出版的《熵与时间政治寓言》的作者。
Ana Teixeira Pinto is a writer and cultural theorist based in Berlin. She is a professor of art theory at the HBK Braunschweig and a theory tutor at the Dutch Art Institute. Her writings have appeared in publications such as Third Text, Afterall, e-flux journal, Artforum and Texte zur Kunst. She is the editor of the book series On The Antipolitical, published by Sternberg Press and the author of the forthcoming publication Entropy and Chronopolitical Allegory.
